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实践中的发展(1)论文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从各国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资源禀赋差异的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一国在现存资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优贸易模式，符合当时自由贸易发展的需要和趋势，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适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其种种缺陷也逐渐显现出来。

特别是它忽略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忽视比较优势转化和潜在优势培育的静态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该理论的广泛性和适用性，使其无法对当代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向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兴趣。

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新的理论视角对同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进行阐述和分析，特别是从动态的角度或采用动态分析方法解释国际贸易的发展及其格局变化。他们放松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条件，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变量，特别是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因素，住更宽的理论框架和更接近现实的条件下，探讨贸易的动态利益或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基本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个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个则是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突破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把技术变动引入研究领域，认为技术进步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的变量，认为技术是无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产物，并将技术进步的内涵定义为来源于产品及装备水平的提高、工艺的改进等。

这一理论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流向、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发达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

(一)动态比较成本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崛起，激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现象和发展进程的研究兴趣。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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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动态的、长期的观点出发，把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政府政策、各种可利用资源的引进、开放等因素综合到贸易理论中，从而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他认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而生产要素变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会有很大差异，由此引起一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发生变化。

对后进国家来说，如果某些产业的产品在生产要素禀赋变化的基础上由比较劣势转化为比较优势，将极大地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从而获得动态的比较利益。因此，他强调一国应借助各种手段、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

其主要观点如下：

(1)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是可以变化的，经济的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的丰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的支持；

(2)一国的国际贸易优势应与合理的产业结构保持一致；

(3)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要借助国家的干预力量，政府应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的，扶植和促进国内重点产业的发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可以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

该理论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为日本的“贸易立国”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雁行理论”与“雁行发展模式”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简称“雁行理论”)最早由日本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纺工业发展进程时发现，随着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开放，西方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术和低工资成本相结合的日本纺织工业迅速成长，并经历了进口浪潮——国内工业形成——出口浪潮三个阶段。

这三个阶段的推移进程在图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飞，由此赤松要认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和形成与先进国相同的本国产业、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这一理论阐释了国际贸易对后进国的影响，揭示了后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模式以及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途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赤松要与其学生小岛清及其他学者进一步将“雁行理论”扩展于形容20世纪60-80年代东亚各国、各地区产业分工与梯度转移以及经济依次起飞的动态过程，并形象地称之为“雁行发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该模式认为，按照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一定资金和技术积累的“四小龙”，可以积极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与此同时又将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盟国家，因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

作为雁尾的东盟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中国，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利用日本和“四小龙”产业结构转移的机会，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奋力追赶、努力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的阶梯上攀升。由此，东亚国家按照“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转移顺序，呈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多层次赶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论 西方经济学家在研究战后工业品贸易时，根据国际间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以及产品更新和仿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技术周期说(亦称技术差距理论或模仿时滞说)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从新技术和新产品在市场的周期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变化和在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扩散、转移的角度，论述比较优势的转换。

这一理论不仅阐释了技术差异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认为比技术差异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变化，即技术差异的动态因素。基于这一认识，该理论试图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化过程。

1.技术周期说 技术差距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经济论丛》上发表了题为《国际贸易和技术变化》的论文。

波斯纳放松了赫-俄模型关于贸易国之间具有相同技术的假定，把科学技术看成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强调技术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各个国家技术进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术创新国在一定时期内(技术尚未扩散的情况下)，由于拥有新技术而在某种商品生产上处于世界垄断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与创新国之间存在着一个技术差距(Technology gap)或称模仿滞后(Imitation lag)，这种差距引起了该产品的国际贸易。

虽然技术处于领先的国家具有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但由于这种技术会通过专利转让、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示范效应等逐步传播和扩散到其他国家，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技术终将被其他国家所掌握。于是，因技术差距而产生的某种产品的国际贸易将逐步减少，直至其他国家能够生产出满足其全部需要的该种产品时而终止。

在这里波斯纳提出模仿“时滞”或称“滞后”的概念。他认为，一项技术从一个国家传人或扩散到另一个国家有一个时滞。

即从技术创新国新产品问世到进口国仿制生产、进口变为零的时间差距。他将这种两国之间从技术差距产生到技术差距消失的过程称之为一个技术周期，即模仿时滞。

这一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进口国的收入因素、消费者对新产品的认识、厂商的反应、进口国获得技术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术周期说从技术变化的角度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论述了技术同比较优势产生和转移的关系，隐含着技术水平、摹仿能力和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从而把比较优势产生和变化的根源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使我们认识到从动态角度看，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并非长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国家，而是随着技术的传播而转移。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技术优势和由此产生的贸易优势就会逐渐消失。

2.产品生命周期论 技术的生命周期使市场上的产品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引起产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创立。

弗农在1966年5月《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产品周期中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产品如同生物一样，有诞生、成长、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将这一周期划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产品3个阶段。之后，美国学者威尔斯(Wells)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学说，更详细地把产品周期划分为5个阶段。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具体划分方法和称谓不同，但实质内涵是一样的，都是指产品所经历的从发明、应用、推广到市场饱和、衰落进而被其他产品所替代的过程。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开发、技术投入、资本投入以及劳动等要素流动结合起来，认为当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运动时，生产要素的比例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由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也随之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最后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动态的角度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不断转化的过程。

(四)比较优势阶梯论 巴拉萨(Balass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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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要素比例变化的角度完善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比较优势阶梯论(也称比较优势阶段论)。他认为，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中，不同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比较优势的差别，但这种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包括生产要素禀赋在内的一切经济因素都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相对密集使用程度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中。 巴拉萨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并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处在第一阶梯的是发达国家；第二阶梯是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的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阶梯的为次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盟(除新加坡)、中国和印度等国；最低一层是其他发展中同家和地区。

在这一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分别发展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转移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梯，从而呈现出阶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过程。

虽然上述将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禀赋比例变化、特别是技术变化的重要性，承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与转移，部分地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崛起的现象，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二、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 在把技术因素引入贸易发展及贸易格局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突出的特点是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增长、国际贸易模式、国际贸易格局以及国际分工变化等，研究比较优势的内生性与动态转移。

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理论认为，技术和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获得或通过投资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强调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知识创新与经验积累。这些理论明确了技术的来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阐释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边干边学等经济活动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以及后进国家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逐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从而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静态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外生变量的贸易理论的缺陷，使国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加宽泛的基础和适用性，从而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一)“干中学”与“技术外溢” 1.“干中学” “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国家或行业不用经过专门的研究与开发，而是在技术外溢的过程中通过边干边学获取先进技术。“干中学”一般是与技术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时很难截然分开。

“干中学”的概念源于阿罗(Arrow，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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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从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一文。阿罗认为，外生变量不能说明经济增长的动力与过程。

在他所构建的模型中，知识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有关生产方法的知识积累是通过“学”来完成的，学习是经验的产物，并不只是时间的函数，且这种经验主要来自于“干”。知识增长与生产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因生产而积累经验的结果；技术进步是知识的产物、学习的结果，而学习又是经验的不断总结；经验来自行动，经验的积累就体现于技术进步之上。

阿罗强调实践学习的重要作用，认为学习有两个效应：一是由于生产了更多的资本品而积累了更多的知识，使下一代资本品所含的技术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识非独享性的溢出效应，使所有劳动力和固定资产在生产最终产品时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国经济学家保尔·罗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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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技术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2.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自然而然输出技术的结果。它与技术创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因此他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克鲁格曼(Krugman，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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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卢卡斯(Luca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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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别讨论了技术外溢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

在许多情况下，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

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称为“技术外溢”。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国际贸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这种技术外溢中获得的。

(二)瑞丁模型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发表了题为《动态比较优势与贸易的福利效果》的论文，认为在技术内生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演进的。 瑞丁以从表面上看虽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却由于具有潜在优势和获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发展起来的韩国钢铁产业为例，引出比较优势的变化问题。

瑞丁认为，发展中国家常常会面临这样一种选择：在当前已经具备比较优势的低技术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或是进入虽然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却在将来可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潜能的发挥而获得比较优势的部门(如高技术部门)，或者说是在当前的静态比较优势和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之间进行权衡。但在自由贸易体制下，比较优势原理要求一国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或者说静态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由于该国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潜能未被完全发掘，因此可能导致该国不能在具有潜在的生产率增长相对大于其贸易伙伴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结果造成动态福利损失，违背了其长远利益。

这说明，一国当前的比较优势模式可能与其长远的利益相违背，所以按照当前的比较优势从事专业化生产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损失。因此，为避免这种情况，应该追求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预。

政府的政策能够使一国在当前缺乏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却有巨大“干中学”潜力或生产率增长潜力的部门从事专业化生产，使静态比较优势的初始模式发生逆转，从而获得动态比较优势。 瑞丁的理论为那些虽目前在某些产业上不具比较优势，但却可能存在着巨大潜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积极的政府政策干预，并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和模仿，获得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比较优势的转换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了重新思考，进一步突破了传统优势理论的框架，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杨小凯的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概括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两个方面。

1.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内生比较优势是指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后天的专业化学习或通过技术创新与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它强调的是比较优势的内生性和动态性。杨小凯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把比较优势区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

他认为，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对生产方式和专业化水平的事后选择产生的，这种内生比较和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天生生产条件完全相同的国家之间产生。或者说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作内生比较优势。

外生比较优势则是指由于天生条件的差别产生的一种特别的贸易好处，它是以外生给定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即外生比较优势是由事前的差别引起的。杨小凯认为专业化分工导致人力资本与知识的积累，从而产生内生比较优势。

在杨小凯(200

2)的内生贸易模型中，每个人的天生条件可能相同，人们之间不一定有与生俱来的差别，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较优势。那么内生比较优势是如何产生且随着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杨小凯认为，分工后的总合生产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给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

杨小凯认为，这种基于分工的发展而后天不断创造出来的比较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内生绝对优势有可能在外生比较优势不存在时出现。

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

因此，这种后天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将这种模型发展到有中间产品的情形，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经济发展、落后国的产业升级等现象。

2.新兴古典增长模型——熟能生巧 1991年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简称Y-B模型)将熟能生巧的概念引入其模型中，阐述了熟能生巧与交易成本、分工演进及经济腾飞的关系，阐释了内生比较优势可以通过熟能生巧即经验积累人为创造出来的观点。他首先设定经济系统中的熟能生巧具有特别的含义——分工中的熟能生巧，并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

此外，它还放弃了新古典模型的纯消费者与纯生产者分离的假设。模型假定生产率增长是专业化熟能生巧、交易成本和有多样化消费偏好的消费者一生产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时间t=0时，每个人都没有太多的生产经验，生产率很低，也不能负担专业化和分工造成的交易成本，表现为自给自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延，每个人积累了一些生产经验，生产率有所提高，能承担不太高的交易成本，开始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活动。

渐渐地，专业化熟能生巧加速了专业经验积累，个人专业化生产率进一步提高，能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并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如此下去，直到分工演进的潜力被耗尽。

Y-B模型的分析表明，分工的自发演进机制能产生内生增长。这种演进提高了每个人的生产率，同时降低了个人在社会中的独立生存能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几种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研究角度不同、方法和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比较优势转换的作用和“干中学”的经验积累效应，从而对二次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和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同时对现实中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