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主要表现

论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主要表现

作为社会性别伦理文化主流的男权主义既如此轻贱妇女，她们就免不了要遭遇各种不幸。其中最普遍的是两性性关系的不公正及由此带给她们的侮辱、欺凌。已成为家庭的中心和社会的主宰的男人，可以在繁衍子孙、兴旺家族的名义下堂之皇之地再聘妻妇，不受限制地纳妾娶小，有的还不断光顾妓院或召妓，对女性进行野蛮的性霸占和性掠夺，而需要得到荫庇与供养、匍匐于男性势位金钱之下的女性，就只能成为他们蹂躏的对象，而且被玩腻了，或以其它原因被嫌弃了，就被当作敝履扔置一旁不屑一顾。尤其是妓女，她们要遭到无数嫖客的玩弄、戏辱、虐待，如果是公娼，还要多受一层官府的管制、欺压。例如，齐国的宰辅管仲就曾在国都临淄“设女闾三百”[83]——开设妓院三百所，把她们当作奢侈商品，明码标价地供给嫖客挑选消费，以吸引各地商旅来经营贸易，并且征收“女闾”商税以充国用，其政府既以设公娼为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就绝对不会让她们有人身自由。那些姿色出众、音乐舞蹈等伎艺精湛的高级私娼，即所谓“鼓鸣琴， 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徧诸侯”者，则必须俯首屏息走上门去，以十二分诱惑力向达官显贵、富商大贾及公子公孙投怀送抱，在他们获得满足之后还要一声一个感谢地去领取那份赏赐；一般私娼，所谓“粉白墨墨，立于衢闾”[84]者，则靠浓妆艳抹、倚门卖笑招诱来往于人行大道和里巷中的男性成交，时不时会遭人白眼、奚落；低级私娼，所谓“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袖，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万里，不择老少，奔富厚”[85]者，则靠远行寻找市场，用眉眼身体挑逗揽客，不管是谁，只要有钱就卖，所受的凌辱也就最深。妓女人数、种类如此之多，她们一无顾忌地以明显标志身份的装束四处游荡，活动范围如此之广，嫖淫关系涉及的社会等级如此之高，这无论是在春秋以前还是在战国之后的传统社会里，都是少见的。因此，妓女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一种显著表现。再者，妇女遭遇的不幸还突出表现在，父权家长们出于确保父子之亲真正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目的，在剥夺其妻妾经济独立权利的同时，不断制造妇女贞操方面的舆论以加大其约制力度，要使她们自觉压抑乃至泯灭生理欲望，成为只是机械地给宗法父权家庭延续香火的生育工具。当时传行于世的儒家经典《周易》经文就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86]——妇女忠贞于丈夫的操守恒久不渝，才吉利无咎，如果丈夫对妻妾感情专一，反有凶灾，《周易大传》解释其“贞”德，则说得更为明确，“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87]，意即妇女只能嫁一个男人，无论丈夫如何猥亵、怠惰、凶暴、道德败坏，一嫁便须终身厮守。此外，我们从许多史料里看到，在当时现实生活中，人们针对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只是一味指斥妇女淫荡，甚至将一女前后两嫁如上文所述的辰嬴，也斥为淫，而对于犯淫的男性却很少非议，就连淫男淫夫的称谓也不见一载。这样，舆论日久成习俗，势必给妇女造成巨大精神痛苦和压力，导致发生灾难。鲁国大夫公甫文伯刚病死，其姬妾“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十六人）”[88]；战国初年代国国君夫人获悉丈夫被她弟弟赵襄子袭杀，在屈从弟弟威势还是忠于夫妻感情的紧急时刻，断然选择了后者，乃“泣而呼，摩笄自杀”[89]，她们就成了我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最早一批守贞的牺牲品。再者，由于妻妇只是丈夫娶以续后的工具，如果她们没有生子，就触犯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科条，随时可能被丈夫休弃。孔门弟子梁鱣即因年至三十而“未有子，欲出其妻”[90]，这“欲出”就反映了无子“出妻”是其时人们普遍抱持的心态。再从当时官府从民间采风整理而成的一些诗歌来看，如《诗经•风•谷风》篇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91]——谁说离别是苦事，丈夫却甘之如荠，因为欢愉的新婚正等待着他，他与新妇亲如手足；先秦古诗《上山采蘼芜 》篇中“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旁门）去”[92]，就都是描述弃妇的幽怨、哀叹，反映出妇女无子被弃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此外，有的妇女被弃，纯粹是丈夫借故迁怒所致：曾参仅因妻子“冬祭”时烹煮“藜烝（一种植物祭品）不熟”，就气呼呼骂道：“吾欲使之熟，而不听吾命，况大事乎”，不容妻子申述，即“出之”[93]；鲁相公孙仪见妻子所织之布质量上乘，就焚烧织机，呵斥她说：你竟“与世人争利”，“欲令农士工女安所售其货乎”[94]，就翻脸割断情分，将懵然不知得罪原由的妻子休遣出门；孟子的休妻之举更是不通人情，连他母亲也训斥他“无礼”。而不少丈夫的借故迁怒，又是嫌恶妻妇渐现老态，已失去取乐的价值使然，韩非所说“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疑见疏贱”[95]，楚国大臣江乙所说“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96]——卧席犹未破旧美女就被厌弃，就深刻揭示了妇女的身价、地位很大程度取决于“色”，以致一旦“色衰爱弛”就被人抛弃的社会病态。还有，由于妇女被视为卑贱性类，在父权家庭里处于附属地位，她们被当作物品鬻卖的事各地时有发生。例如，越王勾践兴兵讨伐吴国，誓师时向全军庄严宣布，有谁阵前不听号令，就“身斩，妻子鬻”[97]，这是政府用罪及妻孥的强制手段剥夺兵士妻妇的人权，把她们罚为奴婢鬻卖；《慎子•逸文》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98]，这是荒年凶岁下层民众先卖妻妇以救赡父母及自身的真实写照；楚王派遣郢都的登徒官护送牙床给齐国的孟尝君，该官以牙床价值千金，若有丝毫损伤，“卖妻子不足偿之”[99]，而不胜惶恐地请求辞去这项差遣，这说明社会中等阶层的妇女也不免要遭遇鬻卖的命运。不仅如此，有的妇女还被父权或夫权膨胀至极限的男子当作蝼蚁一般随意处死：楚国“芋”邑官长的儿子申亥为了报答楚灵王不杀他有罪的父亲，竟将自己的两个女儿给楚灵王殉葬[100]；鲁侯欲用吴起为将，抗御进犯的齐国军队，而吴起因“取齐女为妻”，不为鲁之国人信任，他为了释疑示信，竟杀死妻子以“求将”[101]；赵国的平原君因一美妾对蹒跚行汲的跛者发笑，未应跛者所求加以处置，而招致门客“爱色而贱士”的讥议，平原君即“斩笑躄者美人头”[102]，来洗刷这一恶名。这种种不幸，就无不流淌着妇女的血和泪！

其社会地位沦落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她们被权势贵族当作万能政治工具使用。即使是年纪较大的妇女，只要有使用的价值，也会被充分利用。韩国大臣严仲子为了使聂政应诺刺杀其相国侠累，不惜以“黄金百镒”[103]作为感情投资，奉献聂母，而终于感化了聂政，使其慷慨赴难。秦国大夫韩春听说魏公子负蒭的母亲（齐国宗女）被驱逐出魏国，即建议秦昭王娶以为妻，说只要秦、齐两国协同拥立负蒭为魏太子，“其母在秦，则魏，秦之县也”[104]这实质上是要挟持其母，用作脅迫魏国的政治王牌，迫使它割让国家权利。诚然，由于绝大多数政治交易是另一政治集团的男性权贵为“乙方”，故一般都是用容颜靓丽、体态娇美的女子充当“等价物”来交换权益。而归纳起来，利用她们所做的政治交易，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结交军事盟友

2、巩固或破坏军事联盟

3、取人之国

以联姻修好施放烟幕，伺机兼并它国，是其时诸侯常用的阴谋诡计。例如春秋初期，郑武公为了顺利达到吞并胡国的目的，就先将他的女儿嫁给胡君，“以娱其意”。而胡君认为胡、郑已结为“兄弟之国”[113]，遂对郑国不存任何戒心。这正是郑武公以女儿为代价所要赢取的机会，于是，他趁其不备，一举攻占了胡国。春秋末期，越王勾践被吴国击败后,“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文）种献之于吴王”[114]。西施和同去的越国美女密切配合，整日献媚于吴王夫差，使他沉湎于酒色，对越国奖励生育、积蓄力量的图谋视而不见，对忠臣伍员的苦心规谏充耳不闻，不仅放置心腹大患（越国）不除，而且不顾国力北上中原与齐国争霸。勾践就乘夫差国内空虚，麾兵直捣吴都姑苏，灭吴而成就了他称雄于东南的霸业。战国时期也有以联姻灭亡他国的成功史例。赵简子将女儿嫁给小小代国的君主，就是对代国存有觊觎之心，可代君却以赵氏之婿对赵国百般信赖。赵襄子即位后，觉得灭代的时机已经成熟，就邀请代君赴宴叙旧，于宴间乘他“酒酣”神志不清醒，叫人用酒器猛击其头，一击即使其脑浆迸溢[115]。赵襄子就兵不刃血地轻取了代国。

4、解除兵威

这是战败国或弱小国君主面临严重军事威胁，驱谴红颜应敌救亡的一种策

略。许多国君一见美色就往往失去理智，忘了敌情，忘了政治，而弃眼前唾手可得的胜利成果于不顾。例如春秋前期，骊戎国君见晋献公率大军压境，形势岌岌可危，就投其所好，献给他一位史称“骊姬”的绝代佳人[116]。献公一见即为之倾倒，就象当年商纣得到周族所赠美人，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姬昌）”的狂喜心态一样，即刻赦免骊戎国君车载骊姬以归。春秋后期，晋悼公率诸侯之师讨伐郑国，郑简公自知兵力不敌，急忙“纳女、工妾三十人，女乐二八”[117]给悼公，屈膝求和；悼公即撤军携美而归。上文所述吴王夫差得到越王所献西施，就将隐患勾践君臣赦免，这红颜救亡之义也十分明显。战国末年的韩国国力最弱，又毗邻秦国受其军事威胁最大，韩侯因而终日惴惴不安，急欲售“卖美人”，送黄金亲近秦王，以图缓兵。可这位美人因标“三千金”高价，各国诸侯都望而却步，而最后被秦王买去，于是韩侯献金，“秦反得其金与韩之美人”[118]。在用以应敌救亡上，这卖与献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她们的美艳本给社会增添了许多耀眼的色彩，然而，也正因为美，她们总逃脱不了男性统治者的算计，遭遇到比一般妇女更为不幸的厄运。

5、行贿营私

6、牟取政治暴利，拥立自己的小外甥为君。他就这样由一个默默无闻的下层平民一跃而成为了权倾朝野的楚国大相国。除李园外，还有一位熟谙此道而比他牟取了更大政治暴利的掮客，那就是以“奇货可居”显达而著称于史的阳翟大珠宝商人吕不韦。他“娶邯郸姬绝美者（史称赵姬）与居，知其有娠”，就把她献给在赵国做“质子”的秦公子异人，再往秦国游说太子柱的爱妃华阳夫人，使她说服太子，确认异人为嫡嗣。其后太子柱即位仅一年亡故，异人嗣统也不到三年死去，赵姬子嬴政被拥戴为君。吕不韦这宗交易就赢得了儿子做皇帝，一直与之保持暧昧关系的情妇赵姬做了皇太后，自己官居相国，受封文信侯，食邑十万户[123]，可谓一本万万利！

以上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随着男性社会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立，父权家长对于妇女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制约的不断加强，就逐渐丧失了她们所享有的社会性成人的权利，逐渐被物化为只具有容貌形体魅力和生殖机能的性资源，为父权家长占有并充分加以利用，换一角度说，即她们的社会价值就只是充当她们所属的父权家长的政治工具、取乐工具和生育工具。其灵肉的物化就是她们被奴化的一个明显标志。

然而，社会男性主流文化对妇女的歧视、贬损还在继续深化。战国晚期的法家代表韩非依据他的治国理论，从限制权臣、贵戚，防范宠妃、近幸，维护并加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目的出发，就提出了比“祸水论”更具政治色彩的“色祸论”，以“色祸”作为封建君主统治的对立物来立论著述，论述它对权君的危害，并阐述他的性别功利主义，而将先秦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推向极端。可以说，韩非提出“天下之常道”，是以法家的政治眼光，针对春秋战国时期两性伦理紊乱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深刻教训所做的历史性总结。它既是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妇女社会地位沦落的极限标志，又是后世“三纲”礼教之滥觞。他的“男尊女卑”言论对中国古代妇女地位沦落产生的影响，就并不亚于儒家。

总括起来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妇女社会地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研究课题。研究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妇女沦落为奴的原因、表征及对后世妇女史产生的影响，不仅对于研究了解中国古代妇女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从妇女研究的视角深层解读西周至秦汉的社会发展史，深层解读先秦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历史，都大有裨益。而研究这个课题，不仅要涉及西周分封制、宗法制、婚姻庙祭等礼制，并且还须涉及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奴隶制经济基础的崩溃和封建经济私有制的确立，春秋诸侯争霸和战国七雄兼并，以及先秦儒、墨、法三家的性别观等方面的内容。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妇女的沦落为奴，就是西周王朝这些制度产生的历史惰性和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这些社会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要将如此庞杂的信息理顺归类，进行综合分析，本身就有较大的难度，加以《国语》、《左传》等史籍的文字比较艰深，而笔者又刚开始涉足妇女史研究领域，对它的很多理论与研究方向还不知深浅，因此，所撰毕业论文的疏漏、舛错之处在所难免，就恳请导师和各位专家评审加以指正，给予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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