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

【原文出处】马克思主义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05【分 类 号】B1

【分 类 名】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唯物史观

【 作 者】李德全/余其铨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阐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脉相承，并且有着重大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关 键 词】生产力/生产关系/唯物史观/文化

【 正 文】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科学的历史观，列宁称之为是马克思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解开了历史之谜，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在前进。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当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关头，对“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建设共产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回答，是对建党八十年来的经验总结，从而深化对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本文从唯物史观发展史来考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如何一脉相承，又如何与时俱进，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非常重视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从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起，到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物质生活条件”是历史发展的根本条件，提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已逐步从生产力的发展中揭开了历史之谜。1847年，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观点时，发表了《哲学的贫困》，第一次提出了生产关系的概念，从而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作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公布于世，从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旗帜鲜明地公开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 恩格斯也非常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他年青时代，世界观的转变过程中就看到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在考察英国社会时指出，在英国的社会生活中是物质利益主宰一切。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党派之间的斗争，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进行的。他说：“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之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7页)。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不是为抽象原则。恩格斯在1844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第一次使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生产关系的思想。他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这种无穷无尽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用来为大众造福，人类所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同上书，第616页)。在恩格斯看来，生产力的要素包含着人和自然、劳动和科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他最早把科学、技术看作生产力，并认为科学的进步，必然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繁荣。 列宁在谈及马克思如何发现唯物史观时也非常重视生产力，他说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首先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列宁全集》第1卷，第110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特别注重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他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到来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不能消灭三大差别，也就没有共产主义可言。列宁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第88-89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任务。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

邓小平总结世界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崭新论断，第一次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列入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邓小平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把科技创新看作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在当代，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建立在高新科技基础上的生产力。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中的先进生产力的提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特别是直接源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思想，并且是对这个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论述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文化是一个宽广而复杂的概念，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就其内容来说不是源于人自身，而是对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文化的内容，但大多数是从物质生产对精神活动的制约及其反作用来谈文化的源与流的。比如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中讲：“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6页)。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或从原始的、最终意义上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社会文化的发展。但实际上，社会意识、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总是同步的，不一定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意识、文化水平就高，也不一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社会意识、文化水平就较低。往往出现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思想文化上超过经济上先进的国家的情况。恩格斯说：“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同上书，第48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化的源与流的论述是充分、深刻的，但较少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比较少作专门的集中论述。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宁有以下三个重要思想：

第一，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科学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观点。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9卷，第298页)。列宁认为，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必须首先批判继承前人的优秀文化遗产，发扬优秀文化典范。自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人，是“用各种深奥时髦的字眼”在“伪造历史唯物主义!玩弄历史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52卷，第495-496页)。 第三，提出文化革命的口号。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列宁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文化革命，一是机构改革。列宁认为实现文化革命，是落后的小农国家建成完全社会主义的必须条件。只有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才能完成合作化的任务。所以，列宁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又说：“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国家了”(同上书，第368页)。

毛泽东也是非常重视文化建设。在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0页)。毛泽东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后来，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大众文化发展的方向。毛泽东指出，我们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化战线。要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最基本的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把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方针来考虑，认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后来，邓小平又明确提出了“四有新人”和培养“四化”干部的思想，也就是“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现代化“新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标准培养和选拔干部。在邓小平看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表现。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中关于先进文化思想，是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同时又深化和发展了这个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 关于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要算毛泽东论述得最为充分和深刻。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写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他说：“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9页)。1944年9月，为了纪念张思德，毛泽东写了《为人民服务》一文。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87页)。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他谆谆告诫全党，“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1044页)。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再强调党的干部，不要靠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时刻依靠人民群众。他提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0页)。毛泽东特别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他认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他批判党内那些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他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同上书，第728页)毛泽东曾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的一切言行都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1983年，邓小平提出要把是否提高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之一。他说：“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后来，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之一，作为检验改革开放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

江泽民“三个代表”中关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挥，特别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且进一步深化了这个理论。

四、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其重大意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它的提出，经过“7•1”和“5•31”两次讲话的补充和阐述，成为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公布于世。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创新，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理论。江泽民在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基础上提出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什么是先进生产力?这就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生产力。江泽民在“7•1”讲话认为，体现先进生产力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人，所以要不断地提高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发扬他们的首创精神。江泽民说：“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始终是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二是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科学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他说：“这是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这就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最主要的标志。江泽民还把科技创新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的因素”，当然，也是新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江泽民关于先进生产力的思想，是深化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认识，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文化是唯物史中的重要内容，它又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但从总体上来说，文化包括两大类：一是广义的文化观，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无论是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都可叫作文化；一是狭义的文化观，即是指政治和经济之外人的精神活动都叫作文化，也即文化是指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教育、风俗等观念的东西。我们认为江泽民所讲的文化是属后者。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他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并列一起提的，并且认为三者是有机统

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江泽民同志还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基本任务。提出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大大丰富和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内容。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唯物史观在党建理论上的新运用。由于唯物史观的新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和深化了对党的性质和根本任务的认识。从《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后，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党纲党章中都写进了先进性。我们党历届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党章中，也无不都写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的忠实代表等等。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显得比较抽象笼统。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先进生产力来认识和规范党的先进性，这就是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党的性质。一个党是否先进，要看这个党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否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否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技术，是否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标准。

江泽民同志深刻明晰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党的建设的结果。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阐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那么，江泽民同志通过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述。解决了在新世纪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