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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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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8

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

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原因

从西周初期起,周王朝的上层统治者吸取商贵族亡国的教训,更重要的是出于权力秩序调整的需要,而制定、推行了外婚、嫡庶、庙祭等一系列制度,牢固确立起宗法父权制统治,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就开始逐渐沦落。“周礼”严格规定的同姓不婚的外婚制将婚姻双方分为内外两部分。以男方为内,女方为外,内娶妻妇,外嫁女儿。前者即用聘礼取回女子,以保证父权家庭的稳定和延续,后者又称为“归”,表明女子唯一被认可的归宿是嫁为人妻。

出嫁之后,她们在婆家的辈份缘夫而定,即“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26],社会等级也随丈夫的政治地位以定名,王之妻为后,诸侯之妻为夫人,大夫之妻为孺人,士人之妻方称妻,平民之妻统称“匹妇”。这种婚姻制度就牢固确立了夫妇间的主从关系。为维护父权家庭伦理和确保权力顺利分配交接而实行的嫡庶制,及由此派生的宗法制,则将同属于某一贵族的众多妇女,严格划分尊卑亲疏等级,嫡妻嫡母地位高于众庶妾庶母,而媵妾中又分为若干等级;嫡妻没有儿子而姬妾产子,按照“母以子贵”的宗法原则,姬妾可以扶为正室,其等级贵贱则全由男性本位父系宗统来确定。再者,在“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周代,宗教性的祭典是极为慎肃重要的,祭典中等级与性别分工的礼仪十分明确,只有身为“室家君王”的男子才有资格主祭,他们的嫡配妻妇只能充任配角与助手;作为祭祀之一的祭祖妣制度,无论是天子的七庙还是诸侯的五庙,都以祭祖为主,而以妣为配。

这些制度则进一步从政治、宗法、宗教等方面强化了妇女的附属身份。就正因为她们是从属于父权家庭和丈夫的,故在周代便有人称其为“属妇”[27]。也正因为她们被父母辛苦养大,却只能“归”属他人,为他人从事家务、生殖劳动,就逐渐产生了诸如“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28]之类的轻视女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文化习俗。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历史根源与思想根源。而当历史发展到春秋时代之后,不仅上述制度照旧被沿用,而且,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分化,又产生出许多使其地位继续沦落的新的社会因素。概括起来,其新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愈演愈烈的掠夺兼并战争使妇女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暴力伤害,她们渴望得到人身保护,而加深了对男性的依附。

恩格斯在其不朽论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家庭》一节中,引述希腊荷马史诗说,战争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34],十九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古代社会》中描述美洲原始社会印地安部落酋长虏掠妇女时,也很感慨地说:“美人与战利品是英雄时代恬不知耻地提出来的口号[35]”,凡统治者既都具有依仗权势渔色纵欲的本性,那么,他们的话同样适用于形容春秋战国时期那些权势贵族的淫秽劣迹,《墨子•非攻下篇》驳斥“好攻伐”的君主“非以金玉、子女(即女子)壤地为不足”而是以“义”以“德”而战的虚伪论调[36],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例如,楚文王闻悉息侯夫人息妫姿色妩媚,即率兵袭杀息侯,灭掉息国,“以息妫归”[37],强迫她为妾;陈哀公被郑国战败,“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38],即将国内男女分开排列捆绑,以待奉献,这就是主动以女色作为郑军将士冒矢石攻城陷阵的补偿,以免他们四处搜寻而致杀人放火的举措;前506年,吴国君臣攻入楚国郢都,就兽性大发,“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39],按君臣等级强占楚国各级贵妇,以为战利品供己享用;李斯上书谏止秦王嬴政“逐客”时说,“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郑卫之女不充后宫”[40],可知秦之后宫美女则多是诉诸武力从它国索取,其后秦王政发动统一全国的战争,掠夺美女乃创历史记录,六国诸侯美人就相继被他悉数虏走,幽闭咸阳各处宫中,竟达“万余人”[41]之众。对妇女的伤害不仅来自敌方,也因正常秩序被战争打乱而发生在本国内部,墨子的“守城之法”强调女子参与大军行动,须“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无并行”[42],商鞅的“守城之道”也强调“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43],不让他(她)们互相往来,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妇女不时遭受本国异性骚扰、强暴的事实。凡此说明,每当战火燃烧之际,就是妇女蒙受灾难最深之时,因而,她们总是寄希望于父兄、丈夫、亲属及乡党邻里的保护,而事事处处加深了对他们的依靠。

这反过来又更使男性增强了轻视女性的心理。

一是在军事兼并与被兼并的严峻形势下,各国高层权贵积极开展政治外交活动,利用妙龄美靓女子特有的价值使其充当外交政治工具。大国君主需要拉拢它国遏制打击强敌,因政治、军势形势发生变化需要与强敌改善关系,或借联姻之名以行政治渗透之实,或施放“修好”烟幕趁机吞并弱小;小国和势力相对较弱的国家需要向大国输诚纳款,求得它们的庇护,或不堪忍受大国逼迫需要联合与之抗衡,或兵败城陷而愿奉献一切以图苟全,等等。这些外交活动,就无一不将靓女派上用场,用她们的娇容媚态去换取对方权贵政治上的承诺或宽容、让步,去娱其意,征服其心,消磨其锐气,来牟取更大的即使用军事手段也不能获得的政治利益。她们成了高层权贵最便捷、最有效、最廉价而不可或缺的政治工具。

一是以“男女有别”为基本内容的性别伦理逐渐得到推广,束缚妇女的礼教枷锁已打造成型。由于纵欲主义思潮的泛滥对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影响很大的几家学者都极力倡导规范两性伦理。孔子说:“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56],而主张以“礼”设“男女大防”,孟子则明确提出“夫妻有别”,强调“男女授受不亲”[57],荀子则进一步从男女无别的祸害——“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妖”[58],来陈述设置礼防的必要性。显然,他们倡导“男女有别”,是为了维护婚姻的和谐与纯洁,维护亲属之间长幼尊卑的宗法等级秩序,防止发生乱伦行为,破坏家庭宗族的血缘结构,毁掉家属族之间的亲情,是为了维护社会上下贵贱的政治等级秩序,防止家、族内外男女偷情野合,引发寻衅报复甚至杀人灭门的祸端,以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应该说,他们针砭时弊的这剂“男女有别”的药方,确乎对准了病症,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然而,为了达到“别”的目的,他们致力于发挥、传播乾坤阴阳学说,人为地夸大、歪曲男女性别差异,贬低女性的人身、社会价值,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59],以天地上下悬隔的自然属性来判定男女的性别等次,说明“男尊女卑”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以乾道“云行雨施”、坤道“乃顺承天”[60](大地承受天空雨露才滋生万物)的自然法则,推论出女需待男而嫁、妻需待夫施而化(生育),女、妻必须从属于男、夫的价值属性,以乾阳“刚”“动”和坤阴“静”“柔”的特性,推论出妇女因为柔顺而易受诱惑、失德,因为柔顺“当待夫唱而后和”,使“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61],即使妻妇从事中馈纺绩之类微贱的“内事”,支持丈夫营生谋业的重大“外事”,是天下不可变易的大道理。这些学说就为打造礼教枷锁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再者,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修身、齐家、治国乎天下”,以修身为治国之本;而修身是指通过自我伦理约束,力求道德自我完善。其“完善”的政治标准就是在家做孝子,出外做顺民,入仕做忠臣。

要培养这样的人,儒家认为最理想的教师就是家庭中的良妻贤母。因为她们以“主内”为职分,朝夕与儿女相处,有母性所独具的深厚关爱,其言传身教,耳提面命,对于树立儿男的政治抱负和陶冶他们的品德操守,进而对于下一代家庭的构成质量,及第三代人口的素质,都影响极大。为此,儒家特别看重妇女的修身,对她们提出了总称为“妇道”的许多苛刻礼规。而它的传播,并不因为儒术与大国争霸尚武、“以攻伐为贤”的时势相悖,而受政府的干预、限制,相反,由于儒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与”与“夫夫妇妇”的伦理思想,重视感情教育以培养后代德操的教育思想,切合于社会各层面每个父权家庭治家的需要,切合于社会人口代谢的需要,以巨大的生命力植根于社会,一代代传承不息,“妇道”就随着儒学的推广而逐渐得到传播,用“妇道”来规范女性的言行,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

这一点,可用下面史例加以证实。楚昭王在云梦泽遇“盗”袭击,其大夫钟建不顾一切,背负昭王妹妹季芈逃离脱险,事后她坚持对昭王说:“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钟建负我矣”[62],意即钟建既已接触她的身体,就非他莫嫁;孔子门徒子贡在“阿谷”的郊野持酒觞向一浣衣女子讨水喝,她顺流舀满放置沙地上,一脸严肃地说:“礼固不亲授”[63]——依礼,我决不能亲手把觞交还你;齐国“画邑”士人王蠋面对燕国军队屠城的威胁,以“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64]表白宁死不屈的决心;燕国辩士蔡泽向秦国应侯范睢陈说君臣利害关系时道:“……夫信妻贞,家之福也”[65],可季芈生长在礼制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地区的楚国,耳濡目染的是南方蛮夷习俗,阿谷浣女不过一山野村姑,王、蔡二人为在野寒士,他们张口就用“妇道”晓喻事理,表白心迹,足见,其时儒家“妇道”教化的推行已相当普及。

此外,我们还看到,学术思想与儒家大唱反调的墨家,与儒家大相径庭的法家,也都提倡“男女有别”。墨子说:“出入有节,男女有辩”[66],其所以盖建房屋,除避寒暑的用途之外,就是“以为男女之别”[67],而“别”的最佳选择是将妇女禁锢在家中,使其“纺绩织纴 ,多治麻丝葛绪、捆布缲”[68],忙碌于她们的“分事”;法家商鞅则把男女有别列入“义”的范畴,说“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69],韩非甚至把男女无别视为亡国征兆:“后妻淫乱,主母畜秽,内外混通,男女无别,是谓两主,两主者,可亡也”[70]。于是,代表“农与工肆之人”利益的墨家也在下层社会施加影响,以推行富国强兵之术受到权贵器重的法家在上层社会发挥作用,就促使儒家“妇道”教化的传播更加迅速、普遍。

这样,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社会开始全方位启动进入男人统治时代,历史所赋予的这种使命便需要妇女进一步作出牺牲,来为这一转型的时代列车铺垫轨道,为构筑男性的神圣政治殿堂添砖加瓦,而她们却被戴上了礼教枷锁,在不断付出中一步步走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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