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国民政府时期公医制度兴起的背景与原因

公医制度的兴起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又离不开内在因素的促使，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疾疫肆虐，卫生条件差

民国时期，内忧外患交相迭至，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自然灾害爆发频繁，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天灾人祸，使民众的生活困苦不堪，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体质孱弱，免疫力非常差，加之经常疲于奔命，迁徙流亡，容易受各种病菌的侵袭，疫病爆发频仍，受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缺医少药，致使人口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当时的各类疫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急性传染病。包括疟疾、痢疾、霍乱、伤寒、天花、白喉、猩红热、鼠疫等疾疫，在民国时期被定为统一管理的法定传染病，这些疫病的传播速度快，危及面十分广，死亡率高，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痢疾：痢疾发病率仅次于疟疾，1937年，湖南凤凰沱江镇黄丝桥痢疾流行，死亡50多人，其中刘九九等3户17人全部死绝。据1938年—1941年疫情记载，该地区共发病1146例，死亡1107人，死亡率高达96.07%，仅次于霍乱，居第二位。[2]（P291）2．地方病。地方病是指某些具有地域性特点的疾病。如黑龙江等地的克山病，长江以北的黑热病，江浙地区的钩虫病，长江中、下游一带的血吸虫病，滇黔等省的恶性疟疾，广东省的麻风病等。在灾难频仍的旧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异常窘迫，温饱尚难保证，更别说买药医病，民众的身体素质极差，体质孱弱，儿童的身体状况更为糟糕。1929年至1934年南京、上海等8大城市检查小学生126283人，结果发现90%以上的学生的身体有缺陷，健全者不足10%，这还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更何况在那些偏远落后的乡村地区，甚至连基本的医疗设施也没有，民众的体格状况之差可想而知。可见，当时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医学人才缺乏、医事设备缺少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没有制度的改善，即使医师数量增加，设备改进，问题还是不能根本解决。因此有人主张，“要根本解决全国的医药问题”，惟有实行“医药国有”，“不但公共卫生事务，凡是有关于医药卫生的事，统统都归公家来办理”。譬如治疗，省有省立医院，县有县立医院，各区、保又另有较小的医院，各乡镇各有诊疗所，乡民染了病的，不分贫富，一律都可以得到相当的治疗。一切的医师护士都是国家的雇员，这样也就解决了医师护士不肯到乡间去的问题。[5]

当时的民众，缺乏医药卫生知识，受传统的鬼神观念的影响，愚昧无知，特别是农村的病人，往往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江湖郎中、甚至巫医、神汉们身上，既浪费了钱财，又白白丢失了性命。只有大力地进行医疗卫生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群众的认识，医疗卫生事业才会发展，民众的健康才会有所增进，社会才会进步。

（二）国外医疗制度的影响

当时的报刊、杂志经常大篇幅介绍、宣传国外特别是苏联等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要求发展卫生保健事业，推动我国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国外考察各国的卫生事业。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国家的卫生事业发展很快，民众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与我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状况引起了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苏联的公医制度体现了医疗保障的高度的中央集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规定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待遇，享受平等的医疗福利，改变了生病时无钱医治，付不起医药费的情形，使人们在遭受疾病时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但国家因此花费巨大，且在此过程中不乏乘机损公肥私之人，造成大量国家财富和资源的浪费，势必给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由于多种因素的束缚，苏联的公医制度并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如“使一切居民都容易获得诊疗”的这一点，因为地广人多，医生及医疗设施不足等原因，虽然实行了，但在当时还不可能完全使一般民众获得免费诊疗，“有资力者自然还得自己负担经费去找医生”。国立诊疗机关的医生每天只工作六小时，其余时间可在家里看病，并且允许从患者处取得报酬。但“一切加入疾病保险者，即工资劳动者及其家属，军人及其家属，负伤的退伍军人，学校儿童，农民之贫困者，均规定有免费或收费的契约制度”。[8]

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等国所实行的国家补贴型的医疗卫生制度也吸引了当时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注意。法国将全国分为42个区域，依照人口的多少，面积的大小而设置医院、诊所，所有医疗机关的经费，半数由地方税收拨充，半数由自治领政府补助，经费管理则由当地公选董事组织董事会负责，由政府所设立的医疗诊所，占全部医疗诊所的90%，10%则是私立的，亦由政府补助一部分经费。从1940年起，所有的医院、诊所都实行免费治疗，私立医院也是如此[9]（P71—73）。这样既保证了病人能接受合理的治疗，又能避免一些医疗弊端，而国家又不至于因此经费困难，这是根据国情制定的较为合理的方案，既照顾了各地不同的情况，又使人人都能受到平等的待遇。李涛于1933年对《世界各国的医师教育》一书的书评中指出，世界各国的医学教育，分为三派，一派是以造就研究医学的人才为目的的研究派，如德、奥；一是以造就治疗人才为目的的学徒派，如法、英；还有一派是新兴的以发展社会医学、实施公共卫生为目的的公医派，以苏俄为代表。欧、美、日的医学教育发达已久，医学院校林立，医师数目很大，我国与苏俄建立之初的情形十分相似，而苏联医疗事业发展速度很快，“居在僻乡的贫苦农民也一样沾到新医学的恩惠，医学校、医院和医师的数目增加的蓦然惊人。”[11]两相比较，言下之意，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公医制，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

（三）国民政府巩固统治的需要

（四）中国卫生行政事业的发展

（五）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