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

近年来，颇多论著指摘新文化运动应对本世纪激进主义泛滥负责。论者认为，这个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造成中国文化的“断裂”，妨碍“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的重要原因。有的论者进一步认为：文化激进带来政治激进，新文化运动后期，国民革命接踵而至，其结果是开创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体制，后果十分恶劣。笔者认为，这些指摘都似是而非，与历史实际不符。澄清事实，有助于理好地理解新文化运动，继承五四精神。

应该说明的是，近年人们使用“激进主义”这一概念，各人所指不尽相同，有的没有对自己使用的这个要领作出严格的界定。本文化说的“激进”指的是急剧改变现存事物的言论或行动，是中性的概念，其后果应根据每一言行的情况，具体地分析。

二十世纪中国战乱频仍，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也对社会的发展十分不利。时贤企盼悲剧不再重演，善意地谴责激进。在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的同时，避开笼统的论断，才能很好地汲取历史教训。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文化“激进”

学术办早就对五四爱国运动与严格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联系与区别有广泛的共识。就思想文化运动而言，它与“激进”有什么联系？请从一些具体问题谈起。

第一，新文化运动是古今中西文化的大讨论，其基本内容之一，是集中和尖锐地批评以儒学为主的中世纪意识形态已不适应现代生活。

时至九十年代，仍有人为此愤愤不平，说此举是“走向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或是“造成中国意识的危机”。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人早已指出，这些指摘不符合历史实际。理由是：

1、新文化运动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学艺术大部分都受到推崇，特别是小说、白话文学等更得至前所未有的很高的评价。诸子和佛学的研究在深化，恢复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就以儒学来说，指出其价值观念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历史上的作用。陈独秀等人严历批判三纲，此道德观念仍有所肯定。早在1916、1917年陈独秀就曾一再申明：“记者之非孙，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怒之道不足取。①说他们“全盘性反传统”有过于武断之嫌。

2、这个运动完全采用思想文化批评和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个别论断或有偏颇，完全没有超出文字讨论和法律之外的激烈行动。

3、在社会生活变化过程中，它不过是本世纪初以来乃至更早以前思想观念变革过程的延伸，不是思想观念没来由突然全盘变化。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已经开始清理传统文化的积垢。民国元年，有识之士深感要巩固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国民进行共和思想补课。为此，唐绍仪、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二十六人特地组成社会改良会，指出“数个年君权之影乡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我。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义主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②他们提昌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男女平等、结婚自主、离婚自由……如此等等，简直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与此同时，随着民国的建立，三纲观念已为越来越多的有公民意识的中国人所抛弃。民国元年，身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尊孙两项内容。他说：“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孙，曰尚公，曰尚武，曰尚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孙与信教自由相连（孙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孙教当分别论之。词后教育界何以处孙子，及何以处孙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 ），可以不论。③袁世凯科帝，立即遭到各界人士强烈的公开反对，连其嫡系部将亦有不少人坚决反对，此闹戏以失败告终，有力证明“君为臣纲，的观念已被不少人弃若敝 。而女子参政连动屡仆屡起，婚姻自主，男女平等的呼声日趋高涨，也在动摇着”夫为妻纲，的观念。政治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城市生活的发展，推动着人们观念的变迁，新文化运动可说是这个变革潮流的高潮，而不是没有来由的突变。

4、新文化支运动是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和开创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文化繁荣期之一。不能说固守孙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叫中国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是分享世界文明成果，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而不是灾难。

第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这一是文学革命，以白话文到代文言文。有人也目之为造成文化「断裂」的激进。时至今日，这类责难恐怕已不值得认直答覆。上一世纪下半叶语文合一的呼声已此起彼伏。由等级森敢和愚昧的中世纪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少数社会精英垄断主要交往手段――文字的局面肯定无法维持。面对琳琅满目的现代文学和硕果累累的人文和社会科科学，这样的「断裂」和「革命」，肯定会赢得多数人的赞许。

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或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最偏激的莫於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科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举宇宙的存在物而悉灭尽之」！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 都不须打破，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怛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於「真情之流」，都复归於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个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⑤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 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力量最强的晦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据一些学者的粗略统计，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应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围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擎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是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是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连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的权力作作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种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下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纲打尽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有了新闻和出版自由，短短几年，各地就创办了四百多份支持新文化的报刊。虽然出现过一些封报和逮捕新闻记者的事件，但创办新的报刊登记即可，实际影响不大。就中国大陆而言，这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现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⑨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想潮泛滥，显然不符合实际。

政治激进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从辛亥革命至五十年代，中国一直战乱未息，如果加上被毛泽东称为「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则动乱的时间更长。这些动乱是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后果？限于篇幅，一篇小文不可能全面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主要以紧随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国民革命为例，看看两者何关连。其实弄清这一时段的情况，整个问题的答案也思过半矣。

这期间的战乱首先是由军阀造成的。段祺瑞等人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冀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军阀则以「护法」为名，力图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用孙文的话来说，两者是「一丘之貉」。

「国民革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它的兴起，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中采纳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纲领，党军的编练，都留下了来自苏俄的胎记。不过，不能把苏俄的影响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后者反对的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而前者虽与后者有切合点，亦有很大的相左之处。

苏俄十月革命的冲击波遍及世界各主要国家，不过，作为激进思想，布 什维主义仅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它能否成为政治激进主义的实践，取决于不同的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紧密合作，不可能形成如此规模的国民革命。无不讳言，新创建的小组织－－中共发展如此迅猛，借助国民党之处更多。

以《建设》、《星期评论》为代表，一些国民党领袖如胡汉民、戴秀陶等人支持文化运动。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他支持思想革新，对新文化运动却不完全理解。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宣传工作。用他看书的话来说是：「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主论……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与论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因此，他汲汲於筹款建立印刷所，鼓他所发明的让后知后觉跟随先知先觉的，「知难行易」一类理论。而对作为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核心价值－－个自由以及白话文学等等则持反对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其领袖虽然以不谈政治相标榜，其实他们选取了一条与当时的军阀，政客有别的救国道路。《青年》创刊伊如，便在第一页登出《社告》，揭橥他们的宗旨是「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11）他们说「不谈政治」而又突显「修身治国之道」，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所谓「不谈政治不过是避免进行当前政治行动的鼓动，着重从学理的层面设清有关问题，使人们可以得到认识处理当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启示。这就是他们「不谈治」而又突显「修身治国之道」的真实含义。后者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1、根据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学理，反覆阐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为人而设，非人为国家而生」，「吾人爱国之行为，在振张一已这权利，以堵拄国家牺牲一已之权利，则反员害国家存立之要素……故国家识务，与小已自由之畛域，必区处条理，各适其宜。」（12）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2、提倡以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更替东方的家族本位主义。陈独秀指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识，宗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日养成依赖性，找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佩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3、鼓吹法治。陈独秀写道：「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虹，社会个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 然有叙」。（15）而法治的必然归宿是宪政。

4、反对南北军阀进行的战争，支持和谈载军，力图以思相的灌输和批判，帮助中国人树立科学（理性）的态度，摆脱中国古代文化负面因素的束缚，接受来自西方的现代文明观念，提高现代公民素质，为民主共和的现代中国构筑牢固的基础。所谓「西化」、「反传统」，就是这些努力的不尽准确的表述。

新文化运动这条「修身治国」之道，与当时国民党（包括中华革命党）的主张迥然不同。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没有完成革命政党到民主政党的转型。它一直没有放弃武装，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代表。1917年开始，在「护法」的旗号下，力图用武力扫平政敌，统一全国，建立自己支配下的中央政权，当时的中央政府内以段祺瑞为代表则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在混乱的政局中，两者是对立的两极。国民革命的兴起虽有苏俄和中共参与的新因素，但它是国民党的「护法」战争的继续发发展。离开了这条基本线索，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一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

进一步考察国民革命的实际状况，它与新文化运动背道而驰，更洞若观火。

首先，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针锋相对，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们把反个人自由作为思想教育的中心之一。

其次屿新文化运动高扬法治精神相反，国民革命追求的是消灭司法独立和法治，极力推进「党化司法」。广东国民政府司法行政委员会主席曾振振有辞的宣布：「权源要必操之於党，所谓以党治国，即以党为最高权之所在……故离党而独立之机关，绝对不容其存在也。」为此，司法制度「要非根本改造不可，而根本改，即非提倡党化的与革命化的司法不可。」（22）

再次，与新文化运动极力追求和维护的学术自由背道而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便系统的堆行「党化教育」的政策。戴季陶出长中山大学，亦与北大背道而驰，大声疾呼要「实施大学之党化」，说「吾党所持之原则在以党建国，则大学政治训育之必施党化主义，至无疑义。」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大学之一切学问的研究应造成科学的党化，俾一切科学之发展，皆能完全为革命的发展而存在。」（23）

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上述作为有两个渊源。

史家们早已指出，这些反民主、自由的制度和思想，好些直接抄自苏俄。例如，它的「以党治国」和遭到毛泽东猛裂评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24）体制，显然是苏俄体制的仿制品。苏俄的专制是沙俄的遗产与马列结合的产物。它与主要渊源於西欧、北美而以自由主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