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

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

从西周初期起，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吸取商贵族亡国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出于权力秩序调整的需要，而制定、推行了外婚、嫡庶、庙祭等一系列制度，牢固确立起宗法父权制统治，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开始逐渐沦落。“周礼”严格规定的同姓不婚的外婚制将婚姻双方分为内外两部分。以男方为内，女方为外，内娶妻妇，外嫁女儿。前者即用聘礼取回女子，以保证父权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后者又称为“归”，表明女子唯一被认可的归宿是嫁为人妻。

出嫁之后，她们在婆家的辈份缘夫而定，即“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26]，社会等级也随丈夫的政治地位以定名，王之妻为后，诸侯之妻为夫人，大夫之妻为孺人，士人之妻方称妻，平民之妻统称“匹妇”。这种婚姻制度就牢固确立了夫妇间的主从关系。为维护父权家庭伦理和确保权力顺利分配交接而实行的嫡庶制，及由此派生的宗法制，则将同属于某一贵族的众多妇女，严格划分尊卑亲疏等级，嫡妻嫡母地位高于众庶妾庶母，而媵妾中又分为若干等级；嫡妻没有儿子而姬妾产子，按照“母以子贵”的宗法原则，姬妾可以扶为正室，其等级贵贱则全由男性本位父系宗统来确定。再者，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周代，宗教性的祭典是极为慎肃重要的，祭典中等级与性别分工的礼仪十分明确，只有身为“室家君王”的男子才有资格主祭，他们的嫡配妻妇只能充任配角与助手；作为祭祀之一的祭祖妣制度，无论是天子的七庙还是诸侯的五庙，都以祭祖为主，而以妣为配。

这些制度则进一步从政治、宗法、宗教等方面强化了妇女的附属身份。就正因为她们是从属于父权家庭和丈夫的，故在周代便有人称其为“属妇”[27]。也正因为她们被父母辛苦养大，却只能“归”属他人，为他人从事家务、生殖劳动，就逐渐产生了诸如“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28]之类的轻视女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习俗。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而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之后，不仅上述制度照旧被沿用，而且，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分化，又产生出许多使其地位继续沦落的新的社会因素。概括起来，其新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愈演愈烈的掠夺兼并战争使妇女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暴力伤害，她们渴望得到人身保护，而加深了对男性的依附。

恩格斯在其不朽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一节中，引述希腊荷马史诗说，战争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34]，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描述美洲原始社会印地安部落酋长虏掠妇女时，也很感慨地说：“美人与战利品是英雄时代恬不知耻地提出来的口号[35]”，凡统治者既都具有依仗权势渔色纵欲的本性，那么，他们的话同样适用于形容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权势贵族的淫秽劣迹，《墨子•非攻下篇》驳斥“好攻伐”的君主“非以金玉、子女（即女子）壤地为不足”而是以“义”以“德”而战的虚伪论调[36]，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楚文王闻悉息侯夫人息妫姿色妩媚，即率兵袭杀息侯，灭掉息国，“以息妫归”[37]，强迫她为妾；陈哀公被郑国战败，“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38]，即将国内男女分开排列捆绑，以待奉献，这就是主动以女色作为郑军将士冒矢石攻城陷阵的补偿，以免他们四处搜寻而致杀人放火的举措；前506年，吴国君臣攻入楚国郢都，就兽性大发，“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39]，按君臣等级强占楚国各级贵妇，以为战利品供己享用；李斯上书谏止秦王嬴政“逐客”时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郑卫之女不充后宫”[40]，可知秦之后宫美女则多是诉诸武力从它国索取，其后秦王政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掠夺美女乃创历史记录，六国诸侯美人就相继被他悉数虏走，幽闭咸阳各处宫中，竟达“万余人”[41]之众。对妇女的伤害不仅来自敌方，也因正常秩序被战争打乱而发生在本国内部，墨子的“守城之法”强调女子参与大军行动，须“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42]，商鞅的“守城之道”也强调“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43]，不让他（她）们互相往来，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妇女不时遭受本国异性骚扰、强暴的事实。凡此说明，每当战火燃烧之际，就是妇女蒙受灾难最深之时，因而，她们总是寄希望于父兄、丈夫、亲属及乡党邻里的保护，而事事处处加深了对他们的依靠。

这反过来又更使男性增强了轻视女性的心理。

一是在军事兼并与被兼并的严峻形势下，各国高层权贵积极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利用妙龄美靓女子特有的价值使其充当外交政治工具。大国君主需要拉拢它国遏制打击强敌，因政治、军势形势发生变化需要与强敌改善关系，或借联姻之名以行政治渗透之实，或施放“修好”烟幕趁机吞并弱小；小国和势力相对较弱的国家需要向大国输诚纳款，求得它们的庇护，或不堪忍受大国逼迫需要联合与之抗衡，或兵败城陷而愿奉献一切以图苟全，等等。这些外交活动，就无一不将靓女派上用场，用她们的娇容媚态去换取对方权贵政治上的承诺或宽容、让步，去娱其意，征服其心，消磨其锐气，来牟取更大的即使用军事手段也不能获得的政治利益。她们成了高层权贵最便捷、最有效、最廉价而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

一是以“男女有别”为基本内容的性别伦理逐渐得到推广，束缚妇女的礼教枷锁已打造成型。由于纵欲主义思潮的泛滥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的几家学者都极力倡导规范两性伦理。孔子说：“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56]，而主张以“礼”设“男女大防”，孟子则明确提出“夫妻有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57]，荀子则进一步从男女无别的祸害——“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58]，来陈述设置礼防的必要性。显然，他们倡导“男女有别”，是为了维护婚姻的和谐与纯洁，维护亲属之间长幼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防止发生乱伦行为，破坏家庭宗族的血缘结构，毁掉家属族之间的亲情，是为了维护社会上下贵贱的政治等级秩序，防止家、族内外男女偷情野合，引发寻衅报复甚至杀人灭门的祸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应该说，他们针砭时弊的这剂“男女有别”的药方，确乎对准了病症，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然而，为了达到“别”的目的，他们致力于发挥、传播乾坤阴阳学说，人为地夸大、歪曲男女性别差异，贬低女性的人身、社会价值，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59]，以天地上下悬隔的自然属性来判定男女的性别等次，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以乾道“云行雨施”、坤道“乃顺承天”[60]（大地承受天空雨露才滋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推论出女需待男而嫁、妻需待夫施而化（生育），女、妻必须从属于男、夫的价值属性，以乾阳“刚”“动”和坤阴“静”“柔”的特性，推论出妇女因为柔顺而易受诱惑、失德，因为柔顺“当待夫唱而后和”，使“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61]，即使妻妇从事中馈纺绩之类微贱的“内事”，支持丈夫营生谋业的重大“外事”，是天下不可变易的大道理。这些学说就为打造礼教枷锁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再者，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以修身为治国之本；而修身是指通过自我伦理约束，力求道德自我完善。其“完善”的政治标准就是在家做孝子，出外做顺民，入仕做忠臣。

要培养这样的人，儒家认为最理想的教师就是家庭中的良妻贤母。因为她们以“主内”为职分，朝夕与儿女相处，有母性所独具的深厚关爱，其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于树立儿男的政治抱负和陶冶他们的品德操守，进而对于下一代家庭的构成质量，及第三代人口的素质，都影响极大。为此，儒家特别看重妇女的修身，对她们提出了总称为“妇道”的许多苛刻礼规。而它的传播，并不因为儒术与大国争霸尚武、“以攻伐为贤”的时势相悖，而受政府的干预、限制，相反，由于儒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与”与“夫夫妇妇”的伦理思想，重视感情教育以培养后代德操的教育思想，切合于社会各层面每个父权家庭治家的需要，切合于社会人口代谢的需要，以巨大的生命力植根于社会，一代代传承不息，“妇道”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逐渐得到传播，用“妇道”来规范女性的言行，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

这一点，可用下面史例加以证实。楚昭王在云梦泽遇“盗”袭击，其大夫钟建不顾一切，背负昭王妹妹季芈逃离脱险，事后她坚持对昭王说：“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62],意即钟建既已接触她的身体，就非他莫嫁；孔子门徒子贡在“阿谷”的郊野持酒觞向一浣衣女子讨水喝，她顺流舀满放置沙地上，一脸严肃地说：“礼固不亲授”[63]——依礼，我决不能亲手把觞交还你；齐国“画邑”士人王蠋面对燕国军队屠城的威胁，以“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64]表白宁死不屈的决心；燕国辩士蔡泽向秦国应侯范睢陈说君臣利害关系时道：“……夫信妻贞，家之福也”[65],可季芈生长在礼制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楚国，耳濡目染的是南方蛮夷习俗，阿谷浣女不过一山野村姑，王、蔡二人为在野寒士，他们张口就用“妇道”晓喻事理，表白心迹，足见，其时儒家“妇道”教化的推行已相当普及。

此外，我们还看到，学术思想与儒家大唱反调的墨家，与儒家大相径庭的法家，也都提倡“男女有别”。墨子说：“出入有节，男女有辩”[66],其所以盖建房屋，除避寒暑的用途之外，就是“以为男女之别”[67],而“别”的最佳选择是将妇女禁锢在家中，使其“纺绩织纴 ，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缲”[68],忙碌于她们的“分事”；法家商鞅则把男女有别列入“义”的范畴，说“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69],韩非甚至把男女无别视为亡国征兆：“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内外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70]。于是，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也在下层社会施加影响，以推行富国强兵之术受到权贵器重的法家在上层社会发挥作用，就促使儒家“妇道”教化的传播更加迅速、普遍。

这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开始全方位启动进入男人统治时代，历史所赋予的这种使命便需要妇女进一步作出牺牲，来为这一转型的时代列车铺垫轨道，为构筑男性的神圣政治殿堂添砖加瓦，而她们却被戴上了礼教枷锁，在不断付出中一步步走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