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公民观念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公民观念的挑战

引言 一、中国：公民观念与公民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公民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教育不仅具有培养公民正确认识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功能，也肩负着维护我党执政地位的历史使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被有机地融合在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教育中。思想政治课程作为开展公民教育的重要载体，以必修课程的形式贯穿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公民观念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应对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公民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但始终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党内民主集中制作为公民教育的三大基本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更是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与保障。同时，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也集中体现出两大变化：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及重视不断发展的国际关系。[4]

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等对我国的影响日趋显著，一些文化糟粕也随着先进文化、技术与观念流入我国，对国人公民观念形成了冲击。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国家利用其在经济与技术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向非西方世界输出西方“普世价值”与“主流文化”以强化其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构成了西方文化霸权。[5] [6]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是指某一社会阶级通过向多元文化社会强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现象。[7]文化霸权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国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在本国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政策手段，后广泛指向西方国家通过其在经济、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强行推销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行为。一些学者又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8][9]

西方文化霸权作为一种“高质量的权力”，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权威性，是西方国家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6]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价值观极力要渗透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建立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和人民，甚至以此来干涉别国内政，以攫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维护“文化不对等”的国际秩序。以“技术、经济、知识、人员与价值观的快速流动”[1]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极大地方便了西方国家对外输出文化与价值观，为其建立、巩固文化霸权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传统与公民价值观念，也是西方文化霸权的重点实施对象。与军事干预、经济制裁等“硬实力”不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将文化视作“软实力”，以大众传媒、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及文化产品为主要媒介，不断对华输出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严重影响了中国主流文化和价值体系的良性运作。

（一）大众传媒 （二）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

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大多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载体。如跨界高等教育、福特基金会援助项目、富布莱特奖学金等，虽然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但也为培养目标国亲西方势力、传播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包括公民观念在内的文化信息传播大多是西方国家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单向灌输和渗透，[7]而像我国这样的弱势国家文化却难以向美国流动，文化交流严重不对等，且非西方文化传播常常遭到打压与遏制。部分援助项目政治企图明显，例如美国国务院已通过“西藏基金会”资助323名流亡藏人就读美国高等学府，[12]其目的在于培养亲西方的代理人而非所声称的支持藏族文化传承。同时，由于跨境交流项目经常在境外进行，我国政府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与引导措施，更突显了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公民观念腐蚀的隐蔽性与危害性。

（三）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是指电影、电视、音乐、文学作品等非物质产品与知识产品，通常融合了输出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消费文化产品，具有以文化为外包装、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特点，在观念形态和产业形态两个层面对输入国构成挑战。[5]那些带有明显西方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以及附加了文化倾向的商品，伴随着不断深化的国际交流活动大量涌入我国市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极易受到所谓普世价值、西方民主的腐蚀，失去政治立场和文化判断力，严重影响中国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公民观念的构建。

三、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公民观念的挑战

（一）威胁公民教育核心价值观：我国党和政府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执政仅60余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与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借此大肆攻击我国民主进程，否定我党执政成就，宣扬所谓的西方式“民主”与人权，对人们有较强的蛊惑性和欺骗性。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着空前质疑。[4]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借助文化霸权不断发动宣传攻势和文化渗透，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与我党执政合法性。部分西方媒体制造了大量不实报道夸大、扭曲我国在人权、民族关系、信仰自由上存在的问题，并将问题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6]西方国家也透过隐蔽的手段塑造中国的负面形象，如在电影中频繁使用中国或共产党作为腐败和独裁的符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公民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维护我党执政地位与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是我国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西方文化霸权妄图颠覆我国政权的野蛮行径，已经挑战了我国社会主义公民观念的底线，对我国公民观念与公民教育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激化保护信息自由与维护社会稳定的矛盾

以多种形式的信息流动为载体施加文化影响力是文化霸权的一大特征，[6]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脚步的加快为西方一些文化与价值观在华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些年发生在中亚、中东的“颜色革命”，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的信息不对等流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充分利用其主导的国际信息流动与在华代理人，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不断对华输出“西方民主”等价值观，制造大量丑化、扭曲、攻击我国党和政府的不实信息，刺激公众产生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负面情绪”，形成“伪舆情”，[13]妄图煽动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稳定局面，更与我国提倡的社会主义公民价值观背道而驰。

我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制定了信息监管的政策与举措，如《互联网出版管理条例》与《出版管理条例》。相关法规为依法保护信息自由和实行信息监管提供了法律基础。但面对日渐复杂的信息传播形势，特别是文化渗透的隐蔽性和穿透性，有关管理部门缺乏有效应对手段，在实际工作中重管控、轻引导，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等不合理举措，在部分阻断不良信息源的同时，也影响了公民正当的信息获取权与信息自由权。首先，超限度的信息监管有违宪法精神和公民价值，容易被曲解为党和政府“刻意”阻断信息流通、“不敢”让人民知道事实真相。其次，信息监管在过滤负面信息的同时，也影响了正面价值观的传播与正常的信息交流。“一刀切”的信息监管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中西交流中的信息不对称：我国以消极的姿态扮演“挡”的角色主动放弃话语权，而不是更积极地通过制造、传播信息参与国际话语权竞争。例如，我国对某些在西方国家主导的“网络颠覆”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网站[14]采取了屏蔽、限制访问等措施，在捍卫网络主权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国在国际互联平台上的话语权缺失。同时，信息监管具有技术上的局限性，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代理等多种方式突破防火墙。

（三）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有效性

尽管我国建立了涵盖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本土到国际上多层次、多维度的公民教育体系，但仍然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与威胁。首先，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公民教育课程普遍存在内容空洞、重理论轻实践、重说教轻体验、课程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的相关度不高等问题，反映出目标口号化、内容成人化、方法动员化、考核表面化的“四化”问题。[3]同时，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由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与思政司统一制定，[15]各级学校难以结合实际需求修订课程内容，课程设置缺乏灵活性，授课效果普遍不够理想。相比之下，西方文化霸权的渗透并不通过课堂。学生在观看美国影片、杂志、体育项目及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已经不知不觉“习得”、认同西方价值观。尽管我国在各层次公民教育中反复强调对外文化交流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但由于“精华”与“糟粕”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即使学生有选择性采纳文化的意识，也面临着难以判断取舍的困境，从而我国公民教育的有效性构成了重大威胁。

建议

（一）弘扬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长期以来，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时强调意识形态，忽视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造成了人们对中国“文化认同”感的迷茫与缺失。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阐释，明确提出了文化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有助于重新塑造人们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因此，将中国文化有机融入公民教育对公民价值的构建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坚持文化例外原则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一种政策，最早于1993年由法国代表团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提出，强调文化产品与服务在维护国家与民族独立性上的特殊地位，应与一般性服务贸易区别对待。[6] [16]文化例外原则得到很多国家的响应，认为文化产品与服务作为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载体，已超过其实际贸易价值。[16]尽管中国已经在文化产品进口中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但这一原则有必要进一步覆盖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活动，切实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

（三）开展公民教育课程改革

针对公民教育课程效率低下的质疑，我国应坚持并加强相关课程的建设，积极进行课程改革，并注意以下事项：首先，允许有条件的学校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发展校本公民教育课程作为通用课程的重要补充，以满足教学需求。其次，公民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公民意识与公民价值观，减少知识性内容比重。第三，应强化公民教育中“国际层次”内容的比重，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复杂国际形势、了解其它国家公民教育现状、认清西方国家对我国公民价值体系挑战及树立积极公民观念的能力。

总结

中国公民观念发展呈现出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的特征。得益于全球化进程，西方文化霸权通过媒体、国际教育文化交流与援助项目及文化产品等媒介向非西方世界传播西方“主流”、“普世”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以国家合法性与国家边界为中心的公民教育”[3]形成了巨大冲击。西方文化霸权对我国公民观念构成了以下三个重大挑战：威胁我国党和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激化保护信息自由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冲突、挑战公民教育的有效性。对此，我国应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坚持文化例外原则，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课程改革，掌握公民价值构建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