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米蕴含的生存哲学及其审思

小说米蕴含的生存哲学及其审思 小说米蕴含的生存哲学及其审思 小说米蕴含的生存哲学及其审思

游民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王学泰《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是毛泽东所说的“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土匪、强盗、流氓是这一阶级中最具反社会性、最腐败的社会类群。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帝制终结,民国肇始,政治空前动荡,于是各地匪盗猖獗、帮会滋扰,游民匪盗大量存在于民间、存在于乡村社会乃至城市之中。他们也不断地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和当代影视作品中,成为有着丰富审美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文学符号,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道别具一格的黑风景。

源自墨家精神的中国民间匪性文化、游民意识具有雄强、血性、重义、尚侠的特点,但它又极具掠夺性和暴力色彩。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它寄予希望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人的原始本能力量(血性),尤其在战争和民族叙事中这种血性张扬获得了道德支撑会具有崇高感和凝聚力。在当代,和这种高张匪性旗帜的思想相呼应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莫言的着名小说《红高梁家族》。在《红高梁家族》中他以一种对于土地、故土的浓烈情感,把更新民族气质的愿望寄予到土匪所具有的民间匪性意识之中,表现“我爷爷”、“我奶奶”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迈英雄气概。匪性简直被视为民族血气凝聚的精华。

这种视匪盗为英雄的文学观念和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之际,面对西方文化思潮的滚滚袭来,树立民族主义的气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是主旋律,而具有雄强、血性特点的民间匪性气质无异是一剂强心药和兴奋剂。可是九十年代开始后,人们已经完全适应了麦当劳、肯德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符号,欣然接受着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消费文化,不再防范和警惕,不再需要强调民族自尊心。同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压力愈来愈大,在这种压力下,人性开始发生裂变,社会意识中拜物和享乐的张扬粉碎了知识分子再建理想观念的企图。《红高粱家族》所具有的那种蓬勃强悍的绿林美学的品格消失了,民间匪性不再成为知识分子寄予民族希望的所在,而是对它有了更为深沉的审视。当代作家苏童的匪盗题材文学作品中就包含了对于匪性的深刻审思乃至批判。他的游民匪盗想象中完全没有莫言那种重建英雄神话的冲动,不再将理想人格寄望于匪性,代表作就是他写于1990 年的长篇小说《米》。

《米》讲述了五龙这个人物的个人命运轨迹,这是一个因为饥荒从家乡枫树杨乡村逃难到城市的青年,是一个典型的游民。在生活的磨砺挣扎中,他一直混迹到城里码头兄弟会的黑老大。饥饿和仇恨成为了他的生存动力,即便他不再饥饿时,那种对于饥饿的本能体验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恐怖记忆,导致他的精神病态,最直接的表征就是病态的性嗜好,他喜欢把米灌进女人的下体。显然饥饿在这里已经不单纯是一种简单的生理性身体欲求,更是一种和仇恨一样进入形而上层面的精神状态,即一种近乎恐怖的匮乏意识。

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民族史几乎就是一部草根民众的灾难史,所以饥饿和仇恨的精神状态的叙写具有一定的普泛性,是对民族心灵黑暗深处的一次试探性摸索。而饥饿的绝境状态和仇恨意识正是匪性得以形成的基石。小说里面的主角甚至都不是五龙,真正的主角就是饥饿和仇恨,五龙只不过是这两种精神状态的载体。因此苏童在这部小说里实际上探讨的是中国民间历史中一个往往为人们所不太注意的命题。匪性文化和民间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民间视角必然离不开对于土匪现象的表现。关键是,土匪文化以及作为草根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泛意识的匪性意识,是拯救了民众还是将这个民族导向没有光的所在呢?

苏童在小说中尤其叙写了仇恨对于草根民众的意义,它是在残酷的生存挣扎中力量的源泉。那种不被人当做人的耻辱和仇恨我们其实在鲁迅笔下的阿 Q 身上已经看到,然而阿Q只能用精神胜利法和内心的造反“革命”想象来消解,在阿 Q 那里,匪性是潜在而隐性的。但五龙却高张仇恨的旗帜,在生存的罅隙中挤出自己的生存位置,不惜以对他人的伤害为代价。正是这仇恨的力量使五龙得以挣扎着生存下来,并在冷漠自私丑陋的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强者。五龙深深理解这种力量对草民生存的重要性。因此他看到一个像他当年一样的年轻苦力时,他作出了一个让人惊异的举动,他不仅让青年喊他爹,还像当年欺负他的人们一样作践这个青年。这个引人注目的情节喻示着在草民和贱民的卑微生存中,仇恨反而是一种最具有人格意识的力量。对于一无所有的人们而言它成为了“做人的最好的资本”,因为它可以激发人内心的黑暗力量,使他们有出头之日。仇恨成全了五龙,只要是他所仇恨的人或是伤害过他的人都被他用各种残忍又诡秘的方式送上黄泉路。这种复仇充满了黑色的狂暴的力量。

那么如何理解仇恨呢?它真的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吗?仇恨是被压迫和压抑之后的一种情绪反应,更进入到人的人格层面,成为构筑人的命运的因素。受到压迫和压抑后当然还有其它的承受形式,比如怨恨、忍耐。但仇恨最具有释放性和反抗性,它和暴力密切相关。《米》中处处可见暴力,包括性。而仇恨是暴力的生发点。当然这种仇恨被赋予阶级性时,五龙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受米店老板压榨的无产阶级而得到实施暴力、释放阶级仇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那么他所杀的人全都是该杀的人(压迫者),这个时候仇恨堪称正面力量。但小说为我们呈现的是对于五龙内在的生命状态的探询,被仇恨和饥饿梦魇所缠绕一生的五龙并没有得到他最想的作为人的尊严,而是在黑暗的匪性漩涡中不能自已地走向心灵和生命的双重毁灭。

这个小说其实是延续着阿 Q 形象对于国民性的一种探讨,对国民性中的暴力传统的批判。五龙摆脱了阿Q 的命运,从被侮辱和损害的人一跃而成为可以侮辱和损害别人的人。但从实质上来说他并没有被匪性意识拯救。他周围的人对他充满怨恨和仇视,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爱和温情的家庭中。因此仇恨即便改善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却不能使他获得自我的精神拯救,他在仇恨的道路上走得越远,他的人生就越空荒冷漠,缺乏温暖,人性越少,而匪性越浓。小说中当五龙开始因脏病而衰弱时,唯一的一次体现出他匪性之恶下面藏着的极其脆弱而值得人深悯的人性来,他始终珍藏着多年前第一次得到的工钱五元大洋。这事实上也是对人性的一种高度概括。人性都有两面,光明的善的一面,黑暗的恶的一面。也就是落实到中国社会草根民众的内心,每个人都有潜藏在黑暗中的匪性,它充满狂暴的力量和悲剧性的宿命。因此匪性是一种暂时性的精神状态,是具有漂泊性质的精神状态,它无法成为安顿人的心灵的家园。

获得了一切的五龙最后的梦想是用所得到的钱在家乡枫树杨农村置两千亩的地,买下村里的祠堂,衣锦还乡,找回做人的尊严。这种梦想一方面是渴望人性回归的一种喻示,另一方面也是漂泊的匪性心理渴望被传统伦理文化秩序重新接纳的体现。这和《白鹿原》中的土匪黑娃“改邪归正”后要认祖归宗在祠堂祭祀是同样的心态。但心灵的无所皈依使五龙即便能够实现这样的梦想,也改变不了他孤立无援的人生处境。他的儿子柴生在他才刚咽气时就敲掉了父亲嘴里那象征着做人尊严的两排金牙就是对他梦想的一个最大的嘲讽。五龙悲剧性的命运逻辑反映了匪性意识的没有出路,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彷徨在大地之上无所皈依的国民心灵的关切和深悯。匪性的承载者五龙在漂泊的生命中始终割不开和乡土的血脉,那来自乡土力量的匪性拯救了他的生命,也毁灭了他的人性。

我们当然要看到源自墨家精神的民间匪性文化确实具有雄强、血性、重义、尚侠的一面,然而对于匪性寄予希望最终是一种虚妄,它根本无法解决诸如“种的退化”“、摆脱一切奴役之类”的民族性和人性问题。深植于民间内部的匪性文化意识没有可能成为更新民族气质、推动民族发展的文化品格,其匮乏→仇恨→暴力的产生机制,空洞的精神指向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因此我们在文学创作中需要的不是颂扬匪性,而是反思匪性,反思匪性赖以形成的仇恨和暴力根源,创建一种更为健康的开放的民族文化心理状态。

在这篇小说中苏童极为深邃地解构了匪性,也否定了草根民众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时所习惯的对于游民意识和匪性文化的寄望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从《水浒传》开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绵延不绝,仇恨和暴力潜伏在人性的黑暗海洋里蠢蠢欲动,准备着时刻浮出水面来,令我们需要格外地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