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

灾荒对自然经济发展环境的破坏

年代

省份 1851~ 1860 1861~

1870 1871~

1880 1881~

1890 1891~ 1900 1901~ 1910 合 计

江 苏 369 339 240 587 574 543 2652

浙 江 288 74 68 266 326 326 1308江 西 88 20 59 226 221 221 825湖 南 55 1 15 81 118 118 349山 东 220 343 367 620 428 428 2733山 西 9 12 214 238 264 264 954

陕 西 / 32 46 208 283 283 767合 计 1698 1317 2158 4261 4045 3144 17123

灾荒发生后，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都不会被动地屈服于自然灾害及其带来的各种情况。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预防措施的“武器库”，但我们要看到，救灾活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总的经济状况；人口、资源、可以取得剩余产品及其储备，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国家财政状况；政府的效率和组织程度，以及政府对乡村的实际控制程度等等。一旦政府救治效能不能得到充分挥，自然灾害由于受自然过程和人文系统的相互作用，往往会转化为人为灾害。如此一来，灾荒所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便沿着两条脉络延伸，一是对国家经济、政治的冲击，使得它应对全局的能力减弱。另一方面致使农民缺衣少食，引发其生活方式乃至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构成了灾荒影响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就横向坐标而言，近代中国社会协调机制的瘫痪、国家功能的失调，加剧了灾荒的严重性。而灾荒又反作用于政府，沿着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渗透危机等各种途径间接加快了自然经济的解体。

（一） 灾荒与农村社会的动荡

灾害一旦发生，往往直接造成人口死亡、流移、物质财富的毁坏，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灾害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危及社会安定，造成政治动荡。遇灾必荒是晚清社会灾荒的一大特征，灾区粮食枯竭，有仓无谷，无粮可赈，灾民无粮可食，唯有流亡他乡，寻求出路。邓拓曾言道：“历史上累次农民暴动，无论其范围大小若何，或其时间之久暂，实无一而非由于灾荒所促发，即无不以荒年为背景，此殆已成为历史之公例。”[1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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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当那些服从于权力的人经验到被剥削与被压迫的共有情感时，就会产生对权力的反抗。灾荒为社会定乱所系，频繁而严重的灾害摧毁了灾民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灾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被强行剥夺，最低的生活保障得不到满足时，必然产生共同的情感即灾民反叛意识。因此，许多王朝的更迭，灾荒成了直接的导火线，这使得农民暴动似乎是灾荒的天然附属物。灾荒不仅使农民运动此起彼伏，还带来危害日甚一日的匪患，加剧了社会动荡。由于清代前期人口的剧增，全国的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超负荷承载的状态，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不能消化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国计民生的重心始终都唯有滞留在应付温饱问题上，这样就难以摆脱来自社会底层的潜在性的动乱威胁。由于全国经济在饥馑与温饱临界点上徘徊摆动，社会安定或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偶然性因素支配，如果遇上天灾人祸，就容易产生局部性的民变、匪患和骚动。费尔巴哈说过：“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食用的食物了。”[2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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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饥民在完全饥饿的情况下，所有的兴趣和希望都会变得平淡甚至完全消失，他的全部精神都集中于攫取食物以充饥肠，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一切危险。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然灾害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造匪机器，“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27](P

5)连年的灾荒带来的经济落后，以及周期性地饥饿，使得掠夺成为一部分灾民生活的手段，他们游离于正常的社会结构之外，自己建立起远离法律的戒备森严的边缘天地，从而对现存社会秩序构成很大的破坏性和威胁性。晚清数不胜数的秘密会党和土匪都可以说是从灾荒发生后，灾民绝望、痛苦、恐惧而形成的心理蓄水池中汲水，得以发展起来的。

同时，在灾区内，饥民闹荒事件也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海外学者杨庆堃根据清代历朝实录，曾经对此作过定量统计： [28](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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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时段 1846~1855 1856~1865 1866~1875 1876~1885 1886~1895 1896~1911

次数 933 2332 909 385 314 653

虽然这种民变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其实质上也是由于灾荒的降临，灾民在饥寒交迫，滇沛流离、走投无路下对整个统治阶级的一种分散的、小规模的反抗。灾荒所带来的农民起义、匪患、民变都不同地侵蚀着自然经济的主体，激化了农村社会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给自然经济基础以沉重打击。一旦农民被迫挣脱自然经济的羁绊，自然经济走向崩溃也成为必然。

（二）灾荒对自然经济基础设施的破坏省别 应征额 实征额 省别 应征额 实征额

直隶 2,66,273 2,259,574 甘肃 326,547 240,758

奉天 37,290 36,960 江西 1,945,755 1,949,478热河 38,335 38,335 湖南 1,267,559 1,202,178安徽 1,741,248 1,271,973 福建 1,381,109 1,185,658山东 3,918,354 3,712,060 广西 470,804 425,717贵州 147,290 116,529 总计 31,745,943 28,086,771

差额的出现当然可能有其他因素，但灾荒所带来的农村经济的凋敝，各地由于迭被灾荒，所导致的元气大伤，无疑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灾荒对灾区社会生产力和购买力的削弱和摧残，导致民鲜盖藏，往往一年旱灾，导致两三年贫困。在这样一个停滞破败的农业社会中，由于“小民荡析离居，情形极为困苦”，必然带来大量荒欠，根本无力满足国家日益膨胀的财政需求。

而为稳定民心，恢复生产，缓和社会矛盾，清政府在大灾发生后都会进行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尽管在清末赈济体制中充满了迟钝、敷衍、推诿和迁延，但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秩序，还是运用行政手段，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采取诸如减免赋税，散放钱粮，设厂放粥、设局平粜等一系列荒政措施，以求赈灾安民，力图减轻灾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清政府曾自诩“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每遇大灾，恩发内帑部款，至数十万金而不惜。”[3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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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太平天国时期，清王朝在内忧外患、财政拮据的状态下，为培国本，以固民心，仍然不得不实行蠲缓、减免等措施。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蠲缓减免田赋情况如下表：[38](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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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年 份 次数 县次 省份 年 份 次数 县次江苏 1853~1864 40 1388 江西 1853~1864 9 199

直隶 1853~1864 39 1153 安徽 1853~1864 13 168浙江 1853~1864 21 613 甘肃 1856~1864 7 122

广西 1853~1864 14 560 陕西 1863~1864 4 51

福建 1854~1864 14 340 广东 1856~1864 6 45四川 1862 1 5 合计 282 8221

当然这种让步有在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下，清王朝千方百计笼络人心的一面，但就财政整体收入而言，上述蠲缓减免的县次，如果约略以全国1500个州县计算，大约等于蠲缓减免了整整5年以上的全国田赋。丁戊奇荒期间的1876年至1878年3年间，清王朝因为华北山西、陕西、河南、直隶以及其他各省的大饥荒而豁免的田赋，即高达1800余万两，这已超过清廷国库一年收入的1/5。[3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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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而长江更是“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多次蠲免对清政府的财政来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据统计，清政府宣布因灾蠲缓钱粮的厅、州、县为：[40](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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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量 262 330 320 329 365 280 378 435 450 366 354

（三）灾荒使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力度进一步深化灾荒更深层次的后果是使脆弱的中国产业加速度地崩溃，中国农工大众的贫困愈趋严重，购买力日趋低落，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使中国对外贸易陷于极度萎缩。众所周知，传统农业的平衡是在人均产量很低的水平上取得的，产量的很大一部分被农业生产者自己消费掉了，只有少量供应市场的剩余产品可以用于以下用途：作为工业原料或供应非农业部门。反过来，城市产品的实际需要也受到了限制，因此，手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本身的发展，都由于农业经济只限于维生水平而被限制。[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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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频繁的自然灾害不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格局，而且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对华经济侵略创造了条件，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反过来又进一步抑制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近代大部分农村手工业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农业减产造成手工业原料价格上涨。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造成人民购买力，特别是农村购买力的下降。[49](P

3)手工业因灾荒而凋零所带来的后果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就是：伴随着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却年减一年。进而在进出口贸易居于严重的入超地位。曾秉钧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危机时指出：“中国之对外贸易，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以后，一贯即为入超，至一九一O年（宣统元年），入超九千五百万两。……如此巨大入超，我国又无海外收入可弥补，依此经济情况而言，中国实已血枯精涸，山穷水尽。”[50]当时的进出口贸易值如下表：单位：1000海关两[51](P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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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份 进口总值 出口总值 入超值

1850 32,450 21,670 —10,780

1860 54,000 49,000 —5,000

1870 63,639 55,295 —8,398

1880 79,293 77,884 —1,409

1890 127,043 87,144 —39,9491911 471,504 377,338 —94,166年度 差额（净进口额） 年度 差额（净进口额）

1887 2,320,720 1899 8,791,3591889 5,097,858 1901 5,265,8381891 5,591,778 1903 3,344,4301893 11,309,140 1905 2,659,312

1894 7,687,647 1906 5,593,8991896 11,237,530 1908 8,041,040

1897 2,511046 1909 4,533,0621911 6,329,598 英国殖民史学家M•马丁曾指出：“英国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产品的事实，常被用来说明英国技艺成就的辉煌例证，其实，这是英国的暴政以及英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将可恨的关税制度强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贫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证。”[55](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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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他看来，依赖于西方的政治、军事的强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控制了印度的金融体制导致其经济困顿，最终为其工业品的输入创造了条件，而在中国，灾荒也为外国商品的入侵开辟了渠道。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中，由于购买力低下，消费品的耐用是消费者考虑的第一要素，故此除了部分上层阶级人士外，没多少人购买洋布，西方的商品根本无法进入中国的初级市场。有学者在总结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整个中外贸易的情况时道：“在中外贸易的商品结构方面，是以出口的丝茶和进口的棉纺织品与鸦片为主要项目，而以丝茶大幅度增长与棉纺织品的增长相对缓慢为特点。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商品还不能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5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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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自然经济以其生产方式上的简单性，生产目的上的谋生性，生产需求上的自给性，顽强地抵抗着商品经济的冲击。然而由于灾荒的发生，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状况变得脆弱和无力，农民没有隔宿之粮，“民之贫者愈窘，民之富者亦贫”，灾害的侵袭使得旷土闲田，比比皆是，“民间田器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谷豆、杂粮、种子、无处购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粮食唯有仰赖于进口，这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每一次大的灾害过后，总会带来一次谷米进口的高峰；在工业方面“一年农业丰收，次年工业即有较大发展；歉收，即会招致工业困难。”农产品输出减少，农产品价格狂跌，农业生产萎缩，农村副产业日趋没落，农村金融近乎枯竭。民族工业因销路狭窄，生产收缩，往往存货山积，使得许多厂家不堪赔累宣告倒闭。严重的灾荒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工商业的衰败、萧条，这就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据记载，1877年，“全国输入的棉布，泰半系被天津、汉口、烟台三埠所吸收，天津吸收之数，不下百分之三十点六三。”这种情形“实受华北旱荒终止之赐，盖灾民随身衣着，经三年之服用，俱破旧不堪，其余各袭，亦已典质俱尽，至是非重置新衣不可，顾土布产量有限，未免求过于供，势必须借重洋布，以就应需。”[57](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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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中国工业也发生了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的工业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相当的破坏。”[58](P

2)这在改变中外贸易结构的同时，也使中国自然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抑制而趋向解体。

（四）灾荒、外债与自然经济的解体日 期 借款名称 贷款者 款额（库平两） 利息率 偿还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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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10 沙面恤款借款 汇丰银行 143000 18

8

8、5 郑工借款2 汇丰银行 1000000 年息7% 4年

18

90、4 山东河工借款 德华银行 364964 年息6.5% 4年可以说从财政意义上来讲，外债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在举借外债时，外债是作为财政收入补苴国用的，借用外债为政府开辟了新的财源，缓解了日见紧迫的财政危机，如能用得其所，也不失为一条解决中国严重社会危机的途径。但清政府所借的外债并没有运用到生产领域中去。下表中河工支出加上恤款的支出，也不到6%，还比不上修建颐和园的消费工程。甲午战争之前外债用途分类如下表：[7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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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别 银两（两） 百分比（%） 备 注

军费支出 34,279,974 74.53 河工支出 2,333,955 5.08 用于河南、山东河工

消费支出 4,500,000 9.78 修建颐和园及三海、南海

其 他 173,400 0.38 出使经费及恤款

合 计 45,992,969 100 灾荒与外债实际上都是中国社会内部危机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本质上是社会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的反映。正是由外债这一通道，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成就的金融资本，带着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机制传输到中国,强烈又持久地冲击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又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78](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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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债在瓦解旧的生产方式，引入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催生新的生产方式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在为许多新的生产方式的扩展提供了原始积累的同时，还在客观上瓦解了传统的封建经济关系。我们知道，厘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厘金制度它一方面强征行商的货物通过税，另一方面强征坐商的交易税，而且关卡林立，巧立名目，反复征税，从而严重阻碍了商品流通。向中国出借款项的英德两国银行就获得一项监督的权力，保证在合同中所指的各个地区不得随意提高对贸易所征收的厘金税，更为重要的是外债为外来商品侵入中国提供了便利条件。“伴随着外债的偿付，国内所有重要税收（除田赋）全被外人管理，清政府不得不另立捐税来填补已失的财源，这样巨大的负担全部加在农工身上，自然人民生活愈益穷困，社会经济愈益凋弊。”[79](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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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量的外债耗尽了中国的财富，使人民更加困苦，他们根本无力去购买工业产品，从而更加窒息了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内手工工人的破产失业，原有生产结构不复存在。从整体而言，灾荒以及由其引发的外债在对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