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引言:自省与申辩

一、学术规范

二、文本基础

三、比较视野

提要:学术性不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虽然我们不能认同学界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所作出的评判,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其研究方式的时候了。“研究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着眼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本文特别论述和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即学术态度、文本基础与比较视野。最后指认,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呼唤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期盼真正的学术巨着与思想家的产生。

引言:自省与申辩

最近二十五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用不着在这里具体进行描述,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起码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学术环境、知识背景和思维路向等方面已经与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样,在宽容的期待和执着的坚守、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之中,我们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内心的磨难就格外多一些。

在遭逢困境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着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受到别的学科的朋友的奚落,内心不大痛快,但我实际上是认同他们对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的。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向。表面看来,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我们在对自身研究方式的反省和转换方面却一直比较滞后或缓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大特点是热点问题不断,它确实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姑且可以将其视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长处。但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相当多的热点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个相同的轨迹,就是起初非常热烈,参与者甚众,但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后,就难以持续、深入下去了,最终则不了了之或只停留在原初提出问题的层次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自然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问题本身不纯粹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由社会实践生发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尚找不到解决之径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探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但是,还必须看到,相当多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还有另一个缘由,即与我们研究方式上的陈旧相关联,就是说,面对新问题、新现象我们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和思路中进行探讨。就后一方面而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巨大的转轨,将严重制约其所达到的水准和深度,更难产生经得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的作品,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继续发挥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当然,“研究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着眼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即学术态度、文本基础与比较视野。

一、学术规范

无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处于多么特殊的地位,要成为论者的研究对象,对它持一种学术性的态度是首要的前提条件。我觉得,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宽容的地步,就是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原始形态进行一种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种理性而客观的态度和评价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性定位,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抱有一定的兴趣甚至好感,这是不奇怪的,否则他就不可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能听任这种兴趣和好感随意左右自己的最终论断。学者们通常有一种误区,就是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价值,认为自己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最迫切、最重要甚至是惟一值得探讨的。其实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如果一味坚持下去而缺乏冷静的自省,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因此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制约和界域。

我们看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众多人的研究领域,有体制方面的缘由、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专业“圈地”的考量,当然更不能排除个人兴趣使然,情况确实很复杂。但真正说来,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是宗教徒、异教徒之于宗教教义的关系,而是宗教研究者之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宗教现象的关系。上文所谈到的那种对其意气用事、不屑一顾者,持有的不是一种学术性的态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客观性研究;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来说,我感到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实际评价与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情形存在着不小的错位,因而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按照我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研读,我感到就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而言,从总体上说更多地带有十九世纪的特征,显现出明显的近代性质。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关系。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即着重探讨影响经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而较少地涉及经济的内部机制和具体运行;这种研究范围和路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状况和特点是相适应的。而当代的经济学则更主要的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要素之间的匹配、变化和更迭,这又与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新状况和新特点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完全丧失其价值和意义,但较之它从前所主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情形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把研究重点倾注在微观领域与运行机制方面,而老纠缠于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和经济行为的政治性质,那么将偏离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和创获领地。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如此,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思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议题、思路等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先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整个哲学史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是错误的,之后也充满了谬失,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形态,独据当代哲学思维的“制高点”。我们注意到,近年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上挖掘出它所谓“被遮蔽”的“本体论变革”、“颠覆形而上学”、“终结哲学”等与当代哲学接轨的思想,甚至认为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实这些很难说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支撑和审慎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结论,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进行辩护的立场上而生发出的论断。其实,在二十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看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巨至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哲学的视域;而我们知道,现代哲学的变革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诸多共同的议题题,但即使如此,探讨的范围、层次和方向也发生了一如经济学研究中所实现的那种的巨大变迁。当然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当代性,而是说应当恰如其分地估价这种当代性,明确它的影响的界域、层次和限度。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能持一种学术性态度,那么必须把遵循学术规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对于研究者来说,学术规范是他进入课题研究的天然“律令”和前提训练,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可以任意变更、违反甚至放弃。但我们看到,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建学术规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点例外或犹疑,因为这一领域的很多研究严重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还不仅仅是指为文着述时无视诸如注释、索引等操作层面的格式、步骤和规则,更主要的是由于丧失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态度而采取的随意行为。我们这里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下几点:

——课题选择。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研究题目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它不是研究者信手拈来就可以进行探讨的东西,应当是一个熔铸了研究者长期深邃的思考、在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中又获得普遍认可的论题或方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选题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是,作为研究对象本应探讨的内容触及很少或者存而不论,而大量充斥的是以自以为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他现象的解释和评论。每年我们都要批量产生不在少数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可是你仔细检索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选题,多是一些大而无大的“宏大叙事”,一篇十万字左右的论文可以纵论全球化,几个章节就可以贯穿古今中外史。其他学科提倡“小题大做”,而我们则是“大题小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崇尚思辩,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样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就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大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撰写方式。可能受到过去“领导布署、集体参与、协同作战”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多文章而少专着,另一方面集体着述的方式又非常普遍。这种情形过去犹甚,现在有所改观,但鉴于近年名目繁多的大型课题或项目,多是一人或几人主持,几人、十几人参与,每人执笔一部分,所以又有复兴之势。这种方式当然也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实践表明,在我国,集体着书的能达到像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那样水准的屈指可数,大量的作品经不起时间和学理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情况更为明显。

——论述思路。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步骤,选择一个课题之后,对于这一研究对象必须进行学术史的清理,看与此相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因为我们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探究的。从这个尺度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许多课题的探讨实际上不具当代学术意味。即如近年很多论者所张显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化、生活化、感性化的议题的探讨已经越来越抽象,更多地体现出我们是按照过去陈旧的研究方式和路数来进行探讨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现代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就是放在自古以来“实践哲学”形态更迭和谱系流变的进程中,马克思的思考也不象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独冠群雄。黑格尔本人虽然长期以来被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性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似乎就把握了其思想实质,但抽调他的思考预设和先在观念,就“实践”问题本身的纵深探究而言,很难说马克思当时就超越了其水准;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实践哲学”的研究中不再拘泥于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到底谁为决定者的“还原论”思维,而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二者的多种样态、表现及其更加错综复杂的关联,较之于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探讨无疑是更加深化了。当代实践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对这种学术思路的清理,很难提升到更高的水准。

二、文本基础

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改变,还必须把文本的基础意义凸现出来。在其他思想家和思想流派的研究中,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哲学流派的研究中,研究者最看重的就是文本了。你不能设想孔子、朱熹的研究者,不读《论语》、《中庸》和《四书集注》,不能设想康德、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不去研究“三大批判”和《哲学研究》及其大量手稿和笔记。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很多自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其实是不怎么阅读马克思的书的,系统研读的就更少。这种状况可能根源于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对经典文本的精深研读和探索都必定会导致经院哲学式的烦琐论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就足够了,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考释与基本概念的纯学理分析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种对文本的忽视和基本理论的误解,导致了实践活动中的巨大偏差,从而给现实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作为对过去这一观念的反拨,我还是坚持认为,文本研究虽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但它是这种研究的永恒性基础。

当然,上述说法并不表明,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没有涉及文本研究,但即使涉及到了,现在看来那种研究方式也必须进行调整和变换。因为那种研究总是以一个或一些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去研读、解释文本,就事论事,或浅尝辄止,或支离零碎,而很少以文本本身为对象去进行完整而详尽的探讨,对基本概念和理论进行认真、深入的梳理。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持的是“一种粗疏的、肤浅的、浮躁的作风”[1] ,正是这种作风使得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长期以来处在被曲解的状态下。

有鉴于此,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应在以下加以努力:

——文献资料的全面收集及其信息化。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资料是其据以作出论断的依凭,应该尽可能地全面而完备,即使不能如此,非常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不能遗漏。但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史、论、着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离,再加上强调哲学的抽象性质,哲学原理的研究者普遍不重视资料的全面性收集,或者仅仅凭借随意找来的一点资料,也不对其价值作出分析就轻率使用,这样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就会大大折扣。比如近年有的论着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进行文本学解读,但依据的是被有关专家斥为“每一页都有错误”的译本,这样解读的基础就很不牢靠,即使对阿多诺思想阐释得再新潮和精彩,也很难达到一定的水准。还有的对葛兰西思想的阐释,依据的是《狱中札记》,而没有把其篇幅更为巨大的《狱中书信》作为研究基础,这些都是不全面的。 ——文本研究的总体性“筹划”和“设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实际上处于一种零散而无序的状态,缺乏宏观性、总体性的“筹划”和“设计”。不可否认,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有少数学者确实在文本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认真的梳理和分析会发现,这种研究实际上是在“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中的一种策略选择和介入方式,就是说与其他同道相比,只是手段与路径不同而已,它还没有把马克思的文本视为一种整体性的存在来进行探讨,突出表现在对作为其重点解读对象的马克思文本的选择上显得比较随意,很难看出其有什么样的贯穿一致的标准和逻辑依据。而如果把马克思的文本作为一个专门的领域进行研究,那么必须在通盘考虑的基础上,渐次展开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论省思,包括对马克思主义重要着述的手稿、笔记的保存、流传和版本情况进行梳理,从总体上对其着述进行比较清楚的梳理和尽可能准确的统计,对一百余年文本解读史上积累的成果和经验、出现过的种种误读和曲解等状况的了解和分析,同时,还必须注意到,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如何迎应包括解释学在内的文本解读模式的变化以及实现方法论上的自觉和超越经。这些属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其次是文本的个案研究和微观透视,即在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的文本世界的基础上,从中选取那些最能表征马克思思想特质、内涵以及发展历程的重要着述进行新的解读,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渊流、文体结构、内容与思想、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以及现实价值与意义等多个方面进行详实的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最后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概括和评价,即在文本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贯通梳理和总体把握,并通过与其他流派、人物、文本的比较,凸现其内涵与特点;放在历史变迁与当代社会的格局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比照,阐发其现实价值与意义。这些步骤作为一个前后相续的流程构成了文本研究的一个完整图景。

——不同语种翻译过程中的词义辨析。迄今为止,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使用最普遍的文本仍然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版,这里绝不是对中文的翻译持否定的态度,相反我认为它仍有相当的利用价值,而且在目前翻译作品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水准应该说是很高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不像自然科学着作那样,能够作到在不同语种之间实现词汇含义的一一对应的转换,甚至有时在另外的语种中根本找不到完全匹配的词汇,或者勉强用了一个但二者各自又有多重含义,当然还有的是因译者本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的考虑而造成的歧解,这些都为准确的理解原文的思想增添了很多难度。目前对照马克思着述的中、俄、德三种文本,发现这种因一个词的翻译而导致的理解上的差异的现象越来越多,诸如把“Recht译为“法”、“法权”和“权力”,把“Eigentum”译为“所有”、“所有制”、“所有权”和“财产”,把“Verhaeltnis”译为“制度”、“状况”和“关系”,把“Idealismus”译为“理想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把“aufheben”译为“消灭”还是“扬弃”,把“Ausgang” 译为“终结”还是“出路(口)”,把“bürgerliche Recht”译为“资产阶级权力”还是“公民权利”等等,诸如此类的词意辨析,绝不是咬文嚼字的书生自娱,它涉及到对马克思思想的不同解释,有些是内涵很不相同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方面研究的拓展和的深入挖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研究方向和领地。

——基于文本写作的原始状况的考证和相关资料的总体把握而对其思想的提炼和阐释。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断章取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界的通常路数是离开一种提法的原始语境和意旨,把马克思针对特殊情况而写下的一些想法、论点提升或夸大为他对世界、对哲学的一般理解。最明显的例子要数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抽象地解读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大纲”,将其11条内容集中看作其哲学的旨趣、特征和体系架构。其实通过对马克思遗留下来的《1844-1847年笔记》里《提纲》部分前后语境的甄别,表明它的写作与《神圣家族》有关,都是马克思要编篡“一套社会主义史的资料汇编,或者勿宁说是一部用史料编成的社会主义史”[3] 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不能把它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提纲。就其内容而言,它是针对当时德国特定的思想形态而进行的阐述和评论,马克思之所谓“哲学”云云,绝不是指总体上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而是特指鲍威尔、费尔巴哈等以观念解释和构建世界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

除了关注原始文本写作的状况对思想提炼和阐释的制约,强调对相关资料的总体把握也很有重要。比如,在新近国内有关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的争论中,对立论与一致论者都从文本中找到了一些材料佐证其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他们各自的确对某些问题既发表过前后一致的意见,也表达过程度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这些情况都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从总体上把握,应该能够甄别出哪些论述更具有代表性,更能在比较的意义上体现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差别。[4]

上述分析表明,没有文本做基础的研究将会导致一种多么深刻的误解。因此,在阅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时,应该提倡一种“刨根究底”的精神,即“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罗默所说的“探寻基础”[5](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的工作,尽力探索马克思提出并解答问题时所显露出来的更为始源胜的、前提性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对这些基础的把握,创造性地理解和推进马克思的思想。

三、比较视野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者长期囿于自己的领域内思考问题,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话语系统、论证方式和思维惯性,特别是当遭逢新的社会现象和思潮的时候,很多论者会自觉不自觉地用长期流行的观点和体系去衡量,看其符合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对那些“另类”的现象和思潮,要么无端地给予指责,要么漠视其存在。不夸张地说,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中,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是较为狭窄和陈旧的。而现在是我们打开视野的时候了。

首先,必须走出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研究者之间自设藩篱、自我规约和自我封闭的怪圈。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本来是一个整体,只是由于恩格斯当年反对杜林的特殊考虑,把它三分化了,即认为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领域马克思与杜林都是对立的;换句话说,只是因为“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的杜林在“创造体系”时涉及到“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恩格斯“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6] 但是后来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把这种三分法固定下来[7] ,以致成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通行理解。当时特定情境下思想发展的这一原委及进程并未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但它以后造成的后果是,很大程度上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整性,特别出现了诸如研读《反杜林论》时,哲学教学者只讲授其中的“哲学”编,而把另外两部分让渡给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者;同样是基于这样一种划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过去也没有把占马克思着述很大比重的经济学文本作为研究重点,而总是从恩格斯的着作中寻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表述,这就造成了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大量的引用的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表述和论断的情形。

其次,需要认真总结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派别所作的工作。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其实有两条序列,一条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家所理解和推进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另一条则是西方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境遇下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的思考和探索。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前一条序列,而把后一条序列视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另类”,不把其归入马克思主义谱系,或者干脆把这些派别及其人物逐出马克思主义领地。

深长思之,在目前我们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时候,我们该多么深切地体会和感悟到上述派别所作的探索的可贵!长期以来,由于这些派别中的人物基本身份是知识分子或大学教授,其思想并没有产生一如政治家那样的影响力,因之他们被称为“学院派”,其实不然。他们是以其理论活动和思想建树的特殊方式表达了对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的高度关注和深刻理解,他们的着述实际上是他们对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所提出的问题的一份份答卷。假如没有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没有引发欧洲其他国家和民族革命的成功这一事实的总结和反省,就不会产生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和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假如没有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衰退与法西斯主义的兴盛的反差,就不会出现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布洛赫的《这个时代的遗产》、霍克海默尔的《独裁国家》、弗罗姆的《逃避自由》等着作。假如没有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所引起的“大地震”,就不会有马尔库塞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和弗罗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假如没有战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境况,就不会有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以及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假如如果没有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两难困境和发展性危机,也不会涌现“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之所以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留下了一连串富于启发性和开拓性的理论着作,因为它从不使自己与现实生活绝缘。

更为可贵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和哲学发展的前沿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派别的名称通常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加上一种新的哲学思潮,过去我国学者常常认为这种嫁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表明它们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现在看来,这种指责过于武断。如果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游离于二十世纪哲学思维之外,只是用十九世纪的哲学思维模式去解释二十世纪的社会现实,这是可能的吗?经过二十世纪的长足发展,现代哲学已经超越了传统水准,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无视这些进展,那么怎么做到与时俱进、与世俱进?而且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举凡在哲学、文化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人类学、心理学诸领域,他们都取得了矫人的成就,以其卓越的作品彪炳于二十世纪学术史册。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推进,更多地带有自由思考和自主探索的意向,那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境况下所作的工作就显得更为难能可贵了。处于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解释”像一张网一样笼罩在人们头上,任何异端的观点都可能遭到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人的实践本质的思考、关于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实践哲学的建构,实际上成为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阵营行动的组成部分。而相形之下,始终处在苏联影响之下的那些国家哲学家的探索就更为不易;但是尽管如此,仍然产生了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波兰的华沙学派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出诸如科拉科夫斯基、沙夫、科西克等思想巨匠,他们对激进民主和形式民主的分析、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反思、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洞见、对具体辩证法与总体性的阐发,都是在新的境遇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最后,需要深入到异质领域,与不同哲学派别进行对话。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除了厘清属于自己这一派别的问题,视野还应当更为开阔,应当积极参与到对其他派别、人物的思想的了解、分析和审视之中,与传统对话,与西方对话,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哲学派别和思潮对话,面向世界发言。不唯关注自己的问题,也能深入到异质领域,条分缕析,特别是像语言、逻辑、文本、解释以及现代性、后发展、文明的冲突与会通等哲学的内外焦点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都应当有所了解,并且有自己的见解。

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思潮,如何在文化渊源、思维方式迥异的中国实现本土化,是当代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关键之点。这里的本土化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嬗变,更主要的文化形态、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融合。可是过去激烈的“反传统”的做法和长期形成的偏见,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普遍采取轻视的态度,很多人没有系统阅读过传统经典,接受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训练。这种状况过去以为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不管这两种形态的文化的最终融合是否可能,或者融合的道路是多么漫长,但作为学术层面的考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弥补其知识结构中传统文化的缺位已经刻不容缓。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我还想辨析一个观点。有的论者认为,目前突出学术性诉求、强调文本的基础性意义,将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院化”、“形式主义化”,疏离现实生活和规避政治路线。坦率地说,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见解。实际说来,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确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关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但同样是关注,在研究方式上有学术性与非学术性的分野,学术性的关注是把对现实的诠解、反思和引导联系起来进行的深邃思考,而不是流于对政策和流行观念的单纯辩护和庸俗图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一百余年的历程,仰赖特殊境遇和外力作用,除了政治领袖的作为,在学术上教训深刻,现在是它总结经验、潜心研讨、注重积累、多元探索和强化建树的时候了。这期间需要的是宽容和鼓励,而不是动辄颐指气使地指责,好象别人陷入了“误区”,唯我路线“正宗”。自嘲地说,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老是停留在像本文一样的外围指点和宏观展望,仍旧缺乏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以致产生不了黄钟大吕式的巨着及思想家,既不能推进现实实践,甚至也改变不了在当代学术格局中的尴尬处境,那才愧对时代、愧对历史,是真正悲哀呢!

注释: [2] Helmut Elsner.über die Arbeit an der “Deutschen Ideologie”am Karl-Marx-Haus in Trier. Trier,2001. [4] 对此,我的看法是,虽然不能说恩格斯是有意偏离甚至与马克思的思想对立,但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恩格斯与马克思之间在哲学思维所达及的深度、理论视野所展示的领域以及表述方式的侧重点方面表现出重大的差别。我将在另一篇文章对此作出详实的论证。

[5] Roemer, John E.Analytical Marxism.p.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6]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

4

3、3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