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

论文关键字：译者主体性 影响因素

论文摘要：译者主体性是文学翻译中的客观存在，我国翻译理论界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始于20世纪30年代中的创造性讨论，80年代以来，中外翻译理论界对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探讨表现出强烈的理论自觉性。在研究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

一、引言

长期以来，以原文和转换为中心的传统翻译观，使译者的形象处于一种被忽视、被压制的状态之中。自20世纪

七、八十年代以来，学和翻译学思潮的兴起和繁荣，最终导致了翻译文化的转向。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空间，还将翻译主体的研究提上了译学研究的重要日程，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也随之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由此形成了翻译研究的译者中心论范式。在这种理念的下，文化翻译学派将翻译视为一种通过译者独特的创造性实现的一种再造、交际、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译者对文本的操纵过程。

讨论文学翻译的主体性，首先应该弄清楚译者主体性的内涵，根据查明建先生观点：“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在此主要探讨的是文学翻译的译者主体性，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对原文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写”。主体性的发挥有自助性、目的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是译者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和表达能力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综合体现。不承认译者主体性的存在是错误的，但是盲目夸大译者主体性的作用，更是不应该的。

二、译者主体性的影响因素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译者的翻译活动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其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第一，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体现在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以及译者所处的特定的。

首先，意识形态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影响。译者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翻译活动必然受到当时社会主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主流思想和欧美国家的相差甚大，当时苏俄文学在中国的文学翻译中处于中心地位，当时的译者就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翻译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比如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奥斯特勒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

其次，译者的审美偏好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林语堂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作为“艺术家”的译者，他（她）的艺术表现能力必然受到自己的审美偏好的影响。傅雷曾说过“拿个文学的类别来说，要认清自己的所短所长，不善于说理的人，不必勉强译理论书，不会作诗的人千万不要译诗……我们得弄清楚自己做适宜于哪一派，浪漫派还是古典派，写实派还是现代派……”因此这也就要求译者根据自己的审美偏好来选择自己翻译的文本。我们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杨宪益先生以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以忠实为标准，保留了原语文化的形象，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精髓。而霍克斯先生则以娱乐读者为目的，以顺畅为原则，以归化为主要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目的语文化，使其译文能够被广大英文读者接受。

再次，译者的翻译动机对译者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翻译的动机就是指译者翻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迎合的需要，还是为了响应大众的需求。例如：“鲁迅先生为了唤醒沉睡的中华名族，选择弱小名族的作品来翻译，揭示弱国的惨烈实情和沦为弱国的根源来唤醒国人。”

第二，在翻译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译者的个性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不同的背景和成长的社会环境，给译者塑造出独了一无二的个性，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其本身的个性气质、艺术表现力、行文习惯等都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使翻译创作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译者的个性，形成译者的翻译风格。比如，同样是《呼啸山庄》，方平译本和杨苡的译本就风格迥异，方平译本洒脱、简洁、自由、流畅、地道、文采十足，他所采取的归化的翻译方法给读者以亲切感。杨苡译本忠实、通顺、精确，异化色彩浓厚，具有浓郁的“异国情调”。

其次，译者的读者意识。按照接受理论的观点，翻译过程中译者面临两次接受过程，第一次是译者和原作之间的交流，译文读者和译文之间的交流是第二次接受活动。作为中间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要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审美观。

三、结束语

译者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促进文化交流上功不可没， 在翻译中我们不能只是片面强调原文和译文的对等以及译文对原文的忠实，译者必须做到因时、因事、因地、因人而变，要做到灵活翻译“创造性叛逆”，只要译者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就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度与分寸。主体性问题应作为翻译过程中的核心部分来做系统的探讨和研究，充分重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介入，从而更好地发挥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以创造出更好的译本。这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2]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J].中国翻译.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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