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弦乐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功能

中国管弦乐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功能

自19世纪末期在北京成立的赫德乐队开始演奏并且传授西洋管弦乐（Orchestra）开始，这一经典艺术形式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跨越了百年。回顾一个世纪西洋管弦乐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伴随着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管弦乐展现出不同的文化功能，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并且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管弦乐风格，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中国特色”管弦乐。这一特殊管弦乐发展路向紧密贴合中国的社会发展，并且凸显出自我的文化身份与功能。笔者以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教学与实践为视角，探讨中国管弦乐发展及其发挥的社会文化职能。

一、西方管弦乐在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功能

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管弦乐自巴洛克时期逐渐萌芽，到古典主义时期的初步成熟，再到浪漫主义、20世纪时期的大发展。其始终作为最为复杂而深刻的纯器乐形式，彰显其独特的音乐形式以及审美价值。但是，管弦乐在思想内涵方面深刻的要求，以及音响、音色方面较高的技巧性，普通欣赏者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才能具有审美的能力，消除欣赏的距离感。因此，管弦乐在西方社会中也并非是“老少皆宜”的。传统的管弦乐在西方的整体经营状况也随着大众流行音乐文化的兴盛而面临听众减少的窘境，有些媒体甚至建议一些管弦交响乐团也加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行业，以获得相关政策及资金的扶持。即便管弦乐在一定程度上承受大众文化的冲击，但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减轻对管弦交响乐团的重视，很多城市以拥有知名的乐团为荣，不惜投入大量的财政资助，原因即在于管弦交响乐深厚的历史沉淀及其代表西方“精英文化”的音乐思维方式和审美内涵，一个城市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知名管弦乐团，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城市民的音乐水准和文化修养。而享誉全球的柏林爱乐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以城市冠名的管弦乐团无不成为该城的重要文化名片，更是承担该城乃至该国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与此同时，近代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殖民扩张，西方文化以一种“中心”的地位在全球传播，并被许多国家所接受与学习。西方音乐也被很多国家当成艺术教育的主要内容，而“管弦乐”——这一西方音乐最高艺术成就的代表则成为体现各国艺术教育与艺术生活水准的重要标杆。西方的管弦乐也是在这样的 背景中成为全球最为普及的艺术形式之一，虽然这一过程被称为文化上的“后殖民主义”，然而从客观上讲它确实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在音乐生活方面现代化与否的标志，而且往往是非西方国家自主的选择。 另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输出，人们发现这一具有“中心”和“强势”地位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文化生态的平衡，改变了很多地方原有的文化体系，从而影响到人类在文化发展中的多元原则和可持续的创造力，因此，对于多元文化的追求成为近年来世界文化的主流。这一潮流同样影响了世界管弦乐的发展，西方管弦乐在经历了单向输出的阶段之后，进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带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管弦乐团和具有多元文化元素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管弦乐这一题材的内涵。中国管弦乐也是在这样的文化潮流里开始走向世界。20世纪80年代，在深入学习西方现代作曲技术之后，一批作曲家结合各地的传统文化和音乐元素创作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的管弦乐作品。这些作品被西方乃至世界听众的接受符合世界文化追求多元的潮流，也丰富了管弦乐这一音乐体裁的内涵。西方社会也通过他们所熟悉的音乐形式接触到来自东方的音乐思想和元素，成为他们在音乐上了解东方及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文化交流”是中国管弦乐在当今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二、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的教学与实践

基于以上所论述的中国管弦乐在当今社会的两种文化功能，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管弦系并以此作为教学与实践的主导思想。除了肩负学习、传播西方经典管弦音乐文化的重任之外，作为一所以中国民族音乐教育和研究为主要办学、科研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音乐学院非常注重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对外交流，管弦系在教学与实践中也强调管弦乐的中国化发展，长期探索管弦乐与中国音乐文化之间合适的结合方式，推广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管弦乐作品也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最为重要的责任和特色所在。

在教学方面，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将学习中国管弦乐作品作为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并排练了很多经典的中国管弦乐作品。在长期的排练与演出中，管弦系师生在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上积累了大量的教学与演奏经验，并且在学院整体的教学、发展规划中与其他专业紧密合作，如鼓励作曲系师生创作不同形式的中国管弦乐作品，举办中国作品创作的比赛，如“中国之声”作曲比赛。其中的优秀作品也逐渐成为管弦

系对外交流活动时的保留节目，如金湘创作的木管八重奏《形与神》、姜万通创作的《管乐八重奏》、罗忠镕创作的《木管五重奏》、高为杰创作的《金色》、阮坤申创作的《醉花阴》等。还有一些作品是直接移植中国优秀的传统器乐曲目，如侯俊侠改编的《二泉映月》《渔舟唱晚》《牧歌》《阳关三叠》《良宵》等。另外，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建系以来一直强调引进高水平外国演奏家任教，不仅聘请了多位长期在校任教的高水平外籍演奏家，还定期邀请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演奏家及团体进行短期的讲学活动，并且参与乐队合作等事宜。这些来自外国的演奏家一方面促进管弦系学生对于西方经典管弦乐作品的理解与演奏，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外国演奏家长期参与中国管弦乐作品的排练，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管弦乐作品的音乐内涵的理解，对于中国作品技术处理的特点，以及中国音乐情感表达的方式等方面都有着独特且有益的探索，这也为中国管弦乐的对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对外交流活动中，中国音乐学院与国外多座重要的城市、多所音乐学院、多个音乐团体以及演出场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机制，这也促使管弦系师生多次出国进行音乐文化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管弦系所承担的使命即通过西方乃至全世界都较为熟悉的“管弦乐形式”，来传播中国的音乐文化。笔者以亲身经历的一次对外演出活动为例，谈谈管弦系在教学实践中如何将具有中国音乐文化内涵的管弦乐作品介绍给世界上的音乐同仁，并且进行深入的交流。2012年4月，在中国音乐学院赵塔里木院长以及管弦系主任侯俊侠教授的带领下，管弦系组织了部分青年教师于全球最为知名的音乐厅之一——美国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了一场精彩的中国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对于这场意义非凡的音乐会，赵塔里木院长非常重视，赴美之前积极动员，并且在音乐会演出前一天彩排时也亲自到场，对每首作品的处理尤其是民族风格处理方面进行了细致具体的指导。音乐会演出了10部具有中国音乐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均出自中国著名作曲家之手，其中大部分作曲家来自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作品由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教师以及国外演奏家共同演绎。在这场音乐会上，中国作曲家创作的中国民族风格作品让很多美国观众耳目一新，使之感受到了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魅力。音乐会在当地获得普遍好评，演出也大获成功。在本次音乐会上，笔者作为小号演奏员，参与演奏了作曲家姜万通根据京剧《红灯记》改编的同名木管、铜管八重奏作品，该作品运用了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号、圆号、长号、大号8件乐器，乐队成员除了笔者演奏小号声部外，其他7位成员均为特邀演奏家，他们是来自奥柏林音乐学院（Oberlin Conservatory）与伊萨卡大学音乐学院（Ithaca College School of Music）的教授、教师，特邀指挥戴维·伯纳德（David Bernard ）是美国公园大道室内交响乐团（Park Avenue Chamber Symphony）的音乐总监。因为所演奏的作品是由中国作曲家用中国语言创作的作品，加之平时在排练、演出中国音乐作品时积累的大量经验，在作品排练中对作品的处理方面，指挥和其他演奏家都很尊重笔者的意见，排练时指挥常询问关于音响平衡、效果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风格的处理把握的拿捏等。笔者将《红灯记》的故事情节来源为他们娓娓道来，并针对每件乐器该在何时如何表现、哪个声

部是主旋律的线条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得到了指挥的认可。通过本次演出，不仅与这些外国演奏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且多位外国演奏家在合作中体验与感受到中国音乐文化的审美特性和趣味，增加了他们对中国管弦乐作品的兴趣，他们均表示以后会更多地关注和演奏中国管弦乐作品。

由此例可以看出，外国演奏家在演奏中国作曲家或中国风格的作品时，中国演奏家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演奏家之间最为直接的合作方式传播与推广中国管弦乐作品及中国文化。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也在以往的教学过程中，举办过多次这样的对外交流活动，在如此的实践中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并且对当今社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结语

中国管弦乐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性，也承担了自身的文化功能。在传播西方经典音乐文化方面，从学习到逐渐深入，我们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光阴。西方音乐丰富了国人的音乐文化生活，西方管弦乐作品也逐渐成为很多国人重要的审美对象，这成为中国管弦乐在当今社会的功能和意义的重要体现。然而，正如有位专家在评论中国管弦交响乐百年发展时所说：“国运兴，则文运兴，则交响乐兴；国运衰，则文运衰，则交响乐衰。交响音乐的发展，既依赖于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推动着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③当今中国正经历经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时期，政府提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指导思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管弦乐不仅要承担传播西方音乐文化的使命，更应该在传承、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方面发挥与时俱进的文化功能。中国管弦乐文化的对外输出不仅是因为我们的音乐文化需要被世界了解，更符合当今世界追求多元音乐文化的潮流，中国管弦乐也必将丰富世界管弦乐的文化内涵，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因此，在教学和实践活动中立足国内，并不断推动中国管弦乐在世界中的传播与交流，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管弦系始终坚持的宏图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