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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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公民”一词源于古希腊，经过罗马的发展流传至今。公民具有特定的素质，《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突出了高等教育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合格公民的功能。文章首先浅析了公民应具备的素质，认为公民教育是以提高公民素质为中心的。在论述了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关系后，认为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提出实施公民教育应与人文教育相结合的观点。最后对此观点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阐述。

论文关键词：公民；公民教育；人文教育

自2001年中国颁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公民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04年郑州大学公民教育中心成立，这是国内首个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截止到2011年3月22日，以“公民教育”篇名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搜索，共有1590条搜索结果，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有142条搜索结果。其中有对中外公民教育进行的比较研究，有对公民教育课程的研究，还有对公民教育内涵的辨析等。本文基于对公民教育和人文教育内涵的分析，从理论上提出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施的观点。

一、公民应具备的素质

“公民”一词源于古希腊，经过罗马的发展流传至今。“公民”一词的希腊文为“Polites”，它是由城邦（Polis）一词衍生而来的，“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结合”，“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公民的品德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在同一城邦里面，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人们各司其职，“城邦是由不同的分子构成的，”“公民既为各种职分相别的组成分子，他俩的品德就不能是单纯的同一品德。”由此得出，“好公民的品德就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这样引出善人的概念，“我们当说到一个优良的执政就称他为善人，称他为明哲端谨的人。”可见在优良的执政者身上体现的“明哲端谨”属于善人的品德。他又提出：“明哲（端谨）是善德中唯一为专属于统治者的德行，其他德行（节制、正义和勇毅）主从两方就应该同样具备（虽然两方所具备的程度可以有所不同）。”由此可推论，明哲、节制、正义、勇毅是至善品德的典型代表，也是善人应该具备的品德。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里面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善人，好公民的品德不能全都符合善人的品德，既然公民与善良之人的要求不同，好公民的要求低于善良之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不一定在品德上至善至圣，却需要以善人的德性为追求目标。 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宣言》中对公民素质的要求进行比较，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反而具有较多的一致性：都要求公民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对社会负责，维护民主的体制，爱国，强调促进自身发展的能力。

二、以提高公民素质为中心的公民教育

以提高公民素质为核心的公民教育是“现代主义的产物，是与民主共和国家相伴而生的”。蒸汽机的发明带来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随之而来的经济大发展给资本主义的腾飞带来了强大的动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要求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人格自由，要求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教育与政治一直以来就脱不了干系，政治统治者需要通过教育巩固自己的政治基础。那么提高公民素质——培养更多能够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具有独立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对国家更加认同的公民，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公民教育。但是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内，公民教育的内涵都略有不同。

“自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以来，教育就被赋予一种培育公民的使命：促进知情的、负责的、人道的公民的发展，增强公民参与民主的治理能力，增进公民对立宪民主的价值与原则的认同。”法国是“通过教授给学生诸如平等、民主、权利和义务之类的‘共和国价值观’，培养能够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合格公民。其核心是要把年轻人整合进一个建立在启蒙运动精神和现代普遍价值基础之上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当中。”“当今加拿大的官方政策表示加拿大公民教育倾向于最高限度的解释，即主动公民观，强调公民的参与、有责任的主动公民。”

从当今各国公民教育的内涵来看，中心还是放在提高公民素质上。而公民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体制之下的，因此公民教育的核心要求是政治上的自我治理。为了达到政治上的自我治理，则需以提高公民素质为途径。虽然岁月变迁，公民的概念和公民教育的内涵被不同时代所“着色”，但这一核心意义仍然存在。正如史密斯所说：“无论公民概念附丽再多其他因素，其核心意义依然是指在一个某种形式的民主政体下有权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的人。”

三、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关系密切

由以上的论述可知，公民教育的存在背景必须是民主的社会，没有民主的社会，公民就没有适合的生存土壤；没有民主的社会就不能称“公民”，而是“臣民”或者“奴隶”。民主社会毕竟需要由民主的人来组成，失去了人的集合，不能称之为社会。民主意识的觉醒要以人的自我觉醒为前提，而人的自我觉醒需要人文教育的熏陶。人文学科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研究的，人文教育是以“人”为出发点实施的教育，民主社会的建设必须依赖于思想上觉醒的人的成长，因此人文教育对公民教育责无旁贷，必须先从理论上来认识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探讨二者的有效结合。

“人文教育，一方面可以是指人文知识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指直接关乎人的教育；……从目的上讲，人文教育即人的教育或人自身发展的教育。”人文知识有什么？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类的信仰、情感、道德和美感等的各门科学的总称。包括语言、文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等。其中哲学不仅研究关于社会的知识，称为社会哲学，还包括研究政治的哲学，称为政治哲学。所以说政治哲学只是整个哲学体系的一小部分。公民教育本来就是关乎人、社会和政治的教育，那自然也应该列为人文知识，成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

从另一方面来讲，人文教育是关乎人的教育，将人从自然野蛮的状态培养和提升为自主自治的，能够适应社会生产生活，参与社会发展，具有获取幸福的能力和不断学习能力的文明社会的一员，具有将人社会化为普通社会一员的功能；与此同时，正如前所述的公民的核心内涵，是在某种民主政体下参与政治的人，公民教育是将人社会化为具有国籍和某种政治色彩而来参与社会活动的人，具有将人社会化为特殊的——有政治色彩的社会一员。从普通到特殊，从一般到个别，人文教育对人的启迪和熏陶，可以为公民教育提供充分的基础：只有通过人文教育使人的思想得到启迪，自我意识觉醒，认识到参与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产生民主意识，产生对民主的追求，并且获得追求民主社会的能力，才能认识到人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的公民所应遵守的规则，所享受的权利义务，担当的政治角色，才会呼吁普遍的公民教育，通过公民教育将人烙上特定的社会公民印记。“实践公民教育的前提有三：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个人主体性的觉悟；教育民主理念的倡导。而勃兴教育人文精神的条件也有三；国家的法权保障、个体的批判反思和民主的自由空间。可见公民教育与教育人文精神的复兴二者是紧密联系的。复兴教育人文精神是公民教育实践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认为公民教育的实践本身就是教育人文精神的复兴历程。”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具有非人为的自然联系。

由上可知，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具有内涵上的交叉融合，从而从理论上能够说明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密切联系。实施公民教育需要民主理念的倡导，而教育是由人直接参与其中进行的，民主的理念也是由人来树立和实施的；那么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教育必然可以而且需要成为公民教育的言内之意。 "

四、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施的必要性

2011年3月11日，日本仙台发生9.0级大地震，在地震发生之后民众开始迅速避难，但是在避难的时候没有发生拥堵或踩踏的现象，整个避震过程井然有序；日本东京也有震感，于是群众迅速到街道上避难，地震结束后群众离开，竟没有在地上留下任何垃圾。由此可见日本公民素质的水平，这和二战以来日本的公民教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纵观我国大学目前的教育状况，虽然我们在科学文化教育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学持续扩招，据统计，“到2020年，大学入学率将达到40%”，[10]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可与此同时，各种大学生诚信问题，青少年犯罪低龄化问题，富二代学生开名车在马路上飙车并肇事逃逸的丑闻等，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上。社会上身家上万的富翁，宁愿自家修豪宅喂狗，也不会想着拿出小部分的资金来做公益事业。与上述日本的公民教育成果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由于历史的影响，中国国民对日本总有着一种心理上的竞争态势，但是我们要竞争的领域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科技和经济，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文化和公民素质。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李慎之先生曾一针见血地说：“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而公民教育差距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人文教育的忽视。

在正式发言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永远都将领导摆在最前面，领导只是社会角色中的一个头衔，并没有涉及到对作为领导的这个“人”的尊重。我们会说“国家、集体、个人的荣誉”，却不会想到“个人、集体、国家的荣誉”。我们提“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不是“农民、农村、农业”问题。又如2010年上海大火之后各个高校和机关等都开始加强消防安全知识教育，湖南某高校在学生宿舍门口的一块公示板写着：“上海大火，损失惨重，××学子谨记教训”。“损失”？这背后到底关心的是财产的损失，还是人的性命呢？说到底，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是因为“人”的落寞和对人性的轻视。

“人是万物的尺度”，正是因为对人的尊敬和思考，才会有思辨自然哲学，才有对自由的追求，对良好政治制度的向往。因为对人性的推崇，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自然科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先进的科学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最近发生的日本大地震中，福岛的核电站发生了爆炸并且产生了核泄漏，50名电站职工自觉选择坚守岗位，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而来保全全国，甚至全人类的性命。这能仅仅地归因为对具有政治可塑性的人进行公民教育的成果吗？当然不是，这是因为对具有良知和道德本能的人进行公民教育的成果。我国也在实施公民教育，但在学校落实公民教育课的时候，无意间已经将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课之间画上了等号，教学方法多是课堂讲授和人文知识灌输，忽略了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归根结底，公民是作为社会一员的“人”，若没有基于对人性的尊重，没有以人文关怀、人文精神为导向的人文教育的熏陶，而仅仅把人视为可塑造的、能动的政治动物的话，个人天性中对人的关怀的本能难以被激发出来，社会责任意识不会觉醒，民主的精神难以弘扬，爱国之情也难以扎根于内心深处。因此就现实来说，实施公民教育时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很有必要。

五、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实施的可行性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在中国独特的文化里面没有“公民”的说法，只有臣民和子民，更谈不上公民教育，因此公民在汉语里是一个正宗的舶来品。当今世界公民教育研究成果比较丰富的国家，如美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他们的公民教育成果值得我们吸收借鉴。当然，作为公民意识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国家，我国开展的公民教育必须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与当代国情相结合。更何况，公民教育的前提是一定政治体制之下的教育活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即使再先进，也总归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教育。不管怎样，把中国的公民教育理解为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进行与西方的体制相匹配的公民教育肯定行不通。

但是人文教育则不同，它并不是西方文化特有的名词，它在中国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春秋时代的教育家孔子从人性本善的立脚点出发，在教育上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重视道德教育，以仁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德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让各种学术思想相互碰撞，极大地繁荣了思想文化，齐国稷下学宫的建立更是为广大学术团体的学术自由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西汉汉武帝在选举官吏时更是注重道德方面的造诣，首创“举孝廉”的选官办法。《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3]注重的是个人的修养和为天下立命的追求……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沉淀下来的人文精神即使经历了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的残酷挤压，但是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存力。这说明了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顽强的生命力和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以人文教育为向导来进行公民教育，不仅切实可行，能够使公民教育更好地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更能够探索出属于中国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的公民教育。

六、结语

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之间具有内涵上的交叉和融合，以人文教育为导向来实施公民教育不仅具有理论根据，并且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当然，以上还只是在理论上对公民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进行探讨，至于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上，怎样才能将二者进行有效结合，还需在深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更好的实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