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精神病与伍尔夫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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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与伍尔夫创作活动相伴的是间歇性精神病。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及对于创作成功的焦虑加剧了早年因亲人去世而诱发的精神病病情；但是，文学创作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的精神压力，起到了治疗作用；而且，患病经历也丰富了作家的文学视角，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

论文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精神病：文学创作

一、伍尔夫的精神病概况

伍尔夫的精神病首先是源于家族的遗传。斯蒂芬家族存在着精神病不稳定的血缘气质。其父莱斯利-斯蒂芬发作过他称为“狂暴突发症”的病。他的朋友们都害怕流露对他的批评意见．伍尔夫也继承了这种对舆论意见的极度敏感。其次。伍尔夫的疯狂是一种对往昔岁月的逃避。这与她身边亲人接二连三的死亡有关：13岁时深深依恋的母亲朱莉亚因流感而引发风湿病去世：15岁时接替母亲照顾她们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斯蒂娜离开了他们：22岁时父亲斯蒂芬患胃癌去世：24岁时哥哥索比也离开了他们。除此之外，伍尔夫幼年曾经遭受过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痛失亲人的伤心、无助以及对父亲的负罪感严重地影响着她的健康。最后，男性社会各种制度规范对女性的压抑与女性追求精神心灵的自由、表达女性真实内心世界的努力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是伍尔夫精神疯狂的原因。伴随着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活动的是她的精神疾病：“创作的成功使她享受到满足，创作的过程中的心路折磨则使她感受到深刻的忧虑，每当焦躁和忧虑猛烈地袭来，就会成为精神病复发的诱因。”"

二、女性作家身份焦虑加剧病情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在其诗学著作《影响的焦虑》(AnxietyofIn．lfunec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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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将文学的影响比作父子关系，弱势诗人只能模仿其父辈诗人。而强势诗人却能奋起抗争，挑战父辈诗人。形成俄狄浦斯式的对抗。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修正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将“文学父子之间的俄狄浦斯斗争的弗洛伊德范例转变成女性主义的影响理论，用来形容在父权制文化与文学中的19世纪妇女作家的焦虑。”实际上l

8、l9世纪在传统男权社会的各种社会道德规范束缚下的女作家就扮演了文学中“子”的角色，吉尔伯特和格芭指出，“在男性中心的文学俄狄浦斯范式中，女作家被忽略。女作家在面对这样男权中心思想所建构的创造力与文学史图景，她的焦虑是更深层的。——一种对作家身份的焦虑。”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和小孩都储藏着私人化的词语内涵。因为她们使用公共话语的空间受到了她们低微地位的限制。”千百年来女性的缄默状态与作家所必需的心灵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形成一种的尖锐的矛盾，这使得女性作家在创作活动充满了困惑与焦虑。伍尔夫常处于思想表达的压抑状态，“我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但我只有男人的语言”。当她写作时感觉到：女性写作“缺乏一种传统规范，而一代人的工具对下一代毫无用处，又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中，伍尔夫发现，要大声地表达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声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对现存的语言无法表现的女性特有的感情建构一种表述方式，几乎需要疯狂地冒险。基于传统的“性别类比的思维习惯”，大男子批评家像对待妇女那样评判她们的作品：“妇女作品所受的待遇好象它们本身就是妇女，对它们的评论往往始于其胸围、臀围进行的学术测量”。同仰对于伍尔夫来说，写作是一种革命行为，她与英国父权制文化及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形式和价值观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致她在落笔时充满恐惧和决心。因为语言和文化被压迫者攥在手里，要和他们争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胆略，但伍尔夫还是义无返顾的拿起笔，努力地抗拒和颠覆着父权文化。

三、创作的文学治疗作用

心理学理论认为，精神抑郁状态是心理能量长期淤积的结果，这本身是一种致病的过程，淤积的心理能量必须释放，释放了才觉得舒畅和健康。而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等精神创造活动便是心理能量释放的重要途径和出路。对于伍尔夫而言，早年母亲的去世诱发了精神病，之后亲人接二连三的离去以及同父异母哥哥的性侵犯都使她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特别是婚姻生活的不适及没有孩子常常让她在姐姐跟前感到自卑，还有将自己所思所得诉之于笔端的冲动欲望等等。而伍尔夫创作活动使她表达自己声音的欲望得到满足。创作上的成功也冲淡了婚姻生活的阴郁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写作缓解了伍尔夫的精神抑郁症，有自我精神治疗的作用。

伍尔夫生病时。她经常会产生幻象并受到奇怪的声音的折磨，她会听到死者声音，这种幻象与往昔的生活和已逝的灵魂联系在一起，使她处于一种精神上的孤立状态和毁灭性的隔绝状态中。她的思想空白，退化到完全被动的植物状态。这与她早年失去亲人的的经历以及成长中的孤独有关。为此，父亲死后，伍尔夫兄妹们逃离了令人窒息、充满伤心记忆的肯辛顿区搬到布卢姆斯伯里区，企图从父亲的专横、呆板、阴暗的生活阴影中摆脱出来，伍尔夫一直都在做着努力。然而，早年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幻象的形式使她精神恍惚，难以摆脱。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写作来记载斯蒂芬一家曾经的快乐生活．也塑造心目中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期望卸出心头的重负，后来的《到灯塔去》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中的拉姆齐夫人就是她塑造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一个有个性却没有留下生动言论和著作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从13岁母亲去世到44岁完成《到灯塔去》草稿的多年里，母亲的灵魂始终占据着她的心灵。当这部小说完成时，她就不再看见母亲了，也不再听到母亲的声音了。通过给记忆赋予形体，她现在能够自己支配父母遗传禀赋，排除他们的错误从而将自己造就为艺术家。"

四、患病丰富了她的文学视角，形成独特的艺术景观

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写到：一个作家灵魂的每一种秘密，他生命中的每一次体验，他精神的每一种品质，都赫然大写在他的著作里。患病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漫游，它带给作家探索人物内心隐秘世界的机会，也进一步拓展了作家文学描写的的空间。对伍尔夫而言，其身体的或精神的特殊体验都会影响到她的创作过程，写作既是为缓解疯狂的紧张状态而作的挣扎。同时也是对心灵挣扎的自动记录。“每一部作品都朝那个虚构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上堆积一点，我则把它像假面具戴着在世上走” “真我”和“假我”之间的抗争让作家陷入自我分裂之中。因此，“疯子”形象就是作者本人的重象，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倾诉了作者本人的忧虑和愤怒。

在《达洛卫夫人》中通过赛普蒂默斯的形象传递了作者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伍尔夫对赛普蒂默斯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大篇幅地描写了他的妄想性的幻听幻视等错觉以及意念跳跃、情绪亢奋、语无伦次，有时听见麻雀用希腊语歌唱，有时又以先知的身份向世人宣布真理等等情景，显示了作家对于精神病人反常意识形态的深入把握；而且都可以在伍尔夫的病史中找到依据．这种人物的塑造方法与她患病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通过赛普蒂默斯的视角．对当时英国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达洛卫夫人》中医生对赛普蒂默斯夫妇非常武断地推行他自己的主观看法，甚至以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完全无视病人的具体状况。这种冶疗是本末倒置的，疯癫代表着一种未成年地位、一种幼稚状态，相对地医务人员被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的象征，最有发言权的病人及其家属被作为权威的医生剥夺了话语权。伍尔夫也曾因为情绪异常被强迫停止创作进行静养，同时还要不断接受医生的询问及新友的监视，伍尔夫在与各类精神病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医生的权威与病人的束手就擒等待判决的受动状况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监视与审判成了精神病院的主题，而精神病院这种结构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结构的缩影。伍尔夫也通过赛普蒂默斯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反感以及人们的焦躁、无助。

伍尔夫创造性地将意识流技巧运用到文学实践中，通过内心独白、自由联想和象征暗示等方法来展现意识的流动和跳跃性，表现人物的主观真实感受。充分展示女性的内心世界．为我们塑造了拉姆齐夫人、达洛卫夫人、莉丽等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非“妖魔”即“天使”的失真局面，形成独特的文学景观，这是伍尔夫对女性文学话语建构一种积极的探索。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看。小说中很多对意识片段的描写，有些很可能反映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本人体验到的角度，甚至是精神病性症状(妄想心境、牵连观念)。这些意识片段的描写将意识流与病态的表现掺杂、浑然一体，使作品更加富有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