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与犹太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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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研究是从犹太教问题出发的。我们只有从他的政治哲学研究与他的犹太教传统的关系入手,才能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内在理路有一个清晰的把握。这对于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和自己的民族传统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对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由于他的思想充满了多义性和吊诡性,一般都认为他是古希腊原教旨主义者,但是这忽视了他的犹太教背景。作为一个犹太哲学家,他如何看待自己的犹太教传统?犹太教传统与他的致力于复兴古典政治哲学有什么关系?如果从犹太教问题人手,我们就可能对他的政治哲学的内在理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现代犹太教思想的分裂

我们知道,犹太教是最古老的宗教之一,而且是当今两大一神论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来源。但是自古以来,犹太人就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在世界各地都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更是受到史无前例的屠杀和迫害。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始终极力保持自己的传统信仰,维护自己的独特性。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犹太教也同样面临前所未有的世俗化问题,面临丧失自己的宗教特性的危险,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就成为现代犹太人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此情形下,犹太教思想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产生了改革派、保守派和正统派三大思潮,出现了自由主义、神秘主义,新康德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等不同解决方案。在此,我们首先对具有代表性的犹太教哲学思潮进行简要论述。

犹太教自由主义的代表是斯宾诺莎。他认为要使犹太人得到承认和尊重,就必须接受现代文化观念以改造犹太教传统,并同时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犹太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宾诺莎借助于理想化的基督教即精神的普遍的基督教来攻击犹太教,认为与基督教相比,犹太教是狭隘的地方性的民族宗教,是肉身的宗教,所以犹太人只有超越自己的宗教信仰,才能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获得公民权。斯宾诺莎的关于犹太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思想受到了现代犹太人的高度崇敬。在他们看来,西方自由主义已经解决了犹太教问题,他们开始普遍接受现代文化哲学,按照现代学术原则建立了“犹太教科学”、“现代圣经研究科学”。但是这种圣经研究必然把圣经对象化和世俗化了,圣经不再是信仰的对象和一种生活方式。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施特劳斯指出,自由主义不可能解决犹太人问题,即使犹太人自己放弃了自己的传统信仰,异族也可能并不接受他们,在其思想自传性的《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的英译本导论中,他指出:“正如自由国家确定无疑不会‘歧视’自己的犹太公民,它也无能或不愿在宪法上防止个人或者团体对犹太人的‘歧视’,……自由国家并不能为犹太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因为这样的解决方案要求在法律上禁止每一种‘歧视’,这就取消了私人领域,否认了国家与社会的区别,毁灭了自由国家。”可以说,斯宾诺莎的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犹太教传统信仰。

马克思进一步推进了斯宾诺莎的同化主义路线。他认为要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就必须消灭所有国家,建立一个纯粹世俗的由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组成的大同世界。他敏锐地看到,犹太人的真正崇拜对象是金钱,对金钱的崇拜是对上帝的崇拜的世俗根源,只有消灭金钱,才能消灭犹太教。所以他力图通过消灭宗教的世俗根源来解决犹太教问题。于是马克思从宗教的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从天上的批判转向地上的批判。如果消灭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也就消灭了一切宗教,在一个完全世俗的世界上,犹太人就不会因为宗教原因受到歧视和迫害了。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只有首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人手中获得解放。”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马克思不能求助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只能求助于被资本主义遗弃和鄙视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具有和犹太人相似的处境,于是无产阶级成为犹太人的代表。柏林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走向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共产主义,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马克思不能接受自己生为犹太人这一在欧洲历来被鄙视的族群,而他对自己的族群即犹太民族的自卑感使他认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犹太人,亦即只有犹太人和其他所有族群都不再存在,所有人都只是‘人类一员’才有可能。”由此可见,犹太人问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犹太教新康德主义以柯亨为代表。在施特劳斯看来,柯亨是当代最伟大的最虔诚的犹太教思想家,是德国犹太教的指引者、扞卫者和提醒者。他一生致力于在犹太教与现代哲学之间进行新的“综合”,以便使犹太教适应现代文化哲学。为此,柯亨对斯宾诺莎哲学进行了激烈批判,这对于解除德国犹太人对斯宾诺莎的错误景仰至关重要。但施特劳斯认为柯亨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仍然是不彻底的,他仍然以斯宾诺莎的圣经批判为前提。这表现在柯亨的上帝观仍然以斯宾诺莎的上帝观为前提,“没有柯亨所理解的‘上帝观’,他所理解的道德就没有根基。这种观念构成了他对无限进步的信任、对历史的信仰,或者他的‘乐观主义’,以及他对善(‘不存在邪恶’)的最终胜利的确信的基础。但是,永恒进步也要求在现实国家和应当意义上的国家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不道德和道德同时存在。”也就是说柯亨的上帝观本质上也是一种自然神论的上帝观,是与圣经的上帝观截然对立的,所以柯亨仍然不能够达到为犹太教辩护的目的,他的犹太教哲学仍然属于现代理性主义的范畴。同样,施特劳斯也反对柯亨在现代哲学与犹太教之间 进行的综合,这种综合必然导致犹太教的独特性的丧失。由此可见,他一生所强调的“哲学与神学的冲突”本质上是指启示宗教特别是犹太教与现代哲学的冲突和不可调和性,是针对现代以来,企图对犹太教进行现代改造的改革派或者西化派而言的。

产生于19世纪末的犹太复国主义也是现代犹太教思想的重要代表。犹太复国主义首先出现在利奥平斯克的《自动解放》和黑尔兹勒的《犹太国》中。施特劳斯在年轻时曾经参加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他很快推出了这种运动,但一直对犹太复国主义保持尊敬。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于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失败,它认为犹太人要获得尊严和解放,不能寄希望于任何人,不能通过把作为个体的自己同化于他们所生活的国家而获得尊严,犹太人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犹太国家才能获得尊严和权利。如黑尔兹勒指出“我们是一个国家,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的敌人使我们成为一个国家。”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是现代犹太民族主义的产物,它对以色列国的建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施特劳斯认为犹太国并不能够保证犹太人的“犹太性”,因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把犹太人问题作为一个单纯的人的问题来看待的,这实际上背离了犹太人与上帝信仰之间的独特关系,背离了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的根本教义。在他看来,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必然依赖文化犹太复国主义,没有植根于犹太文化的犹太国只能是一个空壳。而如果仅仅把文化看作是人的创造物,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同样是错误的。因为犹太教的上帝信仰根本不能被看作是人的创造,“犹太传统的基础以及其权威的地层都表明它绝不是人的心智的产物,而是神赐的礼物,是神圣的启示。”因此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就必然回溯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对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来说,犹太教首先是犹太教信仰,其次才是犹太国家。所以犹太复国主义企图通过建立犹太人国家解决犹太人问题,必然以接受现代文化哲学,放弃犹太教信仰为代价,因为它把地上的犹太国作为维护犹太教及其律法的基础,而不是把律法看作是犹太国的前提,这必然违背犹太教正统而成为偶像崇拜。

综上所述,这些现代犹太教思想都力图协调犹太教与现代文化哲学的关系,或者致力于用现代哲学思想改造犹太教,使犹太教传统迎合现代哲学,甚至完全放弃犹太教信仰,或者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完全世俗的没有宗教的世界,以此来消除宗教冲突带来的对抗和歧视,为犹太人赢得平等公正的自然权利和人之为人的尊严。这个伟大的设想曾经构成了现代性规划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曾经给现代犹太人带来了希望。但由于亲身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对犹太人的空前大屠杀,施特劳斯认为这些现代性方案只能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种历史经验出发,他认为犹太人仍然必须忠诚于自己的犹太教信仰,不能被现代性规划的梦想所诱惑。但是,如何在现代文化处境中坚持犹太教传统信仰就成为现代犹太哲学家面临的首要难题。

二、犹太教理性主义的复兴

那么,什么是犹太教的本质特征呢?根据犹太教正统观点,犹太教的核心是律法或者托拉(Torah)。正如迈蒙尼德指出的:“作为我们的信仰的准则,《律法书》是唯一的。我们坚信除了我们的导师摩西的《律法书》外,从来没有过,也绝不会再有其他什么神圣的律法书。”而且在他看来,摩西律法是万世不易的,“让律法的根本原理依从时间、地点而改变就会很不恰当;相反,依神之所言,各种律例和典章必须是确定的、无条件的和普遍的”。同时迈蒙尼德还对人的律法和神的律法作出了区分,他认为摩西律法之所以值得遵守,乃是因为律法的唯一的和最高的根据是上帝的启示,也就是说摩西律法绝不是人为的产物,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启示。由此对律法的遵守是绝对的义务,是无条件的。正是通过摩西律法,犹太人被统一到一个宗教共同体之中。正如犹太学者塞尔茨所说:“律法是一种自愿接受宗教义务的制度,这些宗教义务把民众束为一体,尊奉律法与否决定着其将来的福祸。”摩西律法体现了犹太人与上帝的独特关系,是犹太人获得了上帝的选民的独特身份的表现,犹太人由此严格区别于其他民族。如果犹太人不能坚持律法的神圣性,试图在犹太教信仰与世俗文化哲学之间进行调和,他们就无法把自己的神圣律法与一般人为的世俗法律区别开来,而随着律法的神圣性丧失了,犹太教也必然随之丧失。由此可见,摩西律法构成了犹太教的核心,对摩西律法的共同信仰和遵守构成了犹太人的基本生活方式。

犹太教的这种独特性使它与基督教区别开来。由于犹太教更加重视人们是否在实际生活中按照律法的要求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