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

清史 研究 在美国的 中国 学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曾对全美各地重要大学中国学机构、资料及其研究状况做了实地考察，并拜见有关学者和专家。现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有关 文献 、档案和网上资源，对美国清史资料收藏及其研究状况作一概述。

由于美国清史研究相当发达，笔者所能了解到的情况还很有限，故不周之处，望方家指正。

（1）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和美国哈佛大学、纽因伦地区大学的清史研究 哈佛大学是美国清史研究的重要基地，其清史研究可以追溯到费正清（Fairbank，John 作为哈佛清史研究的重要先行者，费正清培养了一支研究队伍。哈佛历史系和 政治 系的 关于哈佛的清史研究，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孔飞力（Philip A．Kuhn）和柯文（Paul A．Cohen）两位教授。他们同属于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孔飞力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国主义化和社会结构，1796—1864年》（1970年）、《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1990年）。前著强调了对地方士绅的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时期的军事化给了名流动员的机会，中国的近代史应该从这时候开始。重视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社会构造的变化，主张历史发展的原因，应该到中国社会内部去发现。是书显示了当时西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趋势。《叫魂》中，孔飞力试图通过叫魂的案件，透视清王朝的社会控制。此书获美国亚洲协会2002年列文森图书奖。孔飞力还出版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起源》（2002年），最近正在筹备出版他的关于中国移民史的专著，1997年，他在澳大利亚做过题为中国移民问题的学术报告。在孔飞力看来，离开海内外的移民问题研究，很难理解晚清和近代的 经济 发展。在中国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方面，柯文的学术影响和孔飞力旗鼓相当。柯文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是韦尔斯学院的历史教授。他撰写的学术专著主要有忡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1963年）、《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1974年）、《在中国发现历史》（1985年）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该书对“西方冲击论”提出了批评。这是美国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 理论 问题。柯文还出版有《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验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1997年），获199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最近，柯文正进行中国“国耻”观念的研究。柯文对清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十分关注。他认为后现代主义学者更关注思想方面的“软”殖民主义研究。比较而言，后现代学者更重理论的研究。柯文是美国中国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袖。早年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1965年，柯文还是年轻学者的时候，史华慈就曾预言过其学术前景，认为柯文已经确切掌握了历史学和一些很困难领域的学术研究手段。他始终注意一些宏观问题，观察问题立意很高。所有这些素质可以见诸他的著作，也将继续见诸于他以后的成果。

（2）康乃尔大学、耶鲁大学、哥地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东部清史研究

康乃尔大学的亚洲图书馆是西方世界最早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其中东亚地区的馆藏主要

是校友华生（Charies W．Wason）捐赠的，资料十分丰富。馆藏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有关中国研究的西文资料，包括几十种报刊资料；一是中国典籍藏书，包括《永乐大典》6册，以及康熙玉努、慈掉书签、敦煌文献等。其他还有相关的手稿本、照片、地图、文献等。由于胡适曾在这里留学，所以还有一部分他的资料，包括所收集的数量可观的清代官方信件。华生馆的馆长韩涛（Thomas H．Hahn）来自德国，曾作为中国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对汉学资料非常娴熟，主要研究图书馆学、资料 科学 、中国宗教、中国历史地 理学 等。华生馆的资料正在他的努力下向数据化方向发展。

关于康乃尔大学的清史研究，这里主要提两位学者。一是康乃尔大学中国学的奠基人毕 耶鲁大学收藏汉文资料相当早。第一批藏书人藏于1878年，系清朝容闳所赠，共 1，280册，40种。不久，耶鲁大学又得到清廷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5，040册。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太平天国资料，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家简又文教授捐赠的，共320种，640册。简先生当时还捐赠了太平天国的钱币和官印。笔者访问时，发现这些文献分类放在纸盒中，保存完好。耶鲁古籍藏书显然没有哈佛那么多，但购买了大陆、 台湾 不少清廷文件影印本，为专职研究人员提供了很大方便。耶鲁中国学资料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收藏有一批传教士的资料，包括300位曾前往中国活动的传教土的手稿、日记、信件、照片、报告、论文、著作、地图。这套资料被命名为“中国档案项目”，由全美基督教委员会发起组织，其中相当一部分资料涉及清代史事。耶鲁大学还有一批关于西藏的研究资料，包括手稿，以及一些著名喇嘛的著作和资料，达数百卷。此外，还有若于古中国的航海图。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早开始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大学。1876年开始在耶鲁大学任教的 哥伦比亚大学汉文图书馆于1905年设立丁良讲座之后建立，清朝政府赠送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他们成立之初所获得的最早的中文著作。馆藏现在已逾20万册。哥伦比亚大学的古代中国文献中，方志是比较突出的收藏，有1，600余种，17，000册；族谱1，041种，10，000册。关于历史、地理、传记、家谱的书籍很丰富，文学方面的资料也不少。此外还有藏文、满文、蒙文的资料及各种学术性杂志和定期刊物。 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是美国很有实力的图书馆，原来是加拿大的葛斯特图书馆， 普林斯顿大学在中国古代史方面很有研究实力。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突出的研究者是余 这里有必要谈谈她和罗斯基（EvEIyn Sakakida Rawski）教授合作编著的们8世纪的中国社会》这本著作。这是一本关于清朝研究的重要著作，提出不少理论问题。罗斯基为1968年哈佛大学博士，现任匹兹堡大学的教授，主要进行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著有《中国南方的农业变化和农业经济》（1972年）、《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文化》（1979年）人晚清帝国和大众文化》（合著，1985年）、《晚清帝国和近代中国的葬礼》（合著，1988年）等。罗斯基和韩书瑞一样，重视对大众史、大众文化和社会礼俗史的研究，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很多历史学家一样，罗斯基意识到礼仪和官僚制度是密切相关的，研究礼仪有助于中国官僚制度研究。

（3）芝加哥大学、密西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中东部清史研究 芝加哥大学一直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镇，在古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名列前茅，顾里雅 密西根大学亚洲图书馆成立比较晚，主要收藏以现代的文集为主。据截至2002年7月的统计，该校有640，659册书籍，其中汉文书有351，240册，缩微胶卷中有29，563片是汉文的，还有24，115片单片汉文胶片。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以现当代中国研究为主要对象，他们的中国数据中心（China Data Center）在美国高校中很有名气，目标是建设一个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具有超前性质的信息网站。密歇根大学希望网站能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综合中国历史、社会和 自然 科学的数据，将空间和时间的所有相关信息很好保存。他们希望网站的工作有助于各学科对信息资源的利用。这个中心确定的使命还包括：支持对地方、地区和全球变化的人文和自然情况的研究；推动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定量分析；推动空间研究的合作探讨；促进中国问题教学和研究的信息共享等。他们强调与中国和世界诸大学、研究所合作与共同发展；调整诸种分散的工作，形成标准化、档案化、一体化的数据库。 威斯康星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也有一些东亚历史资料。其中，特藏部有一批关于西藏和蒙

古的本刻文件，共有549项，涉及350个题目，其中有50个藏文手稿，125个蒙古的木刻本，内容主要是当时的祷告和宗教仪式。该馆还有一批中国早期报纸的缩微胶卷、中国方志和佛教书籍。藏书部也有一些清代书籍，另有孙中山的部分墨迹。威斯康星大学中国学方面有影响的学者是林毓生(Lin Yusheng），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和儒家问题。

（4）斯坦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南加州大学、夏威夷大学东亚图书馆和清史 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东亚资料主要集中在胡佛图书馆的东亚藏书馆，其中主要是汉文和日文方

面的资料。由于斯坦福大学总的研究方向是当代 中国 ，关于清代或近代的 文献 不是很多。但

也有一些大陆和 台湾 的档案文件，如 1911年辛亥革命的海报等资料。该馆所收藏的康熙年间的《嵊县志》也为它处所未见。编辑。 在美国西部地区，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也是中国学的重镇。在50—60年代，有一批重要的中国学家在这里活动。张仲礼是50年代很有影响的华人学者之一，后回国工作。他的著作《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1955年）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对19世纪中国科举体制、法律基础和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研究。他所描绘的绅士阶层的 内容 ，引起美国学术界关注。该书的导言称赞说：“张仲礼关于19世纪中国绅士的研究成果，在华盛顿大学正在从事的中国社会研究项目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的成果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史的学者，而且对于那些总的来说留意于了解社会组织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萧公权（Hslao Kung-chuan）1959—1968年间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工作，著有《十九世纪中国乡村》（1960年）、《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世界研究》（1975年）。前书探讨的焦点是封建国家政权控制农村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权深入农村基层，但这样的政权控制，在19世纪已经普遍崩溃。 目前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系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是两位学者，一位是伊沛霞（Patricia B．Ebrey）教授，进行宋代社会和文化研究；另一位是肯特·R·盖(Kent R．Guy)，进行中华晚期帝国研究，包括清代 政治 、经济、社会和思想史。肯特·R·盖是1981年哈佛大学博士，著有《乾隆晚期的学者和国家》（1987年），此书获1989年度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分会年奖。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法律文化的反思批评的文章。

南加州大学也建有东亚研究机构。傅斯（Charlotte Furth）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她是 1965年斯坦福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也研究中国的性生活史和科学史。她的著作有《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和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学和中国新文化》。

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从事清史研究的学者是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她是 1975年哈佛大学博士，通晓汉语、满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少数民族问题、国际 教育 问题，撰有论文《满汉关系》，收人史景迁主编的《从明到清》书中。研究的课题有《满族：满族资料阅读指导》、《满人与满州国建设》。她应邀参加《剑桥中国史》第9卷清史卷的撰写，承担清初部分的研究。夏威夷大学历史系的郭启涛（Guo Qitao）是年轻学者，199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宗教史，专以安徽南部徽州为研究对象，进行该地区明清社会、宗教和经济的研究。

（5）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洛杉矾分校、圣地亚哥分校、戴维斯分校、长滩分校、尔湾分校东亚图书馆和清史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和清史研究一直走在美国前沿。上世纪50年代以来的清

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列文森(Joseph R．evenson)是影响相当大的一位。他的主要著作有《梁启超和近代中国的思想》（1955年）和《儒教的中国及其 现代 命运》（1958年）。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才华横溢，不幸过早去世，美国亚洲协会以他名字命名设立列文森图书奖。列文森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是西方世界首次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提高到全新高度的学者，并以“传统一近代”模式响应费正清的“西方冲击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JR．Wakeman）是60年代崛起的第二代中国学家，主要研究明清史，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的华南社会动乱》(1966年)，这是他的学术奠基作。与费正清对中国问题的整体研究不同，魏斐德强调对中国地方问题的探讨，而正是这种对地方史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魏斐德的清史研究著作还有《洪业》（1985年）等，《洪业》获1987年度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魏斐德担任过多年的伯克利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另两位有造诣的中国学家是叶文心（Yen Wen-hsin）和从事明清研究的姜土彬（David Johnson）。姜士彬很重视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些年的主要精力也在于此。他和黎安友。罗斯基等学者合作编著《晚清帝国的大众文化》（1985年）。

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的东亚图书馆是1948年成立的。创始人里查德·C·鲁道夫（Richard 该校集中了一些中国学研究的学者。黄宗智（Philip G．G．Huang）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梁启超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1972年出版。针对列文森的研究，他说并没有感觉到列氏所强调的梁启超的所谓情感与理智的冲突问题。恰恰相反，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黄宗智指出，在梁看来，中西思想并非截然相悖，而是各为一个复杂的思想范畴，两者有许多相通之处。1985年，他出版了《中国华北的社会变迁和农民经济》，此书获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1990年，又出版《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获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他提出了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过密化”理论。近来，黄宗智转向对中国法律史的研究。他认为西方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理论有偏颇，其间还应有“第三领域”。黄宗智是《近代中国》的主编，思想活跃，每每提出重要理论问题，引起学术界关注。2002年，他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题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文章，批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e）的《大分岔：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引起美国和世界中国学界的关注。 加州大学是由数个分校组成的圣地亚哥分校在加州的最南端。这里有影响的专家要数周锡瑞（Joseph W．Eserick）教授。他主要研究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1976年）、《义和团运动的起源》（1987年）。其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获 1987年美国历史协会费正清奖、1989年的列文森奖。他还与玛里·兰金（Mary Rankin）合撰《地方精英和统治模式》（1990年）。他是美国中国学界的活跃骨干和史学批评家。最近他对何伟亚（Jame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提出批评。他对后现代主义现象表示异议，论文的题目是《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2000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关于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研究的专著。

加州大学长滩分校进行晚清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专家主要是鲍晓兰（Bao Xiaolan）教授。她还研究中国妇女史、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电影史、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移民史。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清史研究一直比较强。开拓者有刘广京（Kwang－chikng Liu）教授。1950年，他就和费正清合作编写了《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1962年，出版学术著作《英美轮船业在中国的竞争，1862—1874》》。他还和费正清合作主编了《剑桥中国史》晚清卷。普赖斯（Don Price）也是这方面专家，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专著有《俄国和中国革命起源，1896—1911》（1974年）。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则在妇女史和性生活史方面有较多成果。她是1972年斯坦福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明清史、东亚地区家庭和性关系史、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史。著有《地方商人和中国官僚，1750—1950》（1987年）和《历史的记录：18世纪中国的妇女》（1997年）。后书获亚洲协会1999年度列文森奖。她在《剑桥中国史》第9卷前清卷中撰第9章“妇女、家庭和性”。

（6）国会图书馆和美国中部、南部大学清史研究

美国国会图书馆是美国最早收集中国图书的图书馆，也是中国之外最大中文书籍收藏馆 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及恒慕义馆长，他可以说是美国清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恒慕义是1931年莱登大学博士，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944-1912》（30年代开始分两卷出版）50位东方和西方学者参加了工作。这部著作反映了美国早期汉学的特色，有800个人物传记。为撰写这部著作，主编恒慕义及其工作人员曾查阅1100多卷正史和数百卷“笔记”，行文也十分严谨。每位传主，都有姓名。号、字，出生年月、籍贯，主要经历和事迹，篇未有注释。胡适为这本著作撰写序言，称该书为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至少在目前来说，没有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的著作可与之相匹，无论在对概念的理解方面，还是在陈述的客观性和其 应用 上”，是“研究现代中国早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美国中南部地区的清史专家中，田纳西大学的郝延平（Hao Yen-P’ing）教授是应该注意的一位。他是1966年哈佛大学博士，代表作为引 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间的桥梁》（197年）。他也是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下册第三章“中国人对西方看法，1840——1895”的撰著者，现该校历史系的中国学研究，正由年轻学者威德塔（Hilde De Weerdt）接续。她已经做成文渊阁《四库全书》的网上查阅本。 在北卡罗莱纳州大学，迈可·亨特（Michael Hunt）曾经出版过关于美国在东北的政策的研究著作《中美关系，1895—1911》（1973年）。现在比较有影响的专家是何伟亚（James L．Hevia）教授，他是1986年芝加哥大学的博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发展史、18世纪以来中国和欧洲北美关系史。他的专著《怀柔远人》（1995年），获得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著作而名声大躁。该书也由于周锡瑞的批评而引起争议。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有《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育》，这本著作在资料的搜寻上花了很大的工夫。

在美国的中南部，杜克大学的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ilik）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中国学家，现调奥尔冈大学工作。他的主要方向虽不是清史，但所阐发的后现代理论对美国的中国学有很大影响，包括清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学理论和 方法 方面的 总结 评论文章很多。杜克大学新出版的《立场》（Position）杂志曾发表多篇回顾和评论美国中国学的理论文章。法克哈（Judith B．Farquhar）和何伟亚，曾在 1993年《立场》杂志发表论文《文化与战后中国历史学》，他们对“文化”提出了新解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实际是“伴随近代民族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发展在欧美产生的”，“在价值、意向、思想等观念与行为之间关系上的这种假定”，“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德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路康乐（Edward J．M．Rhoads）撰著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2000年），被认为是重要学术成果，获2002年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作者主要研究近代中国、满汉关系。在美华人、美籍华人，以及中国的妇女和性问题。他是1970年哈佛大学博士。

以上是笔者对美国清史资料和清史研究的概括性介绍。从所叙述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

美国的清史资料收集和整理，虽不能和国内比，但还是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些资料国内确实没有。在资料的收集和展示方式上，也很注意适应信息化时代的需要和特点。美国的清史研究，在方法上和理论上有相当大发展，与一百多年前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耶鲁大学史景迁教授曾对笔者说，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清史、民国史研究相对突出，科技史。妇女史、大众问题研究、边疆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研究同步发展，继续呈现多学科交叉发展态势。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讲究史识、眼光和洞察力。我们在关注美国对我国清史研究的同时，要注意分析他们著作中的世界眼光和比较眼光，注意鉴别他们的理论、方法和前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