春秋战国时期妇女享有一定的社会性成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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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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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妇女享有一定的社会性成人的权利

她们享有一定的社会性成人权利的另外突出一点，是仍然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这表现为无论婚前婚后，她们跟男性交往接触习以为常，而且只要两相投合，就可以自由随意地表示情爱，并不全然听由礼俗约束；对自己的婚事有一定的自主权，并非象后世那样任凭家长摆布，离异再嫁也未受严格限制。

关于这些情况，西汉中期以前的历史文献给我们留存了大量信息作证。例如，《左传•庄二十三年》载：鲁庄公“如齐观社”——据《墨子•明鬼篇》云，“燕之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11]，意即当时“齐”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齐社、供男女自由求欢求嗣的游嬉场所——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庄公也不禁心驰神往，不顾影响地专程跑到齐国去游观其社，则可想见，齐社的情爱交际活动规模之盛。

不仅如此，这类交际还常见于权势贵族招待宾客的酒宴间和民间的“川闾之会”中，战国中期齐国大夫淳于髡就曾对齐威王绘声绘色地讲述其“欢”、“乐”，说那时“男女杂坐”，经一番嬉闹，只见“前者坠珥，后有遗簪”，耳环发饰全掉落地上，或者“男女同席”，鞋履交错，杯盘狼藉，且日暮主人殷勤留客而“堂上烛灭”[12]，简直令人乐不可支。如果说前者犹是俗定、限期的有以遮蔽的自然场所，那么后者则是不时举行的公众宴饮场合，不仅涉及面广泛，并且男女一无顾忌地取乐，足见其时社会还给寻求欢爱的男女留着一片空间相当宽松的“圣地”。

在这种社会环境里，那些追求实现情爱个体主体价值的女性就显得十分活跃。鲁国“泉丘”某女子仅因一梦就带着一个女伴私奔那梦中情人[13]；齐国王子法章因避内乱，逃至莒地太史敫家做佣工，敫女见他状貌奇特，就经常资给衣食，“而与私通”[14]。

有的贵妇以至于不计异性身份、年龄，就与姘居，鲁国权臣季公鸟之妻季姒的情夫是她家主管饮膳的“饔人”[15]，晋卿栾桓子之妻栾祁的情夫是她的家臣[16]，卫卿孔圉之妻伯姬因童仆浑良夫魁梧俊美，而与之“通于内”[17]。我们还从文献中看到，战国时期的一些学者和辩士常常以儿女私情为喻述事论理：孟子将不以正道谋取官职喻为男女“钻穴相窥，逾墙相从”[18]；齐国某士讥刺居官不治事而俸禄千钟的稷下先生田骈，说他就象自家邻舍一位名为不嫁、不到三十岁便养“有七子”[19]的妇人；苏秦为了向燕王辩白别人的诬陷，借用某淫妇叫侍妾持毒酒谋害丈夫，该妾有意绊倒弃酒却反遭其丈夫鞭笞的故事，来表述“以忠信得罪”[20]的道理。

他们的言论更进一步证明，两性性关系的自由随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婚姻、家庭方面，能自行择偶，或夫妻平等相处、互敬互爱，遇到特殊情况希望维持婚姻或由女方中断婚姻者，也都不少见。

郑国徐吾犯的妹妹因有姿色，两位王孙同时致礼行聘，争持不决，执政大臣子产便让她自己挑选，她鄙视那位刻意打扮、赠礼丰厚的王孙，而选中身着戎装、一跃登车以示勇武的另一少年[21]；晋国士人冀缺锄田除草，“其妻饁之”，恭敬地把饭食送到面前，两人“相待如宾”[22]；晋公子重耳避乱流亡至“狄”，曾与季隗发生婚姻关系，当他决定去齐国之前，郑重与季隗相约：“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她回答说：“我二十五年（岁）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23]，他们都不希望婚姻破裂，故相约维持婚姻关系；齐国晏子御者之妻见丈夫“策驷马”而自鸣得意、不知深浅的模样，感到羞耻，认为这样的男人不配做丈夫，就决意要求离异[24]；魏国外黄县某富家女因丈夫是“庸奴”，就离家投靠她父亲以前的宾客，由他作主，与丈夫断绝关系，另嫁只身四处交游的贫穷士人张耳[25]。

可知，在婚姻问题上，她们并非一味任人操纵、支使，而是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自主行为。那么，性的相对自由随意和婚姻上的一定自主行为，集中表现出了她们仍有较多的为后世妇女绝对不能企及的人身自由。

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与人身自由是体现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权利。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既不同程度地享有这种权利，则可断定，她们作为社会性成人，虽是意义不完整而且还在缺损的社会性成人，而依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