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音器官与语言发生

发音器官与语言发生

语言是人类发音器官发出的有意义的分节声音，语言和发音器官、听觉密切相关。然而，语言的这种生理性和物理性并不是语言的本质，人类使用发音器官和耳朵进行交际只是语言本质的外化形式。

索绪尔在界定“什么是语言”时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的观点：“惠特尼认为人类选择发音器官作为交际工具，只是出于偶然和方便，人类原本也可以选择手势和视觉形象作为交际的媒介。”[1]（P31）索绪尔部分认同惠特尼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天赋人类的不是口头的言语活动，而是构成语言的机能或曰“语言能力”，因此这种机能选择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并不是重要的；另一方面，索绪尔并不认为选择发音器官是出于偶然，而认为“这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强加于我们的”[1]（P31），但是索绪尔没有具体说明自然是怎样强加于我们如此这般的选择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口头的方式来发挥我们的语言能力呢？

一、听觉与视觉特性对语言选择的影响

一般认为是人类的生理特征决定了这一选择：人类的喉、舌、齿、颚等发音器官特别适合发出复杂多变的音，人类拥有容量远远大于其他动物的发达的大脑。但是这些器官的进化到底是人类选择口头发音的原因，还是恰恰相反是结果（即人类选择口头发音后，随着语言的复杂化产生了对发音器官和大脑的进化压力，促进其不断精密和发达。）？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决（相关讨论可参考利奇《人类的起源》[2]），因此，拿人类发音器官天生具有适合于发音的自然特征来作为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认为索绪尔所说的“自然的强加”也不是这个意思。

人类之所以选择发音器官作为“实现”语言的工具也许是和听觉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和视觉相比，听觉是一种相对被动的感觉，“听”是对声音的反应性行为，不具有自主性。我们耳朵的构造清楚地显示出它的敞开和接受的特性。倾听意味着善意与合作，它与“说”的主动性构成互补的关系，使得交流的双方之间构成畅通的信息回路：

A君 B君

说（主动） → 听（被动）

听（被动） ← 说（主动）

而视觉虽然也是接收信息的一种知觉，但它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我们可以调节视线，选择要看的对象——“探寻的眼睛”；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选择中止这一官能。眼睛的构造不像耳朵那样固定，它可以旋转，也可以关闭。我们的语言中有“眼光”一词，仿佛“看”的行为是一种能量的投射，这就将实质上是接受的行为转变为主动的行为了。不仅如此，视觉的主动性更进一步意味着它的进攻性：眼光有一种压迫的“力”。我们的文化有很多这样的隐喻：“看杀卫玠”——眼光聚焦的能量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弱者通常不敢与强者直接对视——老百姓被禁止抬眼看皇帝。

视觉的这种主动性甚至进攻性会导致信息交流难度的增大，因为眼睛是作为信息交流中接受的一方，它的主动性和进攻性就要求信息发送方加大信号强度和复杂度，只有发送方的主动性压过了接受方，信息交流才能成功。因此选择“说——听”作为交流方式要比选择手势或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方式要简单和方便得多，特别是在基本和初级的交流中，口耳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试想一群原始人在林中休息，忽然一人发现危险，他只要大叫一声，立即就会将警告传给其他成员，而如果使用视觉手段，他必须跑到每个人面前挥手比划，何其麻烦！

二、听觉与视觉在语言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

因此我们看到，口头交流方式是维系群体合作的基础性的交流方式，在这一点上人类和其他许多动物都是一样的。正是因为这种交流是近乎本能的，所以首先选择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大概就是索绪尔所谓的“自然的强加”。但是人类复杂的语言何以与动物的声音交流相区别呢？仅靠听觉方式人类能否从原始的同动物无差别的咿咿呀呀中发展出分节的语言呢？

我们认为人类复杂的语言仅靠听觉一条线索是无法发展出来的，它必须依靠视觉性交流的补充和提升。在“听——说”的反复中，交流是立即的、反应式的，容不得过多的思考。长时间浸染在这样的交流环境中，交流的人没有主体、客体区分的意识，一切都是浑然一体的，发出的声音也是成块的，思维也是整体性的、直觉式的。这样的语言和思维都不会

进步，它会停留在满足基本的交流阶段上。但是视觉不一样，“看”尤其是“注视”是一种孤立性的活动，它将对象客体化，将自身主体化，“看”使得人将自己从群体的混沌中脱离出来，个体的意识产生了、分离的意识产生了，这时才有真正的思考和反思。而有意识地制造视觉信息则要求有更高的主体意识，原始人在岩洞壁上刻画动物的图像时，他一定有了“我”的观念。

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在使用口耳交流的同时也一定在使用视觉手段进行交流，因此文字的起源应当与语言的起源一样久远，只是文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是扮演辅助的作用，但这种辅助作用对语言的成熟与复杂所起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3] 。文字演变的过程和语言发展的过程绝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深深互动的。如果没有早期视觉符号的伴随也就没有今天复杂的语言，因此，我们所说的语言实在是融入了太多文字的性质在里面，这也是德里达要建立普通文字学并说“没有文字便没有语言”[4]的原因。

三、启示

既然文字对语言的影响如此之大，那么不同形态的文字对语言所产生影响的差异就成为我们研究民族语言差异的一个可靠的起点，这对汉语、汉字的研究特别具有启发性，也可能是我们建立稳固的汉语语言学、对抗欧洲具有进攻性的普世语言观的武器。比如关于语言“分节”的概念，这一概念以及语音学、音位学实际上是拼音文字的产物，如果没有拼音字母，沉浸在口语中的人很难有这种认识。洪堡特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拼音文字对语言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尽管从具体属性上未必显得出来），那就是，只有拼音文字才能使人们对语言切分的认识臻于完善，并且使人们对此的感觉变得更加普遍。因为，倘若具体分节音得不到区分、限定和标记，就无法识别言语的基本成分，切分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在整个语言中得到贯彻。……语言的本质正是在于切分；语言中的任何东西都既是整体又是部分，而语言经常不断的运作效果如何，便取决于它的分解和组合是否容易进行……一个民族如果具有敏锐的语言意识，就能感悟到语言的要素和基本音素，把它们一一区别开来并加以表称，换句话说，也就是力图发明拼音文字，或是力求把握一种现成的拼音文字。”[5]（P93）在洪堡特眼中，汉民族肯定是个没有“敏锐的语言意识”的民族。因为汉字文化不可能产生这种分节理论，我们传统上只有“字”的概念，停留在所谓“第一分节”上，声、韵的区分也是在佛教和梵语的影响下产生的，至于元辅音的概念更是近代西方外来的了。这就说明所谓“分节”与其说是语言的普遍的规律，不如说是文字，特别是拼音文字呈现下的语言的面貌。麦克卢汉说，媒介总是有一种让使用的人“麻木”的力量。文字也是一样，它不是简单地记录语言的工具，它更将自身的结构特点深深钻入语言的躯体内，以至于语言在有了书写形式后变得面目全非，经过长时间文字打磨过的语言已经和原生的口头状态的语言相差甚远了。但是我们这些“文字化”的头脑常常意识不到这种变化，汉语的特性中有多少汉字的特性在里面？西方语言中有多少拼音文字的特性在里面？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别在多大程度上是汉字与拼音字母的差别？这些都是应当予以认真考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