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转型期城镇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

作者孟大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苏丽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伴随这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被众多文献观察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到，对于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当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需要细分差距扩大的原因并区别对待，即有些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应当加以肯定；有些是由于不合理的既有政策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教育对收入分配的贡献逐渐增强，就被认为是需要加以肯定的部分。 实际上，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问题颇有意义。第一，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数量规模巨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9％，人口规模高达11.379万，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量都多；第二，通过估计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群体有何种影响，即他们是改革的赢家还是输家(dash;—劳动者的学历越高，教育收益率就越高。可以预期，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相同，加之前文所述的城镇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还有可能会略高于汉族。

二、方法讨论和数据描述

(一)OLS方法

明瑟收入函数法(Mincerian earnings function)是估算教育收益率最常用的方法，模型中的基本变量是教育和工作经验。其基本形式为：

LnY=a+bS+cEX+d(EX)2+∈

(1)式中，LnY为收入的对数，S表示受教育年限，EX表示工作年限，a表示截距，b、c、d为回归系数，∈为误差项，其中b就是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对明瑟收入函数最简单的估计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OLS方法的基本假定是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是相同的，而实际上人的能力有差异，能力高低可能同时影响到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所以该假设会带来内生性，造成估计结果上的偏差。解决这种估计偏差问题的方法通常有工具变量法(IV)和固定效应法(FE)。工具变量法的思想是要找到一个变量，这一变量与教育有关，而与收入无关。有学者曾证明工具变量法是一种很好的估计方法，能准确估计预期收益率。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通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与可观测到的教育年限相关，但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变量不相关的完全外生的工具。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工具变量法同样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固定效应法通过找到完全相同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克服因个体不同而造成的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的影响，如研究双胞胎的教育收益率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照组之间的个体能力是否相同很难判断，如果对照组间个人能力也不相同，这样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估计偏误，甚至远高于OLS估计的偏差。

(二)分位回归法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对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小估计的偏误，即如何区分个体的能力特征。上述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小了估计的偏差，但都不能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分位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能观察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而且相比OLS只能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局部变化的影响而言，分位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其方程表达形式为：

Q0(ln到全面的分析，而且研究发现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OLS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因此，对于只能得到估计参数以及预测值的平均水平，但无法得到相关的条件分布特征的OLS回归来讲，分位回归是最好的补充。所以本文首先利用OLS回归估计教育收益率，然后利用分位回归方法，来估计不同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进而通过对比得到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 为使各年度间的工资收入可比，使用Brandt and Holz测算的中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准年对三个年度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平减。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7年，工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同时受教育年限也逐步增加，其中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增长幅度比较接近。除了表1列举的基本解释变量外，我们还选择年龄、性别虚变量(女性=1，男性=0)、所有制虚变量(国有部门=1，非国有部门=0，国有部门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行业虚变量(垄断行业=1，非垄断行业=O，垄断行业包括金融、房地产、科研实验、地质勘查、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供应、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社保福利业等)、职业虚变量(自领=1，蓝领=0，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来控制因个人特征差异、就业背景不同而引起的估计偏差，其详细统计描述见表2。常见的控制变量还有家庭背景，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但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就业背景相比要小，而且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结果做横向比较分析，而不是研究变量对收益率影响的大小关系，加之少数民族样本量较少，再从中选择家庭背景等变量会减小样本量而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同时，增加过多的控制变量也会使得回归中同组样本减少，影响到估计的结果，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上述最主要的控制变量。

三、回归结果

(一)OLS回归结果 上述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境遇已经与汉族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

(二)分位回归结果

为了降低能力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实证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下面通过分位回归技术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教育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与OLs估计相对应，分位回归估计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总结在表4中。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第一，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与汉族差异不明显，表明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获得工资收入方面已经与汉族的境况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民族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第二，包括少数民族群体在内的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建议实用性，即收入水平高的群体接受更多教育并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但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则更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可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帮助收入水平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提高受教育水平，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方法。第三，对于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可以通过提高他们的受教育年限，来改善生活质量；而对于那些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则应该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保证他们获取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育的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