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控制探析(1)论文

　　[摘 要] 作为债权保障“三驾马车”之一的国际保理源于国际贸易，近几年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结算方式之一。本文分析了国际保理业务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风险控制措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主动权正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传统的贸易结算方式由于手续繁琐、费用较高等弊端，份额开始大幅下降，而以赊销为代表的信用结算方式越来越盛行。如何既能满足买方的贸易融资要求又能确保卖方防范风险，成为一个双方共同探索的问题。国际保理业务这一新型金融创新业务集结算和融资为一体，顺应了贸易全球化的潮流，迎合了这种市场主动权的转变而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出口商加强国际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

　　一、国际保理的概述和发展现状

　　1.概述 国际保理(International Factoring)是国际保付代理的简称，发端于19世纪末的美国，继而兴起于欧洲，今日更向全球发展。它是国际货物买卖业务中掘起的一种界于托收和信用证之间的、兼具商业和银行双重信用功能的货款收付方式。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商业习惯和法律规定不同，国际保理的定义不尽相同。国际保理是以赊销方式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贸易提供销售账务管理、应收账款收取、信用风险担保和资金融通便利中一项或多项服务，并办理相应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或担保手续的综合性金融业务。

　　2.发展现状 保理业务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随着各贸易国家信用证的使用率降低，国际保理业务在我国呈现喜人的发展趋势，但与主要贸易伙伴仍有明显的差距。由于现阶段美元持续疲软，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正在削弱，而采取保理这种国际贸易结算工具是改善这一窘境有效的途径。

　　二、保理业务的风险 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已经遵守当时加入时所作的承诺，将金融业全面放开，作为一项盈利能力较强的中间业务，发展国际保理业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控制保理业务的风险也势在必行。

　　1.信用风险 保理商买断出口商应收账款，便成为货款债权人，同时也承担了原先由出口商承担的应收账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债务人由于自身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等原因，拒绝付款、拖延付款或无力偿付商务合同债务，使应收账款债权不能完全或部分实现的风险，即为信用风险。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既有来自保理业务本身操作中的内部风险， 也有来自外部商业信用环境下的外部风险，信用风险的分类及产生的原因如表2所示。

　　2.国家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中，买方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政策的变化，随时影响到保理商的利益。国家信用风险给国际保理业务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延迟付款、暂停付款或没收付款。由于国家信用风险一般不易预测，一旦出现，往往对进出口商和银行保理商造成巨大损失。影响国家信用风险的因素纷繁复杂，主要有政治、经济、法律、战争等多方而的因素。

　　3.法律适应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由于涉及多方当事人及跨越不同法域，因此每一方当事人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我国的保理业务起步较晚，至今我国还没有建立一套完整的保理业务法律体系。虽然在实务中我们已经接受了FCI的《国际保理管理规则》，以及国际上颁布的《国际保理服务公约》、《仲裁规则》等国际统一的操作规则，但这些法律规范还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和监督我国保理业务的具体开展。 “南京爱立信事件”的发生，其核心问题之一在于保理业务的一些通行做法与国内法律环境“不兼容”。发生争议时，不同国家的法院将依据各自不同的冲突规则确定适用于该问题的法律，而法律选择的不同会导致争议解决结果的根本不同。这使得保理业务面临着很大的法律适用风险。

　　4.合同风险 合同风险是指因合同必要条款的缺失而不成立或合同成立但未生效，或因合同约定有法律许可但不利于保理商的事项，或因合同约定有与国内保理业务本身不相匹配条款即保理商不应承担的义务而产生的交易危害或损失。不利的情形具体表现为：一是保理商没有在保理合同中明确约定销售商的合同义务，如售后服务、产品质量、交货方式、交货日期、交货地点等不因债权的转让而转让，从而因债权的转让而承担保理商本身无法承担的合同义务;二是保理商在客户的选择上没有注意到销售商与买方的买卖合同中是否约定合同应收帐款可以转让的条款，导致买卖合同中的应收账款在保理商与销售商之间不能转让;三是保理商没有要求销售商与买方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禁止行使抵消权，使得买方可用先于转让 的债权到期或同时到期的对销售商的债权抵销转让的应收账款，导致在无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业务中保理商的收益直接遭受损失。

　　5.款项被索回或反转让的风险 一般情形下，在发票到期后90天内债务人未付款，出口保理商会将款项扣除相关保理费用后支付给出口商，保理业务至此宣告结束。但也有可能因为进口商提出争议，或出口商没有严格遵守保理合同的有关规定，保理商拒绝承担信用担保责任，并索回或反转让预付款或贸易融资。可见，由于贸易争议的产生导致进口保理商不对进口商的不付款承担赔偿责任，而出口保理商也可据此向出口商索回或反转让预付款或贸易融资。

　　6.信用额度被取消或被缩减的风险 保理商在核准信用额度后通常要承担核准额度内的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但在面临尚未发生但比较确定的风险时，保理商有权根据相关情况的变化以适当的方式单方面降低或撤销信用额度。信用额度的取消或缩减是GIRF赋予进口保理商酌情行使的一项权利，但这也出口商最难接受的的条件之一。

　　三、保理风险的控制

　　1.信用风险的控制 针对信用风险，出口保理商应当首先明确界定信用风险。承担信用风险是保理商开展国际保理业务所提供的一项基本职能，信用风险常常是与争议对应出现，发生信用风险时，出口保理商要承担担保付款的责任;然而在发生争议时，被核准的应收账款债权自动成为未核准债权，出口保理商无需承担担保付款责任。

　　可见，面对信用风险，出口保理商最为把握的防范措施就是在出口保理协议中尽可能限制信用风险的范围，而尽可能扩大争议的范围。另外，保理商加强财务报表分析。根据企业每月的财务报表，采集相关的财务信息，判断企业在财务方面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关注债务人的业务开展并对其发展前景有一个合理判断。再次，实地考察客户。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考察，发现客户在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变化，并对其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做出判断，及时进行贷后风险分类认定。作为保理商， 国内商业银行还要完善授信管理及风险识别与预警机制， 加强保理业务的控制与管理， 这些基础工作是确保保理业务顺利开展的关键。

　　2.国家风险的控制 保理商一般都会避免选择在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动荡的国家开展保理业务，并建立国家风险的防范机制。

　　3.法律适用风险的控制 针对法律适用的风险，出口保理商可以在签订出口保理协议时与供应商做出如下约定：供应商同意遵循出口保理商先前与进口保理商订立的相互保理协议，以及GRIF相关规定来办理相关业务，具体业务程序遵循国际保理商联合会会员间业务联络的标准程序。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法律适用上风险的产生。

　　4.合同风险的控制 针对合同有效性的缺失，以及该合同未被履行或不当履行带来的风险，出口保理商应当在开展保理业务时认真审核供应商资信程度，包括对供应商履约情况的审查，对供应商与债务人交易历史的审查，如果遇到双方互负有债权债务关系，就要慎重考虑是否开展保理业务。此外，还要对相关单据的真实性做细致审查，包括对发票，商事合同本身真实性的审查。原则上，出口保理商不应对供应商与债务人为“关联企业”所开展的关联交易做保理。做到了必要的审查后，出口保理商还可以要求供应商自己对商事合同的有效性做出承诺，保证自己的履约行为，保证所转让的应收账款债权不会遭到抗辩、抵销或反索。如果供应商有违承诺，出口保理商将不对相关的应收账款债权承担责任。对于商事合同限制债权让与问题，出口保理商不仅要注意审查商事合同是否约定有限制债权让与的条款，还要注意审查该商事合同是否具有法定限制债权让与的情形，以及合同性质上是否具有不得让与的情形。出口保理商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应收账款债权的可转让性做出承诺，如果有违承诺，供应商将承担违约责任。 5.款项被索回或反转让的风险的控制 随着保理商对债权的购买，对出口商而言，减少争议的措施就是控制款项被索回或反转让风险的措施。

　　而贸易争议通常是针对货物的规格、质量、数量、服务水平，以及交货期限等提出。因此出口商除了严格履行合同外，还应注意以下几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进口商的诚信问题;拟定严密、严格并符合国际惯例的买卖合同条款;全面切实地履行买卖合同和保理合同;争取在合同中规定进口商提出争议的时间限制;注意单据质量和保存。 6.信用额度被取消或被缩减风险的控制 这种风险主要是GRIF对保理商的保护性规定造成的。要规避这种风险，出口商在 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时应排除GRIF中进口保理商有权无条件的缩减或撤销信用额度的规定，而改为何种情况下才可缩减或撤销的明确规定，以防止保理商滥用这项权利。并明确在此种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由哪方负担，并明确订立出现哪些具体事由时才可以撤销信用额度。此外，出口商在收到保理商缩减或撤销信用额度时应切实做好有关协助工作，停运在途货物、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因为GRIF明确规定出口商有此义务。

　　最后，出口商也应密切注意和监测进口商，出现保理商缩减甚至撤销信用证额度，一般都是进口商的财务状况等出现不利情况，这时出口商可以根据商务合同的约定适当控制商务合同的履行;最后，出口商可以在买卖合同及发票上注明“货权在货款全额支付前仍属于卖方所有”，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进口商拒付时货款两空的局面。

　　参考文献: 黄 斌:国际保理——金融创新及法律实务[M].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6

　　李金泽:国际贸易融资法律风险防范[M].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4

　　仇志刚等:我国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的信用风险及其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