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原文出处】求实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306

【原刊页号】11～13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三个代表”与党的新型执政观

【 作 者】陈家广

【作者简介】陈家广 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 510515）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来的；与此同时，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全面贯彻中，中国共产党又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并集中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推进，将对今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摘 要 题】党建天地•领导与执政

【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党的执政/权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正 文】

探索执政规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具体阶段的重大课题。在21世纪的新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党的执政观，这在探索执政规律的课题上迈开了关键的步伐，其执政理念举世瞩目。

一、对党的执政问题的探索引发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执政是现代政治组织的追求目标。对于共产党而言，执政的深远意义在于：其一，执政是在领导人民夺取国家政权之后，领导人民掌握政权的方式，或者说是领导的内容之一；其二，执政要追求积极后果而避免消极后果，也即执好政；其三，执政是在各阶段的执好政基础上，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性社会形态里的长期执政。

然而，由于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共产党执政遭受到严重挫折。而在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由于“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经历了初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面临了一系列考验，如经济犯罪、腐败等。这与党执政的固有意义有着明显的差距。解决有关执政的问题，把党执政的根本要求有机结合于现实中尤其迫切。

面对严峻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上，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十三年来的执政，没有战乱、内乱和动乱，这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我国社会长期保持安定团结、政通人和的时期，是我国国际影响显著扩大、民族凝聚力极大增强的时期。”[1]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重大事件的应对和处理是成功的，它不断推动执政目标指向的实现，执好了政，这给思考党的执政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有益的参考参照物。“十三年来的实践，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1]

二、“三个代表”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执政的思考中产生出“三个代表”，又以“三个代表”为其执政衡量标准，剖析现实问题，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的认识。

首先是党的领导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的问题。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多样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化，党的领导要求扩大覆盖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以及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阶层，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并且精神生活中除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市场经济活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形式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乘机而入。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包括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沉渣泛起。”[2](P59-

60)而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意图和其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勾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敌对分子等向我国的发难，更是混淆了部分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中，发生了一系列与党的执政不相协调的问题：有些地方、有些基层处于放任自流的无组织、无管理、无政府状况，问题、怪事出来前无人警惕和察觉，出来以后也没有人报告、研究，迟迟得不到处理；有的企业在改革中，党组织涣散无力，放松群众工作，出现群体性事件，领导手足失措。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则出现要真正把一些道理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把他们的思想统一起来有很大困难的问题。 与此同时，党的执政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在工作全局中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它包括了要用宽广的眼光去观察把握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深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我国改革对思想影响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的认识，努力把“三个代表”的要求研究好、宣传好。

其次是对党自身建设的深化知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党的执政必须做到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和培养造就接班人。领导水平的“与时俱进”、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事关执好政，培养造就接班人事关长期执政。领导水平和“与时俱进”就是面对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执政能力，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增强团结为重点建设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以及不断健全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问题。努力克服腐败消极现象，或者说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克服不正之风，惩治腐败，则是一个突出的需要加快解决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些腐败案件触目惊心，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警觉。90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内出现了问题。……我们现在总的形势是好的，但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既有内忧也有外患，切不可掉以轻心。”[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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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以“三个代表”的新型执政观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当前我国政治生活的核心，其根本原则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因此，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内涵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观，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得到推进的强大动力。

为何要党的领导？回答是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过去的选择能否逻辑地推出未来的选择，为何苏东各国人民过去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20世纪90年代又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三个代表”的执政观进一步回答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建立新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党的领导，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它主动选择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此形成双向选择；过去如此，未来也是如此，就现阶段而言，“三个代表”“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1]。因此，人民过去以此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未来也会因此而选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现实中中国共产党如何主动选择、做到“三个代表”以达到双向选择？“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提出，现实中党的领导体现为党掌握权力的执政，而“三个代表”的落脚点和归宿点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因而这是一个以人民利益对待权力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问题意识”和“人心向背律”对待权力。 灾难性的后果表现为人心向背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政权失去的结果。这就是“人心向背律”。“人心向背律”在《孟子•高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的论述之后，一直是中国正直政治家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把这一问题放到政权兴亡的高度来考察，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在执政以后，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并极力维护和不断扩大这种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团体。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2](P10

9)“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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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的这样一条道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在台湾失去政权，以及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政局的动荡等等，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换言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是人心向背变化的结果。

从理念上廓清认识，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执政观不仅以此推论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在操作层面，以方式的建构设定党的领导。其纲要性要求表现为：通过制订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来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特别是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支持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从而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这一纲要性要求将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具体化。

正是以对党的领导进行了从理念到方式的时代性建构，中国共产党“三个代表”的执政观，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将源源涌流。

【参考文献】 [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