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正面标签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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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中，贫困生“被标签化”带来的不良效应，是长期困扰资助部门的难题，也是社会各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文章首先回顾了贫困生标签化的产生，以及一些高校“去标签化”的工作，然后将标签理论视为一种中性理论，即将“标签”作为一种可操作的工具，通过“正面标签化”的方法，发挥“标签”的正面积极效应，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最后提出了一些具体工作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贫困生；去标签化；正面标签化；学生资助工作

一、标签理论概述

标签理论是以社会学家莱默特和贝克尔的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最早应用于青少年的越轨行为研究。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越轨”，但只有被贴上“标签”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走上“越轨生涯”。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密切相关的。虽然人们的行为是一样的，但其中有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容易被贴上“越轨者”标签。而一个人是否被贴上这种标签，不仅取决于他的行为，还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阶层、政治态度、居住的社区、民族、肤色等。

社会学者认为，当下社会“标签化”盛行，已经被放大到一种无孔不入的地步，以致产生对一些“标签”的刻板印象，甚至是严重的偏见和排斥，农民工群体的“泛标签化”，“白领”注定都小资、“富豪”注定为富不仁、“90后”注定失去责任感，等等，都似乎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共识。而且，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一旦被贴上了某种标签后，这一群体往往内化标签所包含的行为规范，出现“自我实现预言”，即别人对我们的看法会导致我们形成一种心理预期，并在我们以后的行为中得到验证。

二、贫困生的“被标签化”及“去标签化”

1.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概述 随着高校资助范围和幅度的不断扩大，高校贫困生也成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有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之初就能获得上万元的奖助学金，由于其他学生以及社会公众、媒体对资助过程的不甚了解，加上受资助学生普遍不愿多谈及这些，贫困生俨然又成为一个“特殊”群体。

2.贫困生“被标签化”的形成

在一则新闻报道中，某高校每一位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都必须在教师和同学面前陈述自己家庭如何贫困，说自己将来如何克服困难渡过大学生活。这一做法对于那些原本因为贫困而有些自卑的学生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为了避免尴尬的一幕，有的孩子竟然选择了放弃申请贷款。类似的事情及报道不绝于耳，一些媒体甚至挖空心思，推出诸如“贫困生宿舍楼”、“贫困生被监控”等吸引眼球的新闻报道，横加指责肆意评论，有形无形中为他们贴上了标签。

贫困生“被标签化”的表现包括方方面面。学习上，大家一贯认为贫困生在学习上非常刻苦，潜意识中认为这些学生学习成绩都应该不错；生活上，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理应节俭，但是有些学生受到物质利益诱惑，出现“勤工逃学、误学”等现象，更有甚者，出现对于资助过于依赖现象的等、靠、要思想；心理上，虽然意志力强大，但是很多学生心理过于敏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还有少数学生不能正确对待家庭的贫困，怨天尤人；人际交往上，普遍性格内向、胆怯、语言表达能力差，由于为人处事“现实功利”，容易产生人际交往障碍。

总而言之，贫困生往往被“标签化”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学习能力强，性格内向，内心脆弱敏感，心理疾病高发等等。

3.高校资助部门“去标签化”的努力

针对上述“标签化”的内容，各高校在学生资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直在寻求合适的方法，从申请、评定、公示到发放，最大限度的减少标签对贫困生的影响，既要做到过程的公开透明，又要照顾贫困生的自尊和隐私，费尽心思。

以评定过程为例，2007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年级（或专业）为单位，成立以学生辅导员任组长，班主任、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认定评议小组成员中，学生代表人数视年级（或专业）人数合理配置，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般不少于年级（或专业）总人数的10%；认定评议小组成立后，其成员名单应在本年级（或专业）范围内公示。这就是后来在高校广泛推广的贫困生“评议认定法”。多数高校使用的这种贫困生资格评定方法保护了贫困生的尊严和隐私，但在“公正”方面却产生不少争议，很多学生甚至怀疑这种不够公开的过程会出现“暗箱操作”。

为了兼顾公平，一些大学通过信息公开、演讲竞选等方式，如有高校开展“比惨”演讲，挑选所谓的“贫二代”，还有高校传出“竞选”特困生的消息，虽然这种形式的确完全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但是不少贫困生觉得有损自尊而放弃了申请。如何平衡贫困生的隐私权以及其他学生的知情权，成为困扰资助部门的难题。

另外，在资助金的使用上，有学校出台了“资助金追回制度”，即如果发现有学生在贫困资格问题上弄虚作假，或是吃穿超度，抽烟、酗酒、请客会友、铺张浪费等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学校将收回资助金。学校决不让一个贫困生因为贫困而辍学，也不能让弄虚作假和铺张浪费的现象出现，这对其他学生不公平。然而这些措施又被媒体解读为“监控”，认为学校侵犯了学生的消费权。事实上，诸如“贫困生不得使用手机、电脑”的规定，就是将贫困生标签化、脸谱化，似乎贫困生就应该是那种面黄肌瘦、衣着老土、缩手缩脚、啃馒头吃咸菜，站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认出来的“穷人”。事实上，这也是对贫困生的一种歧视。

可以说，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及“去标签化”的努力在争议中前行，而且，随着国家、地方经济条件的不断好转，资助力度的逐渐加大，同时贫困人口减少，贫富差距缩小，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将面临新的挑战，学生资助工作近几年将面临一个转型。"

三、“正面标签化”的新思路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里斯特将标签理论运用到分析学校的教育过程中，由此，标签理论对教育实践的应用和作用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里斯特认为，“标签”和“贴标签”的过程，一方面影响着学生对自己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着教师的教育行为。标签利用的好，将会激励学生不断地前进，利用的不好就会成为学生今后发展难以逾越的一个障碍。

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很多高校开展了“去标签化”的工作，回避一些群体差别，力求一视同仁，但这种思路也造成了贫困生认定工作的尴尬，如贫困生的隐私权与非贫困生知情权的矛盾，贫困生消费权的问题等。实际上，社会心理学中的标签论是一个中性理论，也就意味着“标签”可以作为一种工具：利用的不好，会成为影响学生发展的障碍；利用的好，则可以激励学生不断前进。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一种“正面标签化”的方法，即减少“标签”的消极影响，发挥“标签”的正面积极效应，甚至变“标签”为“榜样”，以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

1.认识方面

要形成完全的一视同仁。也就是说，管理部门、资助者、受资助者、其他学生都要形成对资助工作的正确认识。对于贫困生，要引导他们懂得家庭经济困难不是父母的错，更不是学生本人的错，然而能不能正确的面对现实、积极向上就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与此同时，加强对非贫困生的引导教育，使他们能够给予贫困生足够的宽容和尊敬，用同学之间纯真的感情带动贫困生的发展。总之，高校应该尽量的为贫困生创造和谐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2.行动方面

贫困大学生应该注意挖掘、发挥自身的长处，参与寝室和班级建设，学校相关部门也应该鼓励他们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有针对性的提供专门的舞台，使他们充分的展示自己、树立自信，用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增长贫困生的能力。许多高校涌现出一些优秀贫困大学生群体，如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安徽大学“爱心社”等学生社团，通过凝聚贫困大学生的集体力量和智慧，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锻炼自己，服务社会，成为校园有影响力的公益学生社团，并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学生社团”等称号。

3.教育方面

要千方百计消除高校贫困生的心理隐患。在影响高校贫困生成长的诸多因素中，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贫困生除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外，更主要的是还要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对此高校要善于引导，使之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同时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正常的教学体系，平时可以通过开展心理知识讲座、心理素质拓展训练等。精神方面鼓励他们自强自立，物质方面除去直接提供经济资助外，鼓励他们参与勤工俭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合法的经济来源，以此来改善自己的困境，这同样也会帮助贫困生克服自卑，增强自力更生的信念。

4.管理方面

要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在高校的优秀大学生群体中，贫困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他们面对困难时总是持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自强自立，不依赖别人，靠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摆脱当前的困难境况，如洪战辉、许志伟等，一些学校还专门开展相关活动，如江南大学通过开展“我的励志青春路”专场访谈，从数百名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中遴选代表，分享自己在励志路上的挫折、经验，用事实说话，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高校相关部门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典型事例进行宣传教育，依靠这些成功典型的亲身体验来感染、激励那些仍处于困境中的高校贫困生。长远来看，这些举措将进一步促进贫困大学生成为一个优秀群体，在全校范围乃至全社会中形成这样一种正面的共识。

四、结语

事实上，贫困大学生不愿意被贴标签，也不应被看作全面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在智力、能力等很多方面都有优于他人的地方。高校相关部门与其费尽心思的“去标签化”，不如花大力气研究如何管理“标签”，通过发挥其良性功能，促进学生优势思考，进而促进他们健康、全面的发展，而这也是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思政教育工作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