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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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语言学初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三大理论的影响：一是以华生(J.B.Watson,187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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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斯金纳(B.F.Skinner,190

4)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二是以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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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三是以珊南(C.Shann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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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代表的信息理论。 除了行为主义理论，以布隆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也为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布隆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建立在华生行为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用行为主义的原则研究意义，在确立语言单位时坚持严格的发展程序，总体上关心语言学的自由地位和科学性。尽管他的理论受到语义学家里奇(Geoffrey Leech)的批评并成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牺牲品”，然而，布隆菲尔德的研究方法不但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而且也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句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珊南(Shannon)为代表的“信息论”的研究。信息论的研究牵涉到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处理和储存。在语言的研究方面，信息理论认为语言的输出表现为一系列的信息符号，依次地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向语言学家对语言信息分布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仿照的依据，同时也向心理学家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在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自1948年信息论问世以来，信息理论中很多的研究方法都被心理语言学家所采用，用来研究“语言的感知”、“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信息的统计”和“信息分析”。特别是在“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的研究方面，大量语言信息的分析和研究均采用了信息论的研究方法。

三、心理语言学中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首先，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可归结为以下4点：一是他强调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二是他针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提出“语言习得机制”，强调了语言习得的“遗传”因素：三是他提出了“语言模块”论，区别了语言系统的规则和表征与认知系统的规则和表征的不同；四是他提出了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也是影响此后语言研究最为重要的新的语言理论。然而，正当乔姆斯基在努力修正自己的理论并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模式之时，以勒考夫(Lakoff)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派”与以乔姆斯基本人为代表的“解释语义学派”又在深层结构的“深度”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勒考夫认为深层结构还不够“深”，而乔姆斯基则认为深层结构已经“太深”。此后，尽管有人又提出“格语法”或“功能语法”或“交际语法”等的理论，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勒考夫提出的“生成语义”的理论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语言学的研究。

四、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三大主题

1.言语产生 2.语言习得 首先，在语言发展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利奥颇尔德(Leopol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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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出的“日记和家长报告”为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利奥颇尔德通过对其女儿希尔得嘉德(Hildegarde)在英语和德语学习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观察认为，观察和研究儿童日记的语言发展有助于对儿童语言发展的有效研究。但后来贝茨(Bare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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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却认为更有效的途径是家长对其子女语言表现的观察。因此，儿童日记和家长报告就成了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一大途径。除此之外，观察数据、采访和实验也是研究语言发展的重要方法。第二，言语感知发展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的研究：

(1)家长的语言输出和儿童语言学习的关系；

(2)儿童早期言语感知；

(3)语言特化。第三，儿童语言词汇研究包括：咿呀学语、单词学习、双词学习、语法联接、词语和词义联接。在这方面，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获得”、“使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和“词语与语义的连接”3个方面。第四，句子学习和理解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

(1)单词和短语向简单句的过渡过程；(2" )语法在造句方面所起的作用；

(3)句子的形成和理解策略；

(4)简单句向复杂句的过渡以及对较为复杂语句的理解和使用。第五，在语言交际用途的研究方面，贝茨(Bate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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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和韩礼德(Halliday,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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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出的“语用学功能”、奈尔森(Nels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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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的“指涉和表达功能”成为研究语言功用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韩礼德提出的7种语言功能，不但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考线索。第六，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方式为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但就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而论，以斯金纳和布龙费尔德“刺激—反应”或“强化”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以乔姆斯基“天生论”为代表的“遗传”或“传递”理论构成了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两大分支。此外，以皮亚杰(Piaget)和布鲁纳(Bruner)为代表的“认知”理论、由贝茨(Bates)和麦克威尼(MacWhinney)提出的“竞争模型”和由波特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代表了儿童语言习得模型研究的主体内容。由此可见，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心灵主义的“内在”理论，交互作用理论的“认知”、“信息处理”和“社会交互作用”理论构成了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基础。

3.语言理解 首先，“言语感知”牵涉到“言语感知的研究手段”、“言语感知的条件”、“言语信号的产生和语音的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连续性的语音听辨”、“书面语言的感知”和“言语感知模型”共7个方面的研究。语言感知的研究手段最早是用达得立(H.Dudley,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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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明的“声音记录仪”(vocoder)记录和分析语言的输出信息的。后来，制造“声音记录仪”的原理又促使“声音摄谱仪”(sound spectrogram)的出现和发展。这是按照声音频率的分布，专门用来分析语言信号的“二战”期间的生成物。到了20世纪

60、70年代，受声学语音学和发音语音学的影响，又出现了“电子肌动记录仪”(electromyography)和“电子记波仪”(electrokymography)，分别用来记录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电压变化和说话时口、鼻腔的气流变化。当然，最新的研究手段当属“摄影摄像技术”(cineradiography)，人们用该技术记录发音的动态变化。在语言感知条件的研究方面，“语境”是影响言语感知最为重要的条件。语言信号产生方面的研究，大都与“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相关。这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研究，是一项以英语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音素”听辨研究。语言感知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书面语言理解”的研究。这牵涉到“视觉感应”、“字母辨认”、“词意确定”以及“信息记忆”和“信息组织”等方面的探索。当然，语言感知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当属“言语感知模型”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利博曼(Liberman,1967,19

70)及其同事提出的“肌动模型”理论(Motor Theory)、史蒂文斯(Stevens,19

60)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Analysis-by-Synthesis)、马塞罗(Hassaro,198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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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出的“模糊逻辑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马斯伦和威尔森提出的“交股模型”(Cohort Model)和爱尔曼(Elman,19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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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出的“轨迹模型”(Trace Model)成为语言感知研究的5大模型，是影响心理语言学在语言理解方面研究的5个重要的“模型”理论。

第二，在“词汇提取”的研究方面，其探索主要集中在“词的基本元素”、“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和“词汇提取模型”等4个方面。研究词汇提取，离不开对词的基本原素的分析，因为词的基本原素与词意直接相关。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直接关系到语言理解研究，是语言理解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反应时实验”、“命名／词汇检索”和“言语错误分析”3种。其中，“言语错误分析”和“命名”是研究词汇提取最为重要的两种方法。人们可以通过“嘴边现象”、“词语换位”以及“失言”等的言语错误以及对造成这些错误的分析搞清人们是如何理解词意或提取语言信息的。在“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的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集中在“词汇性效应”、“语义性效应”和“语境效应”3个方面。词汇提取模型的研究，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福斯特(Forste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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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词汇提取的“自动搜索模型”为代表的“串行搜索模型”(Serial Search Models)和以摩顿(Morton,196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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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出的“词汇发生模型”为代表的“并行提取模型”(Parallel Access Model)已成为词汇提取研究的两大主流。尤其是摩顿的“词汇发生模型”，在“词汇激活”的研究方面为后来词汇提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此外，另一个加入“并行提取模型”行列的是“连接主义模型”。这是一个由心理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界中的连接主义者提出来的解释词汇提取的一个重要的学说。连接主义认为，一个词的最终理解是从信息的“输入”→“特征”→“字母”→“单词”的递增连接完成的。除“连接主义模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交股模型”(Cohort Model)的听觉词辨认模型。马斯伦和威尔森(Marslen-Wils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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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提出，当一个人听到一个词的时侯，该词所有的语音邻词都会被激活。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很难适用于解释语言理解复杂过程的全部。但是，每一种“模型”都强调的“激活”理论对解释语言理解的复杂过程仍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五、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1.有关言语感知的研究及成果 2.有关言语产生的研究及成果 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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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romkin(19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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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arret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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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及Dell(1985,19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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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McCkellandd & Elma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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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

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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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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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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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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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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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出其“话语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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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cLay(19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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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Stemberger(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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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等人提出了与“轨迹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从而使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关语言习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近3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习得”理论的心理语言学家和学者。他们包括：Barrett(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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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Bates(1976,19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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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B.Cleas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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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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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Bloom(1970,19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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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Bloom(1990,19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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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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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等人。在他们当中，Barrett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过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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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则从语用知识的获得、儿童认知与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假设、个体区别与语言发展等角度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Cleaso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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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其《心理语言学》（第二版）一书中则从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儿童言语感知的发展过程。R.N.Bernstein是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人。仅在1984～1995的11年间，他就发表了6篇专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学术论文。除上述外，L.Bloom(19

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别从“语法与语义的连接”、“儿童的无主语语句”、“语言发展的语法连续性”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决定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儿童晚期词汇发展的专家。他不但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儿童语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儿童语言中的句法区别”一文中提出“句法与语义映射”理论，为以后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参考。

六、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come to die"；北京人讲的“旮旯儿”很多南方人也听不懂，这是为什么呢？这不但牵涉到“语音”和“方言”的研究，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发展的空间。赵元润先生是研究方言的大师，伍铁平是研究“模糊语言学”和汉语词源的大师，但心理语言学虽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提到过“模糊逻辑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但尚未就“模糊语言”的习得和感知作深入的探索。要说心理语言学的发展，这不能不算是另一个“用武之地”。

第三，人类的“行为语言”有同有异。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有些初次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一见到中国人早上在大街上锻炼身体时打“太极拳”就认为中国人在准备“打仗”呢？此外，“哭”和“笑”也是语言，而且也是各文化几乎都在使用的语言形式。那么，人们是如何学会使用和理解这类的“非文字语言”的呢？为什么“点头”的动作在绝大多数的国家意指“同意”或“赞同”，而在有的国家则表示“不同意”或“不赞同”呢？这无疑也为未来的心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思路。

第四，心理语言学很多的研究成果具有指导语言实践、语言分析和语言研究的很高的“应用”价值。比如：心理语言学在“心理词汇”的研究方面所提出的“激活”理论在语言教学方面就有很高的指导意义，但遗憾的是，心理语言学家们尚无暇顾及对其理论应用价值进行宣传和推广。

总之，心理语言学要发展成为一门既能把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融为一体又有别于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独立的新学科，还需深化人的思维和心智方面的研究。诚然，心理语言学所研究的“客体”是语言，但研究的实质不仅仅是心理学所关心的心理机制或语言学所关注的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而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机制的运作过程和运作规律以及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同语言相关的思维现象。我们相信，在近百年的心理学和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在人类上千年对“心”的研究启发之下，心理语言学一定能发展成为一个造福于人类发展的，既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很高实践指导意义的新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