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德

道 德 道 德 道 德 我们现在试图思考道德。当这个简单的词语被不假思索地混迹于众多句子中的时候，可以让人想到许多道德理论或说教；而作为一个光秃秃的题目，它从它的熟知用法中被疏离出来，成为一个陌生者，成为被打量的对象，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打量着我们，以它陌生的眼光透过层层熟悉的面具。它光秃秃地站在那里，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成为一种开启的可能性：一个扬起的手势或一个张开的口型。我们于是争取到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得以聆听道德的声音，在它的突兀站出所撕裂出来的寂静里。所以胆敢用而且仅用这两个简单的字来作为标题，既是出于对语言的失望与无奈，也是出于对语言的绝对意义上的尊重和依赖。尤其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原词语，更多的是出于后者。因为作为背负着沉重文化遗产的后来者，我们本来是没有权利仅仅以这样一个简单的原词语来作为一篇文章的题目的；但这说的只是我们，而就一个原词语本身来说，恰恰是它背负着沉重的文化遗产这种状况本身赋予它一种理由和责任去重新简单地站出来，迫使人们重新思量它的意义。因为所谓文化遗产终究是历史的“我们”所创造的，而一个原词语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讲是任何文化创造的一种被给予的语言上的条件。所以，就“我们”而言，或者说出于对语言的失望与无奈，这个题目说的是：它可以是在思考任何别的东西，但不是道德；而就道德这个原词语本身而言，或者说出于对语言的绝对尊重和依赖，这个题目试图说的是：它只思考道德，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

现代人经常谈论现代人或现时代的道德沦丧，并因此而沮丧。然而真正堪忧的不是现代人或现时代的道德沦丧，而是道德本身的沦丧。道德沦落到伦理道德，因而丧失了它的真义，这是现时代和现代人道德沦丧现象的根本原因。

伦理道德关注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人际交往中，一个人可以是“有道德的”，也可以是“没有道德的”，道德是一种“品性”，拥有或者不拥有它被描述为与人交往的两种伦理状态，就好象有钱没钱是经济交往中的两种状态。而且对它的拥有还可以有量的区别：有的人拥有较多的道德，有的人拥有较少的道德；某件事体现较多的道德，某件事体现较少的道德。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有一种收集整理道德规范的伦理学，它把道德按照日常的方式理解为现成固有的、不会改变的东西，它以故事、寓言、谚语等等文学方式使其自身成为日常伦理道德理解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或者是把抽象的道德原则形诸具体的情境和行为，或者是把生活中的道德经验提炼为简约抽象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前者成为脍炙人口的教化故事，后者成为有口皆碑的伦理准则，这两者往往是同时进行的。随着这种道德语言的成型与习惯化，道德越来越被伦理化，随之而来的是人类生活的伦理化，乃至世界的伦理化，也就是说自然越来越被理解为人的世界，而且世界越来越被当作人与人发生关系的舞台与背景，甚而至于只被当作空洞的时间和空间。所以，道德以一种“最富有道德的”方式被伦理化的过程，伦理道德取得它强大的教化力量的过程，也就是本真的道德被沦丧和本真的自然被遗忘的过程。道德世界的建立，也就是自然隐退和道德沦丧的开始。

在道德伦理化的背景上，对自然的隐退或世界化的抗争最初表现为一种拒绝教化的自然主义，但是由于它所崇尚的自然不过是被伦理道德夺去了内容的空洞躯壳，所以实际上它不过是伦理道德世界的一个反面陪衬现象，或者说是温情的伦理道德世界的一个冷冷的空洞的伤口。它以它的反道德的冷漠自然无情地揭露伦理世界的谎言和虚无的本质，但毋宁说它就是伦理道德世界的虚无本质本身，它许诺的自然毋宁说是伦理道德世界最大的谎言，因为它实际上被伦理道德世界利用为自我开脱和自我麻醉的最后防空洞，在这里面自然的隐退和道德的沦丧不但不再作为问题来刺痛人们的回忆，反而成为一种享受。所以这种自然主义实际上成了一种为伦理道德世界制造调剂性不和谐音的共生同谋。

另一方面，伦理道德世界的主流文化出于对道德伦理化进一步深化的需要，也开始对伦理道德视道德为事实、从而只对它进行加工整理这样一种状况开始不满，这种不满导致了对道德的根据、来源或本质的寻求，这种寻求表现为两种互相争夺支配权力的共生同谋：宗教的与哲学的道德阐释。

如果说朴素自然主义是隐退的自然的殉葬品，或者说它对道德的伦理化所做的抗争是以一种随自然的隐退一起隐退的话，那么可以说宗教是第一个试图从正面冲破伦理道德世界的力量。然而由于这种力量原本就是在伦理道德世界的温床上孕育出来的，它既没有见证到道德的伦理化，也没有经验到自然的丧失，它只是对这个伦理道德世界感到不满，但它并不真正知道它的不满究竟来自何方，所以它伪造了一个彼岸世界作为伦理道德世界的对立面，这个世界是超自然超道德的，它是自然和道德的来源和根据。但是宗教不知道它所要超越和为之寻求根据的自然已经是隐退了的自然，道德已经是沦丧了的道德，所以它对所谓自然和道德的超越和奠基实际上加剧了自然的隐退和道德的沦丧。一方面，彼岸世界的无限权威以及人亲近甚至达到这种权威的可能性极大膨胀了人类的自我中心幻想，助长了人对于自然的忽略与蔑视；另一方面，道德的伦理化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被扬弃，反而被神圣化为通往彼岸世界的津梁，所以虽然宗教本来是作为伦理道德之世俗权威的挑战者面目出现的，而且虽然伦理道德世界的权威知道在宗教的极端空虚和傲慢的核心里道德并不占有任何重要地位，宗教还是被伦理道德世界引以为最亲密的同盟。

但是对伦理道德根据的寻求并不一定要以一种假装蔑视和企图超越伦理道德世界的神圣面貌出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一种坚持在伦理道德主体自身内部寻求根据的崇高形态，这被叫做哲学的道德观。由于这种道德观是道德伦理化的直接的和正面的结果，而它也将它的思想触角深入到宗教的领域，所以它不象伦理道德世界本身那样直接以宗教为亲密的同盟，而是以与宗教相互争执对伦理道德世界的解释权的方式在伦理道德世界的屋檐下与宗教共生同谋。 作为自我根据的道德观，哲学道德有两种形态：据理的自律道德或从心的自律道德，分别以客观的理或者主观的心作为伦理道德的根据或基础，以之为道德的伦理化作出解释和提供论证。它们不停地互相批评，但实际上它们至少在两点上是一致的：一是都强调自律：从心的道德固然是自律，据理的道德也强调道德之理虽然客观，但也是人心之客观，与物理之客观有别，与宗教彼岸之不可以人心思议亦有别。二是它们共同的兴趣不在于记录整理伦理道德的“老人言”，而在于为伦理道德提供理论基础或根据；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去思考日常伦理道德如何才能被合理地论证和建立起来，也就是问：人为什么要遵守道德规范？人的行为或者人的内在品性为什么是要符合道德的？论证、建立、遵守、符合这些词表明它们没有问到更根本的问题：道德首先是否应该被理解为或被规定为伦理道德？这个问题本应优先于伦理道德的合理性问题。

于是我们看到，这里实际上暴露出自我根据的道德的一种自相矛盾：它一方面强调伦理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在于主体自身，另一方面它并没有贯彻这种自律的原则，因为理性的或心性的主体所要论证、建立、遵守、符合的伦理道德规范毕竟是从外面现成拿来的，虽然“凑巧”与那些发自理性或心性的道德原则一样。作为对这种不彻底性的克服出现了两个方向的道德学说：一个是从哲学的努力回退，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论证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解释其发生的原因与历史，探讨其结构与功能，衡量某些具体道德规范的得失，决定其取舍废立。另一个是突破主体性哲学的理性原则，不接受、更不屑于去论证任何外在于自身的既有道德规范，而是以自己创造自己的价值为最高的道德。与科学策划的道德观相比而言，这种道德可以叫做艺术创造的道德观。

但是这两种道德观实际上取消了道德。无论在科学性的道德策划里，还是在艺术化的价值创造里，伦理道德或哲学道德的消极的客观限制固然被打破，但同时任何积极的限制也被取消了，也就是说原来以伦理化的道德形式曲折地残存下来的一点本真道德的遗迹也被彻底地抛弃，于是道德完全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多余的词汇：在严格的社会科学用语里它与风俗习惯、人情世故等等放在一起成为有关法制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等标准考察之外的非常规变数。在这种科学策划指导下的社会工程实施中，它被用作精密的标准技术手段如法律条文、经济预算之外的辅助性的民间调解手段，而且科学社会确信这种辅助手段的需要仅仅是暂时的，因为按照“社会进步”也就是科学化的要求，道德的原则最终都要被全部转写为可操作的、可控制的、可废立的、无歧义的精确形式。所以无论在社会工程实施中出于操作性的技术细节原因是否还暂时被利用，它在科学策划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原始的遗迹、落后的象征，如果说除了暂时之用外还有什么价值的话，那便是一种观赏价值或文物价值，是一种有趣而且无害的古迹旅游资源一类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越落后的地方越丰富，而在一个充分进步发达的社会里，也就是说在一个充分数字化、精确化、机制化的现代性社会里，这个因素在严格的社会的算计、策划和工程实施里是完全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类似地，在艺术创造式的道德理解里，或者说在为自己创造道德的自我癫狂的艺术活动里，道德实际上成了一个贬义词，一个笑话，一个现代派的搞笑的艺术品。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一种科学和艺术的相争-同谋，因为在科学技术操纵的世界里，据说对美的热爱、对诗意的感受、对艺术的虔诚是现代人唯一可能用以抗拒科学权威、抵制技术统治的稻草，是人类最后的救主，但实际上对纯粹美感的狂热追求正如对精确控制的无限提高一样，是现代人彻底丧失了本真道德尺度之后的痛苦而麻木的、疯狂而冷漠的、清晰强烈而盲目愚钝的自我膨胀。这个膨胀的自我可以表现为审美的主体，也可以表现为算计的主体，而这两种主体相互争执的可能条件在于：就其根本而言，二者都是追求控制和创造世界之权力的意志。这种意志本身除了什么都不是之外并不是任何东西，它是无限吸附和无限膨胀的自身虚无的旋涡，以自己为中心疯狂而冷漠地旋转，在这个旋涡中自然被脱水甩干、被震裂粉碎、而且以“进步发展的加速度”离心而去。除了服务于它的控制、创造和同化，这种自身旋转从不真正尊重任何异于自身的他者，它只在乎它自己的感觉：美感或者感觉材料的当下主观确定性，是现代美学和实证科学共同的第一原则。接下来便是表达、创造或者参数设置与结果控制。当然从外观看起来，现代科学和艺术作为一个权力意志的两种表现还是有所区别的：可以说前者是在冷漠掩盖下的狂热，后者是在狂热掩盖下的冷漠；或者说前者是打着客观旗号的主观，后者是打着主观旗号的客观棗当然主观客观这样的词语是宗教-哲学相争-同谋时代的用语了，而现代科学-艺术的相争-同谋则主要不再是“观”点上的相争-同谋，而是行动上的了。行动也是现代科学和艺术的共同原则。两种貌似不同的行动表现着同一个意志，两种实质相同的行动争抢着同一个权力。在它们的争抢所营造出来的权力制衡假象里，危险被最大限度地掩盖、扩大和蔓延。在它们的争抢所营造出来的虚假自由里，选择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无论崇拜艺术还是迷信科学，个人都被迫卷入现代性的人类膨胀过程中，成为人类这个病菌群落中的一杆菌体棗对于本真的自然来说，人类岂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病菌群落了么？！至于那些左右大脑半球同样发达，科学与艺术并尊的“健全”现代人，就该是病菌群落中的杆（干）将了。

其实菌（军）团无论多么雄伟壮大，在这个宇宙中也不过能留下一个小小的疮疤，而且这个疮疤除了能证明人类自己的愚蠢可笑和记录人类自己的自取其辱外，不能给宇宙整体带来任何影响。对毁灭自然的担心和挽救自然的策划本身就是人类自我膨胀的表现。人毁不了自然，被毁的只可能是人的自然。人的疯狂自转只能脱干人自身的血液、震裂自身的骨肉，在此过程中自然弃我而去，而并不是真的被我毁灭。所以当奄奄一息的人呼吁要发展环境科学、实施环保规划、发掘环境之美以拯救自然的时候，人的盲目自大还是那么惊人地大，人的自转还是那么不可厄制地快！只要那以精确和控制为导向的现代科学技术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创造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仍然停留在互相攻讦或者狼狈为奸的现状，而不是各自反思乃至从根本上一并加以扬弃，那么任何环境科技、规划或者美学都不过是病急乱投医、治标不治本，一时的止痛只能换来更大的阵痛乃至最终的崩溃。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是道德问题，而不是政治、政策、经济、立法、环保科学、环境美学等等问题，与当前的危机有最根本的联系。上面已经分析了科学迷信和艺术崇拜作为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其本身正是危机之源，根本不可能依靠它们来解决问题；至于现代政治和经济，也没有希望以某种调整或策略来解决问题，因为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并不是别的，而正是科学迷信和艺术崇拜。现代政治和法律制度起源于人有权力主宰自己、而且应该促进更大限度的主宰自己这样一种观念；现代经济制度起源于人有权力制造、加工和利用一切自然物、而且应该不断发展扩大这种加工利用这样一种观念。于是民族国家的自治、公民的人权或对人类本性权利的占有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而这种意义上的进步则被视为最终极的政治价值；在经济方面，则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产值的翻番、财富的累积成为唯一的和最后的经济价值。总而言之，带有强烈侵略性和驱迫性的“进步”、“发展”本身成为最高的和唯一的价值。“更快、更高、更强”，“Just do it”是这个时代的典型口号，在其根底上正是艺术崇拜和科学迷信的意识形态。“可持续性发展”这样一种口号似乎表达了对发展价值观的某种反思和节制，但这种反思和节制是远远没有触及问题之根本的，而且它本身甚至就是问题的表现：作为现代政治和经济的一个策略与规划，它说话的落脚点还是发展，而且是“可持续的”发展，这意味着暂时的放他一马是为了今后持久的征服，而从根本的价值观层面来看，一切并没有改变：从长远来看，自然终究不过是劳动的对象，是等待人去赋予他价值的，虽然现在他太累了，人们呼吁说让他歇歇吧；人的劳动则是价值之源，因为人永远是最高和最后的目的，所以劳动是绝对合法和永远光荣的；劳动带来财富，所以追求和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也永远是合法和光荣的。

其它的尝试：面对人类失去了限制的自我膨胀所带来的危险，有人主张重新请回已经死去的宗教、哲学或者伦理道德观念来作为一个他者以制约现代人的审美型和技术型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正如我们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这所有一切由于都是建立在道德伦理化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毋宁就是导致今天人类自我中心极度膨胀的直接历史原因，更遑论解决今天的问题！今天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包括上述种种形态在内的道德沦丧是导致自然隐退和人类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重新理解道德的含义将是可希望的解救途径。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说道德的真义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上面对种种道德沦丧形态的剖析批评当中我们已经展现出了一些什么，否则上述剖析批评就是不可能进行的，也是不可能被理解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正面“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们说：喂，听着，道德就是……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上面的剖析批评就是不必要的了。请总是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在声音嘈杂的大厅里寻找文本和意义的缝隙，从中听取语言自己说话的人。上述总总道德沦丧的形态并不是任何别人，而恰恰是“我们”说的话。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坚持游刃于狭窄的缝隙之中，而是急于明确而直接地说：喂，听着，伙计，道德就是什么什么的话，那么很可能在我们张口的时候文化的缝隙就合上了，一切就又恢复了令人窒息但是舒适的连续性。新的声音总会有的，但都是……我们的声音。只要言谈者和听取者都是我们，那么道德的伦理化就会继续在人的语言和人的文化之中持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