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与贸易结构(1)论文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贸易结构优化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一个国家应当向哪些国家出口何种产品，又应当从何处进口何种产品以增进本国福利，促进本国发展？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论到当代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都在为各国间的贸易活动寻求适当的理论解释。

应当看到的是，贸易结构优化与优化贸易结构存在的差异。前者从静态角度出发，强调利用现存资源，强化现存结构的作用；后者则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要求改变现存的结构。

下面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出发，介绍有关贸易理论关于贸易结构的论述。

一、关于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

（一）传统理论。亚当·斯密以地域分工理论作为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创立了绝对成本说。

认为一国应当进口别国生产成本比本国生产成本绝对低的商品，而出口本国比别国生产成本绝对低的商品，以促进分工，促进交换，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大卫·李嘉图则在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发展了相对成本说。

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出发，认为若两国生产力不同，一国即使生产不出成本绝对低的商品，只要能生产出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就可以同另一国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使贸易双方获利。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凝聚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要素禀赋论。

认为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各国在生产那些密集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各国应出口利用本国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

长期以来，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说在国际贸易领域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据此学说，各国应当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以便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例如，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则应生产出口其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资本、技术资源丰富，故应生产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双方均能从贸易中获利。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若不改变这种进出口状况，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处于一种低位次的状态。

从理论上说，国际分工位次愈低的经济，愈依赖国际分工位次高的市场。那么，发展中国家高度依存发达国家市场则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优化贸易结构也将无从谈起。

（二）技术缺口理论。传统理论认为，比较成本优势产生于各国自然资源质上和量上的差异，而经济学家Posner则认为，国际间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比较成本的优势产生的重要原因。

基于此，Posner发展了技术缺口理论。认为国际间技术的差别导致了国家间贸易流的产生。

当一国在技术上领先时，成本对贸易流的走向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当模仿缺口结束，其他国家同样掌握了这一技术，而该国丧失了对技术的领先地位时，成本的差别才决定了贸易的走向，技术缺口贸易和低成本贸易似乎是对外贸易的两个阶段。技术缺口理论将技术引进了贸易领域。

一国若想改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落后地位，便应重视技术革新。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R&D又需耗费大量资金成本，使得资本本已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资金更加紧张。

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益处却又不能在短期内实现，静态的比较优势和动态的发展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如何取舍，这将不仅是单个企业的问题，更是政府部门与国家整体的问题。

（三）新贸易理论政策。新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赫尔普曼等。

“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反映传统的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分工和贸易同时伴随着产业内贸易分工，这种分工反映了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克鲁格曼语）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这种产业内贸易，为此克鲁格曼指出，产业间贸易最初的产生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的相似性。

并指出，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规模经济成了产生产业内贸易最基本的原因。克鲁格曼论证了产业内贸易指数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性指数。

并通过考察，得出结论：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市场从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动力。该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对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作了一系列分析。

但却认为各国贸易模式的确定，即各国应分别生产何种产品，取决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政府政策和各种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

例如：一国由于新发明的诞生，专利保护等首先进入了国际市场，并达到了一种规模效益，便使得他国由于成本劣势而难以进入，所以，“规模行业中不确定事件引起的产业先期建立和市场先期进入，可使厂商赢得比较优势。”这种不确定性便为改善贸易结构而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克鲁格曼指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更符合国家利益。”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战略贸易政策。

二、关于优化贸易结构的理论

（一）战略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最初是由斯宾塞和布兰德提出来的。

传统的贸易政策以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为基础，主张自由贸易。然而，对完全竞争的结构市场的背离往往使市场处于一种“次优”状态。

这种次优状态使得许多潜在的收益不一定能实现，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了其最优地位。加之上述不确定性，更为适度的干预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

最常用的例子便是国际飞机市场中波音与空中客车的竞争。由于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厂商的重要性超出了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抢先占领市场，便能获得超额利润。

从这一理论出发，一国若想改变其贸易结构，便应选定一些重要的行业与部门，对其实施有效的政府干预，建立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如何选定这些行业与部门？一窝蜂的单纯追求如微机等的一系列高科技产业是否有效？就落后国家而言，为赶超发达国家而一味投入大量资源追求发达国家所追求的产业，这种选择就成本和效益而言，是否明智？因此，在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时候，应考虑是否应该同时回归传统贸易理论，从本国资源出发，选择有效的“战略贸易”目标，较早地取得成本优势与规模效应。

（二）竞争优势理论。几乎与克鲁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论”。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波特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论述了“竞争力”的问题，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

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更着眼全球范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波特认为，一国在某一行业取得全球性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情况（一国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

这四个基本因素连同两个辅助因素（机遇与政府作用）共同决定了一国是否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的环境。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基本要素与高级要素。 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先天拥有的或不需花费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

后者则指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如高科技、熟练劳动力等。波特指出，虽然“要素禀赋决定了比较优势”，但是对于竞争优势而言，高级要素却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他们是取得“高级比较优势”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

例如，劳动力不足可以用生产自动化来解决。但是，如果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却无法用其他方式予以有效的弥补。

波特同时指出，一国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基本要素的劣势，又有可能对一国形成压力，刺激创新。

2、 需求情况：波特认为一国的国内需求对于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国内需求大，有利于促进竞争，形成规模经济。

而国内需求的“质量”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高品味的、挑剔的消费者有利于向国内生产者提供高档需求的信息。

3、相关与支撑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不能孤立地发展，发达的、完善的相关与支撑产业，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供产品信息，从而建立起竞争优势。

4、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各国企业的目标、 组织方式千差万别。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与这些目标、方式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

而一国激烈的国内竞争，有利于促进创新，促使企业走出国门，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竞争优势论为贸易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思考：改善贸易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先天因素——资源禀赋，固然重要；后天优势——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却越来越明显。如今，出口什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技术与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也不再是简单的农轻重的比例问题。

这里面不仅存在着一个量上的考虑，更存在着一个质上的要求。然而，如何培育高级要素，如何使消费者变成挑剔的、具有高品位的“信息提供者”，这不仅有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更依赖于综合国力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

因此，政府的作用便不可忽略。这不仅表现在实施国民教育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上。

波特主张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欲的作用。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完善政策法规，为企业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幼稚工业保护理论。19世纪初，德国的纺织、采矿、冶金、机械制造业等都有所发展。

但与当时处于“世界工厂”地位的英国相比还相当落后，受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冲击很大。为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李斯特认为古典学派的“比较成本说”的观点存在错误。因为按比较成本原理购买国外的廉价产品，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有利可图，但实际上却影响了本国该产业的发展，从而会长期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步。

而如果放弃这种短期利益，对这种幼稚工业实行保护政策，虽然一开始该产品的价格会上升，但经过一段时期，不但本国的产业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而且生产力提高后，商品的价格也会下跌，甚至会低于外国的进口价格。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在李斯特的影响下，通过保护政策的扶植，德国经济在短期内有了迅速的发展，终于赶上了英国。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向来就是国际贸易领域里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在自由贸易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看到，自由贸易存在许多负面效应。

对于竞争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往往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一些新兴的工业往往会被外国产品“扼杀在襁褓中”，甚至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便也难以升级。

但是，保护有“保护先进”与“保护落后”之分，即使保护幼稚产业，也应是有条件和有期限的。

（四）地区经济新贸易保护理论。蒂姆·朗与科林·海兹合著的《新贸易保护主义》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

例如：自由贸易导致过度竞争，造成全球失业人数增加。他们主张新贸易保护主义，“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着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面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的选择。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减少由于自由贸易而引起的过度竞争，充分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资源，防止发展中国家为鼓励出口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口本国资源性或低附加值的产品，促使产品的附加值在本国形成，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其对外竞争实力；同时，实行保护政策还有利于世界环境的保护，防止发达国家将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实行地区经济合作具有两面效应：既可以成为推动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方式， 又可能成为地区经济保护的手段。

AthanasiosVamvakidis认为，一国在向全球开放市场之前，先在同一地区内实行自由贸易比直接向全世界开放市场更为有利。并且用实证分析表明，与开放的、发达大国为邻的国家能够取得比与封闭的、不发达的小国为邻的国家更快的发展。

从而得出结论，如果地区经济能够促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开放，则这种地区间的经济能够促进双方经济的增长。Vamvakidis同时认为，60年代与70年代的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没能取得经济增长， 就是因为这些区域经济大多数是南南合作。

根据Vamvakidis的这一观点，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应与发达国家结成联盟，充分享受发达国家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了，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才有可能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