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的汉语(1)

　　【内容提要】 一、1942年：新的文学群落的崛起

　　这在文学语言方面尤有直观的呈现。似乎完全出于偶然，一批新作家都是在1942年前后一两年内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教育程度和价值立场都迥然有别，语言风格更各不相同，所以令人无法轻易看出彼此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在这个特殊的年度，中国文学彷佛突然进裂开来，朝着东(上海)、南(云南)、西(重庆)、北(延安)四个不同的方向分头演进了。 穆旦、冯至1942年前后的诗作，无疑是这个流亡文人群落最值得骄傲的收获。穆诗在理解西方语言的基础上大胆欧化，使“五四”时代即已开始备受讥诮的“恶劣的欧化”合法化了。“五四”时期，许多人都认为白话文有必要向西洋文学学习，但真正大张旗鼓提倡“欧化”的是傅斯年，他认为白话文除口语之外，另一个更高等的凭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辞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他还可惜许多人学习西洋语言文字的方法，只是偶一为之，“总有点不勇敢的心理，总不敢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这是符合事实的。敢于“把‘使国语欧化’当作不破的主义”的，大概就是穆旦吧。但穆旦同时也在《五月》一诗中故意采用中西古今杂糅的方式，造成特别刺目的不协调效果。只要是他的诗歌所需要的，他几乎全无顾忌，而过于丰盛的年轻的生命也不允许他的诗语过早定型：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目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

　　他既可以依托雄伟的自然存在而唱出崇高的颂歌，也可以将沉郁与悲壮驯服于细腻的观察，寄托对民族历史的恢弘想象：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赞美》)

　　冯至诗受德国后期浪漫主义诗人里尔克、荷尔德林影响，采取较严格的十四行诗体，无论精神还是语言形式都充分欧化了。但步入中年的诗人在细吟密咏之间，仍然努力回归变动不居的汉语的本体，充分玩味每一个人诗的汉字的音色与意蕴：

　　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我们的生命在这一瞬间，彷佛在第一次的拥抱里过去的悲欢忽然在眼前凝结成屹然不动的形体。(《十四行集》之一)

　　30年代上半期在德国留学时，冯至就宣布告别自己20年代的诗歌，要以“小学”的功夫来熟悉中国的字词，看来他是信守了自己的诺言的。如果说穆旦的语言是“外发的”，冯至则是“内涵的”;如果说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他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诗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典籍的彻底的无知”，那么，冯至的诗语则是充分的欧化与充分的中国化的融合。师生两代诗人在南方的天空下按照各自的秉性自由生长，“五四”以来文言、白话、欧化的语言因子在他们身上都有斑驳的投影。 张爱玲自幼敏感多思，酷爱读书，先是古书，后是新文艺和民国通俗文学，在教会中学又通过英文直接诵习西洋文学，古今中外的良好修养，雅与俗的广泛兴趣，使她的文章特别的摇曳多姿。十八岁应征《西风》杂志的征文《天才梦》就有不少早熟的隽语：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现代的中国是无礼可言的，除了在戏台上。(《洋人看京戏及其它》)

　　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的贴身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更衣记》)对于生命的来龙去脉不感兴趣的中国人，即使感到兴趣也不大敢朝这上面想——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中国的宗教》)

　　奇崛峻拔，不肯落入凡庸，虽然未能避免早熟的天才的青涩和张扬，但人生体验的深透与修辞造语的精绝，毫不逊于许多老作家。就文体来说，脱去了20年代的生硬和30年代的驳杂，呈现出40年代特有的知心贴肉的圆融畅达。这种语言施之小说，更显精彩：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有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去，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已经分不清哪里是欧化，哪里是口语和文言的杂糅，化合得天衣无缝，描写起来似乎也就无坚不摧，无往不利了。

　　钱氏更博闻强记，旧学根底扎实，英文尤佳。1941年出版的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远距离的观察玩味，而糅合中西语言的文体尤见灵心妙识，以至于偏要通过魔鬼之口才能够痛快道出：

　　现在是新传记文学的时代。为别人作传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你若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须看他为别人作的传;你若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作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买卖。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没了灵魂……有种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地接受，好像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加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像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归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魔鬼夜访钟书君》)

　　作者尤其经心于讽刺语言本身的锤炼：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

　　猪是否能快乐得像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会容易满足得像猪，我们是常常看见的。(《论快乐》)

　　旨在显示主体优胜的讽刺很容易演成智慧的操练和语言的炫耀，但毕竟才高，抓得住讽刺对象，到底不失分寸：

　　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成了文人的职业。幽默当然用笑来发泄，但是笑未必就表示着幽默……这种幽默本身就是幽默的材料，这种笑本身就可笑……(《说笑》)

　　在非文学书中找到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旧衣服，忽然在夹袋里发现了用剩的钞票和角子;虽然是分内的东西，却有一种意外的喜悦。(《释文盲》)

　　这些撮取英国随笔精华、充满尖利的人生讽刺和洞见的诙谐智慧之作，使钱氏成为现代随笔领域继徐志摩、梁遇春之后又一欧化和本土化双修的俊才。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中国语料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未竞的白话文：围绕着“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