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1)论文

内容提要：近10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过两次高潮，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投资对象国之一。制造业占到了日本对华投资的80%以上，运输机械、电机、机械、铁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等5大产业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

在中国经济周期变动、中日关系、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正处在新转折之中。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难以出现急剧的增长，但其结构将会进一步改善。

论文关键词：直接投资，制造业，新转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日本是中国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国。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6年日本对华投资项目数为2590个，比上一年度减少20.77%；实际投入金额45.98亿美元，同比减少29.6%。

截至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7714个，实际投入金额达到579.7亿美元。据测算，在华日资企业直接和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达到920万人，仅2011年一年，日资企业缴纳的税收就将近490亿元。

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公布的数据，200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比前一年增加10.6%，达到创纪录的502.91亿美元，但对华投资额仅为61.64美元，占总投资额的12.3%，比2005年的65.75亿美元减少了6.3%。系统回顾近十多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历史轨迹，分析其规律和特点，展望其发展趋势，对于更好地认识中日经济关系，维护和扩大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不无裨益。

一、中国已成为日本的主要投资对象国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逐渐成为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首先，中国在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主要国家排名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自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前6位，而自2003年以后一直稳居日本第3大对外投资对象国。随着中国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位次的上升，其投资金额也显著增加。

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仅为1114亿日元，只占日本对美投资额的5.26%。但是此后，日本对华投资额不断上升，2001年为1819亿日元，2002年为2152亿日元，2003年为3553亿日元，2011年为4909亿日元。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同对美投资金额的差距也在明显缩小。2011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已达对美投资的56.68%，2006年更是达到66.4%。

第二，对华投资占到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其发展态势在日本对东亚投资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上世纪70-80年代，在“雁型模式”的影响下，日本一直把中国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和泰国、菲律宾等东亚国家(地区)作为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对象。

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对东亚的投资地区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迅速向中国转移，对华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1995年到2011年的10年间，日本对华投资占对东亚投资的比重从35%上升48%，对华投资几乎占了日本对东亚投资的一半。

特别是200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投资项目年均增长29.5%，合同金额年均增长34.2%，实际投入金额年均增长16.6%。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对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显著减少。这其中固然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泰国等国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东南亚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等诸多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凭借着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快速的经济增长，对日本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成为其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

第三，日本对华投资持续增长。从投资趋势来看，如图1所示，上世纪末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U”字型发展趋势。

1991—1995年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期，1995年的投资额高达4319亿日元。但是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持续下滑，跌至1999年的858亿日元。

2000年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年投资额止跌上扬，2002年以后增幅加速，2011年达到4909亿日元。表1是中国商务部按美元计的2000—2005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统计。

统计显示，尽管2000—201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单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变化不大，但是由于项目总数的大量增加，由2000年的1614个上升至2011年的3454个，从而使2011年的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额分别为2000年的近三倍和近两倍。2005年，日本汽车制造和汽车零部件等行业加大对华投资，该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比2011年增长30.1%和19.78%，创历史新高。

2006年，随着大型项目数的回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出现了萎缩。

二、制造业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 制造业一向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如图2所示，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投资与其对华投资呈同样的“U”字型发展态势。

其中，1999年是个转折点。1995年日本对华制造业的投资近3367.7亿日元，其后一路下滑，到1999年对华制造业投资一度减少到624.1亿日元。

但是这一趋势很快被扭转，2000年后由减为增，以后一再上扬，到2011年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额增加到4066.3亿日元。从每年对华投资总额中占的比例来看，制造业投资一直独占鳌头。

自1995年起，对华制造业投资在当年对华投资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1年高达88.3%，其后基本上在80%上下浮动。1999—2011年的5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为25376.6亿日元，其中制造业投资为19931。

7亿日元，第一产业投资为551.5亿日元，第三产业投资为4884.1亿日元，分别占同期日本对华投资总额的78.6%、2.2%和19.3%。 从具体的行业分布来看，运输机械、电机、机械、铁和有色金属、化学工业是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的五大主体。

其中，运输机械投资的增长最为显著，其投资额从2002年的236亿日元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958亿日元，2011年翻番达到了1795亿日元，跃居制造业直接投资的首位。其在制造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10%上升到2011年的45%。

电机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是日本对华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最大行业。2000年的投资金额为385亿日元，占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总额的41.82%。

2001年和2002年的投资金额分别为650亿日元(占40.04%)和381亿日元(占22.25%)。2003年以后，由于运输机械业的迅速崛起，电机业在制造业投资中所占份额有所下降。

对机械业的投资在2000年以后一直保持平稳增长。在此期间，投资金额从2000年的95亿日元稳步上升到2001年的163亿日元和2002年的191亿日元，并于2011年大幅攀升至461亿日元。

钢铁和有色金属业在2003年之前一直处于制造业投资的第五位，2011年由2003年的177。亿日元猛增至426亿日元，排名上升到第4位。

化学工业的投资份额发展较为平稳，除1998年、1999年和2001年超过10%以外，其余年份基本徘徊在7%—8%之间。虽然单个项目投资金额巨大，但是由于项目数量不多，所以，日本对化工业的投资金额仍只能排在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第5位。

以制造业为主体的投资格局反映了日本企业界对中国经济认识的变化。表2是根据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动因调查制作的。

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企业对日中两国经济互补性认识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因在于当地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其投资对象集中于纤维、杂货、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主要返销回日本。

因而，其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9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加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中国国内市场为目标的电机、运输机械、化学等行业日益在日本对华投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凭借其区位优势、投资环境、劳动力质量等因素，逐渐取代珠江三角洲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重心。这一时期，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开始由合资、合作向独资经营转型。

先期进人中国的合资、合作企业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转制为独资企业。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

以满足生产本地化为特征的零部件业、产品研发业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近一两年来，环渤海经济圈因其靠近日本本土，又有辐射中国东北和中原地区腹地的区位优势，逐渐成为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又一重要目的地。

总体而言，过去的十多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由单纯的低成本驱动逐渐向生产本地化和海外市场开拓过渡。在此带动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国内购买力大幅增强，中国国内市场的地位日渐重要，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再仅仅将中国视为其返销日本和出口第三国的加工工厂，如何开拓中国市场成为其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第二，随着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从一开始的简单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制造业投资大量增加的带动下，物流、金融、批发零售商业在内的服务业投资也开始进入中国。

第三，由于日本企业自成系列相互抱团的特点，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聚集效应十分明显，无论是传统的珠江三角洲还是后起的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上下游日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十分明确，协作配套能力很强。

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正处于转型之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出现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91～1995年，前后持续了5年。

在此期间，每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91年的787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00年，这次高潮也延续了5年。

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1114亿日元上升到2011年的4909亿日元。分析这两次高潮产生的原因，可以对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作一个简要的判断。

第一，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起伏与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基本一致，今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周期的制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也大致出现了两个增长高潮。

一是20世纪90年代上牛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下，中国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进一步加速，经济增长率自1991年起连续5年保持在两位数。在此期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从1989年的389亿日元上升到1995年的4319亿日元。

其后，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随之出现了长达5—6年的通货紧缩。期间，日本对华投资应声而落。

1996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头一年，当年的日本对华投资额就急剧减少为2828亿日元，比之上一年的4019亿日元一下子减少了1/3以上。其后一路下跌，到1999年日本对华年投资额只有868.4亿日元，仅为1995年对华投资额的1/5。

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高潮从2000年延续至今。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从4.8%一路飙升到11.5%，此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重趋活跃，2000年日本对华投资额恢复到1114.5亿日元，2001年上升到1818.5亿日元，2002年又升至2152.5亿日元，2003年继续攀升至3512.6亿日元，2011年达到4908.8亿日元的高峰。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减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变动相当吻合。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景气之时，日本的投资随之增加；当我国宏观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时，日本对华投资也随之回落。

一般而言，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为3-4年，而盘整和下滑的周期大约为5—7年。考虑到日本对华投资已出现持续4年的高增长，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对华投资很有可能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放慢而有所回落。

第二，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现象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会马上消失。在小泉执政期间，中日关系的“政冷”导致了“经凉”。

在贸易方面，2002年至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分别增长21.8%、37.1%、35.7%和23.2%，而对日贸易分别仅增长16.2%、31.1%、25.7%和9.9%，对日贸易占中国外贸的比重由2002年的16.4%下降到2005年的13%。在投资方面，虽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仍在继续增长，但是增长势头已经落后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

日本经济界出于对政治风险的担心，出现了“China+1”的投资模式。日本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由于中日政治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在上升，不应该集中投资于中国一国，而应同时考虑去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中国周边其他国家投资设厂。

这将在中长期造成部分日本对华投资的分流。安倍访华以后，中日关系有所好转，但是“China+1”投资模式并不会马上消失，仍然会继续影响日本企业界对华投资决策。

第三，随着日本国内经济的好转，日本企业的投资注意力逐渐转向国内，对华投资的冲动有所减弱。从2011年下半年起，日本经济复苏迹象明显，银行坏账、成本过高等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

2005年春夏之交，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日本经济已经结束10年徘徊期，开始步入新的增长期。以此为背景，日本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将会把更多精力放至国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近年来，日本企业已经在国内掀起了增加设备投资、扩建工厂的高潮。日本政府已经宣布将在2011年全面导人数字化电视，以取代目前的模拟化电视，这将是日本企业全面更新各种家用电器生产和消费的契机。

可以预料，在此带动下日本经济将会再掀高潮，企业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内。 第四，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将对日本对华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汇率改革将使来料加工型投资大幅减少。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一年多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5%。这一势头还在发展。

外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尚有巨大上涨空间。考虑到大部分在华投资的相当部分日本企业主要从事生产返销日本或向第三国出口的纤维、电机、机械、信息器械、精密器材等产业，随着人民币升值，其国际竞争力将有所削弱。

其次，中国在加入WTO后过渡期，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将逐渐废除。其中，“两税合一”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这也将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产生较大影响。其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的转换也会对日资企业行为产生影响。

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使一部分单纯依靠低价出口的劳动密集型日资企业面临经营困难。此外，中国社保体系的完善、职工劳动条件的提高等因素将使日本在华投资的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不同程度地上升。

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成本已明显低于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的劳动成本，这将使日本企业在中国增资扩容或新建投资时更为谨慎。 综上所述，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日本对华投资面临转折，其增幅有可能减缓，其投资结构将会有较大的调整。

总体上来说，日本对华投资将由急剧增长转为平稳盘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