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农业现代化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印度农业现代化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现代化的成就

独立以来，通过计划建设，制度变革，尤其是绿色革命，印度农业现代化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业生产发展，粮食生产大幅度增长与此相应，粮食生产也大幅度增长。粮食总产量从1960-61年度的8200万吨增长到1980-81年度的13000万吨，1990-91年度的17000万吨，[52]1995-96年度更是达到19120万吨。[53]如果说，粮食总产量增长有面积扩大的因素的话，单产量的提高则更能说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粮食作物平均每公顷产量1967年为783公斤，1970年为872公斤，1980年为1023公斤，1990年高达1349公斤；其中小麦的单产量提高最多。上述相应年份小麦每公顷产量分别为1103公斤、1307公斤、1630公斤、2121公斤。[54]水稻单产逊于小麦，亦有较大进步，从1960-61年度的每公顷1010公斤，提高到1990-91年度的1750公斤。[55]第二，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有所提高。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来自农业外部的现代投入(良种、化肥、农药、机械)的增加。独立以来，尤其是绿色革命开展以来，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主要表现在粮食作物高产品种的推广使用；灌溉面积的扩大；化肥施用量的增加；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等方面。商品化发展还表现在创汇能力上，如1989-90年农产品出口创汇487.9亿卢比，占出口总额的17.6%。[61]

农业现代化在取得较大成就的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二、农业现代化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落后的生产关系仍然束缚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其表现为由于土改不彻底，导致土地占有严重不均，分成租佃制、口头协议或各类隐蔽租佃制盛行，束缚了佃农积极性的发挥和生产技术的改进。

土改的目的是改革农村旧的生产关系，调整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的状况，实现“耕者有其田”，调动耕种者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而印度土改只是实现了在地主阶级内部的土地再分配，得利的是一小部分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第二，造成农村严重的贫富分化。绿色革命强调现代化投入（高产种子、化肥、浇灌设施、农药、农机等），费用高昂。只有富裕的农户才能进行投资，从而分享绿色革命的成果，正如印度官员所承认的，“‘绿色革命’的好处82%为地富所得”。[64]对于那些佃农来说，绿色革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因为一方面随着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地租也不断增加，为了增加投资，佃农不得不借高利贷，所欠债务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业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地主大量夺佃自耕，愈来愈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农业工人，或流入城市，加入失业队伍。由此，造成农村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据统计，最穷的10%的农户只占有农村财富的0.1%，而最富的10%的农户则占有50%以上的财富。[65] 第四，发展不平衡。一方面，因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导致农业生产地区发展不平衡。绿色革命开展得好的地区主要是浇灌条件较好并得到政府重点资助的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西部。这一地区只占全国人口的3%，面积的4%，却提供了全国商品粮的80%。[69]就全国而言，大部分地区机械化的程度依旧很低，化肥施用量很少，耕作技术落后，抗灾能力薄弱，因而农业生产很不稳定。1962-65至1992-95期间，按1990-93年度的不变价格计算，印度农业总产量综合增长率为每年2.71%，这一时期，包括旁遮普在内的西北区的增长率为每年3.35%，而最低的东部地区只有1.98%。[70] 以1982-83年度的水稻和小麦单产为例，旁遮普每公顷水稻和小麦产量分别3144公斤和3007公斤，而比哈尔邦的水稻产量每公顷只有681公斤，安得拉邦小麦仅527公斤，分别仅为旁遮普单产的21.7%和17.5%。[71] 另一方面,农作物发展不平衡。政府实行绿色革命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粮食危机。粮食作物，尤其是高产的小麦和水稻得到优先发展，豆类和其它一些经济作物的生产都被忽视，造成农作物比例失调，谷物产量每年以3-4%的比例提高，但豆类产量仍是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豆类在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从1950-51年的16%下降到1990-91年度的8%，而谷物所占比重从同时期的84%提高到92%。谷物中，水稻所占比重从1950-51年的46%上升到1990-91年的48%，但同一时期小麦的比重翻了一番多，从15%到35%。[72]农作物发展不平衡，尤其是豆类的下降，不仅减少了出口，反而需要进口，耗费大量外汇。以食用油为例，1982-83年度进口金额达22.63亿卢比,[73]影响印度国际收支的平衡。

第五，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公正、公平的社会目标远未实现。消灭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平等，是现代化事业的应有之义。现代化，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是人人受惠的现代化。惟其如此，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有不竭的动力。第六，财政负担沉重。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与农业有关的进口上：20世纪70年末以前，粮食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绿色革命后，适应高产品种的需要，大量进口农药、化肥；自建化肥厂，以减少化肥进口，但又增加了制造化肥所需原料石油的进口；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全力关注粮食作物生产而忽视了油料作物的生产，食用油也需大量进口。所有进口，耗费了大量本来就不多的外汇，还造成国际收支紧张。国内资金积累不足，只好大量依靠外援，尤其是美援，结果不时地受制于人。二是各种农业补贴加重财政负担。为了鼓励采用农业现代技术，政府对粮食、农业用水、电、化肥等进行大量补贴，并且逐年增加。据统计，粮食补贴在2000-01年度达到1212.5亿卢比。化肥补贴从20世纪80年代占总补贴的35%上升到90年代下半期的49.8%，1990-91年度为39亿卢比，1999-2000年度高达1346.3亿卢比。对农用电的补贴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各邦对农业的暗补由1991-92年度的593.8亿卢比上升到1999-2000年度的2557亿卢比。[77]这些补贴加重了财政负担，但大多落到地主、富农、制造商手里，广大贫农并未得到什么真正的实惠。第八，生态环境恶化。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大量使用化肥。而化肥的过量使用使土壤渐渐对化肥产生依赖性，丧失固氮能力，导致肥力下降和土壤板结。同时，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污染了饮用水。尤其是农药在杀灭害虫的同时，也对益虫构成致命威胁，破坏生态平衡。农药的残留物还导致农产品质量下降，严重的还会造成人畜中毒。过度放牧和采伐，导致草地消失、林地减小，恶化了生态。

总之，农业现代化的缓慢，使印度成了一个“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更不是现代国家。”[80]在世人看来，在印度存在两个社会：一个是全力拥抱现代化的印度社会，这个印度社会有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工艺水平，有豪华的城市生活和完全国际化的商业和金融区；另一个印度社会却贫穷、落后、愚昧，现代化可望而不可及，其古老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三、产生诸问题的原因

综上所述，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还远没实现。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政策的局限。这一政策，按照美国学者弗朗辛•R•弗兰克尔的话说是“打算以渐进的方式，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双重目标”。[81]我国学者一般将其定性为温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道路。不论称之为“渐进方式”或是“改良道路”，实质上都是一样，即以“和平”、“民主”的方式，避免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局部改造，利用技术手段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之所以采取这样一条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因为受到以下诸因素的制约：

第一，甘地的“非暴力”原则

甘地在发动民众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创立了“非暴力”学说，以此作为指导反殖民斗争的策略原则。“非暴力”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沙”一词，本意即不杀生，不伤害他人感情，在古印度耆那教和佛教中是作为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来倡导的。甘地曾说：“虽然我的非暴力原则是我研究世界上各种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的结果，可是它已不再依附于那些宗教经典著作的权威，它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82]也就是说，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是对这种宗教戒律的继承，并赋予新的涵义，引进到政治领域，作为一种斗争策略。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的出发点和核心是爱。在甘地看来，非暴力与爱是同义词。他认为，非暴力和爱一样是人的本性，应当爱一切人，不以任何人为敌，相信一切人都有内在的人性，应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精神的力量反对物质的力量。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应用于民族解放运动中，领导了一次又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致力改变农村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状况时，倡导运用“非暴力”原则，用劝说的方式 ，以爱去感化，运用如和平罢工之类非暴力的制裁方式来反对拥有土地的种姓的剥削。

甘地的“非暴力”原则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一是不能直接攻击私有财产制。相反必须经常向有产阶级反复保证社会改革并不会使他们本身遭到毁灭。其二，必须对群众的愿望加以控制，有必要劝阻农民和工人不要对彻底改善其状况抱有任何过分想法，并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改善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上来。[83]在甘地看来，在农村变革中，实行非暴力原则，可以大大抵消在朝着平等目标前进时所作的任何眼前牺牲。一方面，使有产阶级放心，另一方面压制一下人民的愿望，政府就可以把全国力量调动起来，去完成建设性的发展任务。甘地的非暴力原则被国大党的其他领导人尤其是尼赫鲁所继承，成为制定农业现代化政策的指导法则。

第二，尼赫鲁的阶级性

印度独立以后，尼赫鲁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而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则是“和平的”、“民主的”方法。他阐述说：“显然，就我们这个国家而言，我们不能依靠冲突和暴力的手段来实现这个（无产阶级的社会的）理想。我们通过和平的方法已经得到许多东西，我们没有特殊的理由要放弃这种和平的办法而采取暴力的方法。我们有非常特殊的理由不要那样做，因为无论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有多么崇高，如果我们试图以暴力方法使其实现，那就反而会大误其事。它会促使我们所反对的那些恶行日益发展。印度不仅是个大国，而且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有人动刀子，就一定会有另一个人也拿起刀来同他对打。这样一来，就会酿成一场刀来剑往的厮杀，而我们国家需要用于改善生活的一切有限的精力便会在这场格斗中化为乌有。”[84]这就是说，改造社会时，鉴于印度的复杂国情，为了避免引起严重的社会冲突，必须运用非暴力手段，运用“和平”、“民主”的方法。

在对待有产阶级的态度上，尼赫鲁保留了甘地那种对有产阶级友好和积极的态度。[85]没有对私有财产制度发动正面的攻击，尽量不去触动私有财产制度。尼赫鲁之所以这样，也是由其阶级性决定的。虽然尼赫鲁声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要在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或者叫中间道路。但独立后的印度，就其阶级性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在外表上是自由的”，“有普选权”，但实质上“仍然是帮助资产阶级控制贫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86]尼赫鲁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和他的政府必须坚持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照顾资产阶级的利益。比起国大党的右翼来，尼赫鲁怀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真诚也不容置疑，但他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寻求政治支持，巩固政权的需要，使他不能不从“社会主义”理想后退，向资产阶级靠拢。更何况他的“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保守势力的干扰

大中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代理人组成保守势力。由于他们经济、政治力量强大，中央政府必须依靠保守势力的支持，同时，保守势力也需仰赖中央政府的照顾，利用政权的力量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两者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必须树立全民政府的形象、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总代表形象，所制定的政策必然超出有产阶级的狭隘利益，中央政府与保守势力之间以必然会发生冲突。在国大党领导层、联邦政府、邦政府以至县以下地方政权中，保守势力力量强大，构成对尼赫鲁的社会改革政策尤其是土改政策的强大阻力。其干扰的表现主要有：其一，在讨论制定政策时，国大党领导层和联邦政府内的保守势力采取旷日持久的讨论方式进行拖延，阻挠政策的及时出台；其二，在制定的政策条款中，增加许多有利于有产者的规避措施，如以自耕名义收回土地，给予某类土地豁免权等；其三，在执行中，邦政府和县以下地方保守势力，利用自己的特权拖延执行，或钻政策空子，甚至曲解政策，或者以旷日持久的诉讼方式拖延，以维护其利益。

第四，种姓制度的惰性

种姓制度的存在，限制了广大贫苦农民、低级种姓的斗争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破坏了他们为争取自身权益而进行的团结。

种姓制度依职业划分，形成社会地位不同的等级，除大致分成四大种姓之外，每一种姓之中又分成大大小小的亚种姓、亚亚种姓，不同种姓互不往来，造成“社会处于严重的分散与相互隔离状态”。[87]在印度的各村庄中，高中低种姓分区居住，结成一个个村社组织，人们的忠诚与信念集中在村社组织上，社会凝聚力也集中在村社水平上。马克思曾写到：“从很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是仍旧没有改变的。”[88] “以村社组织为凝聚力的社会结构压抑了基层民众的变革要求”。[89]巴森顿•莫尔曾指出，印度之所以没有走中国那样农民革命的现代化道路，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种姓规范，取代了政府，农民的斗争被农村公社这个“绊脚石”给阻挡了。对此，马克思有过精辟论断：“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90]

由于上述阻碍因素的存在，印度农业现代化虽然取得不少成就，但也存在很多困难和问题，没有实现其目标。

第五章 结论

印度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府制定了兼顾生产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农业现代化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印度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变革政策。在制度变革失败后，转而采取易被地主和资产阶级接受、易于操作的以绿色革命为核心的技术变革的农业现代化政策。生产发展了，农业现代化中发展生产的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但贫富两极分化更严重，消灭贫困、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社会目标遥遥无期。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其一，农业现代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对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其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加以改造。从世界历史来看，实现农业现代化无非两条道路。一是资本主义道路，不论是英国式、普鲁士式还是美国式，其实质是通过暴力手段或市场竞争，剥夺小农土地，使小农破产，最终消灭小农，建立起资本主义农场，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二是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无产阶级政权力量，彻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彻底改造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然后，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实行规模经营，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反观印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阶级性决定它不可能彻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平等地获得土地所有权。按照一般规律，它应该走剥夺小农，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但历史环境已改变，国际上的社会主义浪潮，国内的工农运动，使印度已不再具备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国内条件。印度的农业现代化，尤其生产关系变革处于两难选择。滞后的生产关系约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农业现代化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如何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封建土地关系，仍将是印度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其二，必须消除极端落后的种姓制度，改革农村社会结构，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调动广大贫苦社员，特别是低级种姓的生产积极性和参与社会的热情，以有利于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增加对穷人，尤其是低级种姓的教育扶持，促进其思想解放，提高其生产技能。

其三，要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同时加强对投入的监管。农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完全依靠农民的自力更生来发展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后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政府的作用特别重要。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公用设施建设的投资，如交通运输、水利设施、市场运作、适用技术推广等。同时加强监管。投入的资金必须用于建设，专款专用。对农产品的补贴必须落实到位，用于最贫穷最需要资助的地区和个人。

其四，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同邻国，尤其是同巴基斯坦的和平相处与经贸合作。一方面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减少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进行优势互补，以巴基斯坦的农业优势弥补自身的不足。

其五，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日益膨胀的人口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成为诸多问题的核心。

注释：[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149.[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78.

[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9.

[6]. [印] 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69.

[7]. [印] 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101.

[8]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9-10.

[9]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P16-17.[11]丁泽霖、杜志雄.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面临的新形势—记“中外农业现代化比较国际研讨会”[J]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1,

(9):146-148.[13]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194.[15]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55.[17] 巫宁耕.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P82.

[18]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37.[20]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34.

[21]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35.

[22]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39.

[23]金永丽.试论独立后印度农业发展道路 [D].北京大学,1999,P11.

[24]孙培钧、刘创源.南亚国家发展战略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P53.

[25]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上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37.[27]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212-213.

[28]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7.

[29]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10.

[30]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31.[32]转引自董本建.尼赫鲁社会主义探析[J].南亚研究季刊,1993,

(1):21-28.

[33]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13-14.

[34]转引自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94.[36]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198.

[37]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05.[39]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201-202.

[40]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119.[42]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资料问题(增刊)[J].1966,1,1,P19.转引自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27-328.

[43]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73.

[44]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73.

[45]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36.

[46]根据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194.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74-75.综合.

[47]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24.

[48]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27.[50]G.S.Bhalla and Gurmail Singh, Indian Agriculture: Fou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age Publication,2001,P1.[52]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P174.

[53] 高海林、赵永发.当前印度社会经济简况[J].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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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高海林、赵永发.当前印度社会经济简况[J].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2,

(2):63-69.

[55]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册)(中译本) [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174.

[56]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38.

[57]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76.[59]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82.

[60]孙培钧、张敏秋、于海莲.印度: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P13.[62] 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P323.

[63]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18.

[64]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18.

[65]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18.

[66]钱乘旦、刘金源.全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P203.[68]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224.

[69] 马加力.关注印度—崛起中的大国[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P18.

[70] G.S.Bhalla and Gurmail Singh, Indian Agriculture: Fou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Sage Publication, 2001,P15.

[71]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79.

[72] [印]鲁达尔•达特、K•P•M•桑达拉姆.印度经济(下册)(中译本)[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P176.

[73] 司马军、周圣葵、焦福军.印度农业[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P81.

[74] 林承节.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75]孙士海、葛维钧.列国志:印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280.[77] 孙士海、葛维钧.列国志:印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214.

[78] 孙士海、葛维钧.列国志:印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26-27.

[79] 孙士海、葛维钧.列国志:印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P27.

[80]亚历克斯•英格尔斯.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A].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P470.

[81]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序言,P1.

[82]转引自陈峰君.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P256.

[83]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53.

[84] [美]弗朗辛•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政治经济发展史(中译本)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P108.[86]列宁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53.[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66.[9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P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