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区别看科举制的兴衰

[摘要] 科举制的兴，根源于传统中国文化“伦理至上”的内在本质；科举制的衰，根源于西方文化“科学至上”观念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冲击。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着[点应当在伦理与科学之间保持一种适合现实状况的张力，以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科举制；伦理；科学

对于科举制的优劣评判历来争议甚大，不过无论观点如何，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当代中国教育体制的形成都具有 深远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从中西方文化本质区别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科举制兴衰的内在根源，并以此对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方向予以反思。

一、科举制的兴：伦理至上

始于隋朝、完备于唐宋并一直沿用到清末的科举制是传统中国的一项核心政治制度，唐太宗在看到天下仕子纷纷涌入考场的盛况时也曾自豪的说：“天 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可以说，在科举制实行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确实体现了公平公正的精神，能够起到招纳天下贤士、引导社会风尚、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 这也是科举制自诞生以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长盛不衰的原因（其间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废除科举制，但不久即恢复）。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近代西方人甚 至把科举称为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那么为什么科举制在传统中国会如此兴盛呢？从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来说，这根源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伦理至上。

伦理至上意味着始终把伦理道德作为首位（甚至轻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探讨个人自身行为规范而不探讨对自然界的理解 与认识，对于中国人来说，重要的是“善”的问题而不是“真”的问题，是人伦的问题而不是自然的问题，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有科学技术的人的 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的学说非常发达，我们看到诸子百家之中，谈论最多、影响最深远的无一例外都是关于个人修养的道德学说。古人有“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这是信奉科学真理的西方人无论如何不能理解的：修身、齐家就能平天下了吗？从本质上来说，传统中国是伦理型社会，遵循着家国同构 的逻辑：家庭（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家庭（家族）的扩大；国家关系、君臣关系不过是家庭关系、父子关系的伸延；对家长的孝和对君王的忠互相沟通， 并在维护政治统治和协调社会秩序的职能上统一起来，这样人与人、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被伦理化了，西方人恰恰难以理解的就是这种人伦关系的本质，只有先 治理好“小家”，才有可能治理好国家这个“大家”。

伦理至上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几乎一切学说都被赋予了伦理色彩：政治学被归结为善恶之别、正邪之争、君子与小人之辩；自然科学（如地震 研究）也被赋予了伦理色彩，地震灾害被视作上天对人间恶行的惩罚；文学强调“文以载道”；教育学强调“德育为上”；哲学成为“道德哲学”。蔡元培说：“我 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及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 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我国伦理学之范围，其广如此，则伦理学宜若为我 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矣。”梁淑溟也说：“融国家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 实。”

很明显，科举制的兴盛恰恰与这种伦理至上的德性主义紧密相联。科举制所考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是“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 学》，以及“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这些典籍全部是关于道德修养的，和现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没有丝毫联系。可以说，科举制的 兴旺一方面源自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所谓“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激励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进取精神，另 一方面源自其对伦理道德的强调，这既符合风俗习惯，更符合政治意志，这些都是传统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之必需。

所以说，伦理至上是科举制兴盛的内在文化根源，但是“过犹不及”，对伦理的过分强调必然在其兴盛的同时埋下了衰落的种子。表面上看，科举制的 衰落是因为“八股取士”，这种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内容的考试方式严重扼杀了士人的人格，使他们成了只知道死读书以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在这种状况下，所谓 的伦理至上实际上变成了一句空话，很多人甚至不仅没有成为一个有道德的君子，而且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抛开这些表面的原因不谈，我们从文化根源上来分 析：科举制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正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忽视使得传统中国从一个屹立于世界之巅的民族成为了落后挨打的民族。当用西方 科技武装起来的坚船巨炮驶进中国时，带来的就不仅是对科举制的冲击，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了。

二、科举制的衰：科学至上

科举制之所以衰亡在于其对伦理的过分强调和对科学的轻视，当近代中国选择科学至上的救国之路时，科举制就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在传统中国，伦理道德为“大学”，科学技术为“小道”甚至“贱学”，天文、算术、地理、水利、农学等为君子所不齿，不能立于学官。在传统中国 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境界之中，道德上的立德最高，学术上的立言最低，是知识分子的末路。罗素曾经指出：“中国有一种思想极为根深蒂固，即正 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为重要。”中国人重德（伦理道德）轻智（科学真理），老子就反对“以智治国”，《道德经·六十五章》云：“古之善为道者， 非以明辰，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儒家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传统中国的 教育内容都是伦理道德方面的经典，“六经如太阳，不学如长夜”“经学之外无学问”，学习的目的是“始乎于士，终乎于圣人”。科举考试中，考生只是做八股 文，作试贴诗，背诗云子曰、四书五经；考试并不测试任何特别的技能，只是测试考生的心灵是否完全浸透于典籍中。这种不涉及任何现代科学知识的考试确实是中 国教育的奇观，“古老的东方，在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的形式笼罩之下，科学总无由发展。李之藻扭不转这个趋势固不用说，就是握有绝对权力的康熙皇帝也无能为 力。他的几个儿子之习天文数理，目的只是取得他的欢心冀得神器。神器到了手，天文数理就丢在一旁。……严格地把科学研究压缩于其政治套子之中。于是科学完 全成为政治工具。纯理知一点也不能伸张。”

与传统中国文化正好截然相反，西方文化强调的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如果说传统中国文化是伦理道德优先的“德性文化”，那么西方文化就是科学优 先的“智性文化”；如果说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坚持一种道德化的社会生活，那么西方价值观念就坚持的是一种科学化的理性分析。西方文化的科学性来自古希腊的传 统，古希腊人很重理性，有“爱智”的训诫，希腊人甚至把以智性获得真理认定为最高的幸福。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说：“西洋近代文明的精 神方面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总体而言，如果说传统中国文化侧重于道德情感在德性人格中的运用的话，那么西方文化则侧重于知识理 性在主客对立关系中的科学构架。 西方文化科学至上的特点使得近代西方全面赶超曾经辉煌强大的中华民族，虽然清末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这方面的巨大差距，但是出于对自身文化的偏执和保护，他 们更愿意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进行改良而不是推翻，这就是“中体西用”的由来，即将传统中国的伦理道德政治作为主体，而把西方科学知识仅仅限定为“用”的层 面；对于科举制而言，便是继续坚持伦理至上的理念还是转向科学至上？先行的改革者采取了一些妥协的改良方法，这主要体现在在原有考试形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增加新的实学（科技）科目。但是这种温和的改良方案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动，尤其是在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彻底陷入到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亡的时刻，人们开始对以前看似天经地义的各种思想方式和价值体系予以反思和批判，反思和批判的首要对象就是传 统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如何奋发图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参考西方列强的发展史以及清王朝战败的惨痛教训，“唯有科学才能救中国”就成了无可置疑的 真理。在这种环境下，强调伦理至上的科举制就成了众矢之的：“科举不除，新学难兴”。面对强敌环绕的严峻形势，清政府最终不得不顺应时局的变化，1901 年清政府废除八股文，1905年9月正式宣告废除科举制。

可以说，科举制之所以“兴”，因为它代表了传统中国伦理至上的文化特征；科举制之所以“衰”，是因为它不具备西方文明科学至上的特征。虽然科 举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我们从科举制的兴衰中依旧可以得出有益的反思：中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异不仅决定了科举制的兴衰，而且对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同样产生了 深刻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对于当前教育体制改革变得至关重要。

三、伦理与科学之间的张力：教育体制改革的着[点

首先，我们对科举制做一个客观的评价，这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伦理至上究竟是否具有合理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长达1300多年的科举制历史中，伦理至上一直是传统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中国三大文化根源，儒家、道家、佛家无一例外都是 对伦理道德修养的强调。客观上来说，对伦理道德的强调保证了传统中国始终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发展之中，相对于长期的稳定，战乱的时间非常短暂，这不能 不说是强调伦理道德的社会风气使然。科举制正是这种文化特征的体现，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社会稳定及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末，当科举制被取缔之 后，作为最重要社会阶层之一的“士”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奋斗的目标，这也是当时社会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科举制也并非完美，从文化特征上来说，伦理至上的风气导致了对科学技术发展的轻视，导致了传统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并最终 无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从科举制本身来说，内容的日益形式化（八股文）导致科举制很难判断一个人的真实德性与德行，大批学 子成为了为考试而考试的工具（这一点甚至在当代高考中也有所体现），科举制成为了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科举制（尤其是晚清）已经失 去了招贤纳士、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本来意义而变得“异化”。因此客观地说，科举制对伦理道德的强调本身具有合理性，不合理的是其对于科学技术的轻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西方文明强调的科学至上是否就毫无弊端呢？对于近代中国的衰落，很多人将其归罪于伦理道德的过度提倡，于是将其一棒子打死 而高举科学至上的大旗。但是科学本身绝非毫无弊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本身的短视性，当我们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时，虽然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 物质财富，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对自然环境的空前破坏，这种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在当时（废除科举制的清、民，以及近代西方）是没有被认识到的。到了当代， 当我们不得不为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日益衰竭的自然资源负责的时候，我们才突然发觉：科学并非万能，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利用正在毁灭人类的将来——这也是胡 锦涛主席一再强调要“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因。二是科学能够发展物质文明（以耗费自然资源为代价），但是它无法产生同样发达的精神文明。

邓小平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就意味着以伦理道德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以科学技术促进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 二者绝非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传统中国过于强调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应当提倡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当现代中国过于强调科学技术的时候，我们应 当提倡对伦理道德的继承发扬——这就是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应当采取的着[点：在伦理与科学之间保持适合现实状况的张力。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正是废除科举制之后遗留下来的“重科学、轻伦理”的问题，教育内容上对于如何做人这方面伦理道德的内容传授的并不 多，更多的是强调对科学技术的学习；而高考产生的类似科举制的“以分取士”的思想也极大地促进了这种“重考试能力、轻个人道德修养”的偏见。这种过于强调 科学技术学习的教育体制产生的社会后果也是严重的，由于道德观念的薄弱，受教育者一旦踏入社会，就很容易被各种不良思潮所诱惑，沦为物欲追求的工具，甚至 走入歧途。就现实状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民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社会上各种不道德现象也层出不穷，新中国建立后就绝迹的黄、赌、毒沉渣泛起，类似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等各种极端利己主义言论大行其道，毒奶粉、地沟油各种伪劣产品屡禁不止……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现象？其根源就 在于人们不再把精神追求、道德修养当作人生的目标（这当然有客观原因，由于现代科技推动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逐利的、提倡自由竞争的经济；当然也有教育不力 的因素），而把物质享受当作人生的价值。

很显然，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日益滑坡的道德风气，只有从教育入手（教育是立国之本），将伦理道德教育在实践上提高到一个全民普及的高度上，从而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仅仅有科学技术是不足的，我们不仅要培养有能力的建设者，更要培养有美德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 人。具体而言，对于当前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来说，其着[点应当是在伦理与科学关系上保持一种符合现实状况的张力——对于当前重科学轻伦理的现实状况来说，教 育体制改革的重心就是一方面要加强从小学到大学的德育内容，在这里“加强”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量”上的德育内容的增加，二是“质”上的要把不适合 当前社会发展的过时的教育内容更换为与时俱进的能够切实提高学生道德水平的内容，从而让德育内容与当前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切中肯綮；改 革的另一方面是要对当前的考试模式进行转变，如上所述，完全凭分取士的模式存在着巨大问题，如果不加入对学生德性和德行的考察，那么很有可能培养出来的就 是“有能无德”的人，就很有可能增加社会动荡的可能性，这显然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符；换言之，就是要把当前“应试教育”的模式真正改造为一个能够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模式。

当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当前胡锦涛主席提倡的“八荣八耻”、“学习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的大力开展、我国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以及教育体制中正在增加的德育内容（尤其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提倡和继承）等举措都表明了当前政府正在大力提倡精神文 明，也表明了我国教育体制正在向科学与伦理并重的方式转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这种转变的不断加快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取得 快速而协调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一定会实现！

[参考文献]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3][英]罗素著.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4]殷海光.殷海光全集[M]第13卷.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

[责任编辑：钱道赓]

中国

On Imperial Examinations from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XU Jin

(School of Philosophy,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s blossomed for emphasizing morality and dwindled for lack of science, therefore, the current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find a balance and focus on tensile force between morality and science.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s; morality;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