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专访节目《看见》中的大众传播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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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作为评判标准，以《柴静：专访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柴静：对话李永波》两期节目为例，分析电视专访节目中的传播功能。

关键词：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电视专访;环境监测;社会规范与协调;

当今时代是个大众传播的时代，各种传媒信息渗透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人们提供了解外部环境及作出行为决策的各类信息。大众传播对个人及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强大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容忽视。美国着名学者施拉姆在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的基础上，从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进行了总结。他把环境监测、社会联系协调和遗产传承归入政治功能，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另外，他指出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

一、电视专访节目的特点

电视专访节目是电视记者或主持人与选定的采访对象，就一定主题，通常是受众普遍关心的或者是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在特定场景中进行谈话的一种节目形态。它兼具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特征，使其在传播的社会功能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交叉色彩[1]。节目满足了人们对深层交流的需求，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平台，给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社会、了解他人的窗户。电视专访节目大多以深度报道为主，尽可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通过挖掘事件核心、探寻人物内在思想，使观众对事件及人物有更全面的认识。

对于电视专访节目来说，其议题的选择往往具有强烈的话题性、争议性和思考性，借助电视传播媒介，节目制作人能够将事件呈现给最大多数的民众，为他们解答疑惑，普及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社会舆论走向正确的轨道。这即完成了大众传播的社会化功能。本文以《看见》栏目中的两期内容为例，分析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H·拉斯韦尔最早对传播的社会功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他将其概括为“环境监测功能”、“社会联系与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三方面。在不断变化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传播扮演着“了望哨”的角色，即监控、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有机体，只有实现了社会各组成部分的联络、协调和统一，才能有效地适应环境的变化。传播正是重要的社会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进一步完善发展，而传播是保证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二、电视专访节目的“环境监测”与“社会协调”功能

中国羽毛球队的总教练李永波，在伦敦奥运会上，率队包揽羽毛球项目的全部冠军之后作了留影纪念。这张照片上，他把五块金牌都挂在胸前，笑容灿烂。不过了解更多背景的人，也许能够从这张照片中读出更深的意味。在那一时刻，这位中国羽毛球的掌门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荣耀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电视专访节目选取的报道话题和采访对象是节目制作人和受众兴趣共同作用的结果。伦敦奥运会上出现消极比赛事件后引发了全社会的热烈讨论，民众、媒体对此众说纷纭，舆论一片哗然。如何看待消极比赛，世界羽联的规则是否合理，对李永波应该怎么评价，等等，这些都是大众急需了解的信息。《看见》栏目在及时把握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抓住该议题，对此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这即拉斯韦尔所说的“环境监测功能”，包括收集情报、传播及解释情报。

同样，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后，人们对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和反思并没有结束，它带给人们的影响远没有停止。因此，节目制作人敏锐地抓住公众神经，继续对事件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通过专访双方父母了解背后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当社会成员都能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行动时，社会成员之间就能实现互动，从而显示出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这种信息协调和价值观的统一主要就是通过信息交流实现，其中新闻传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新闻媒体社会协调的主要任务包括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并在此基础上给公众合理的解释和引导;针砭时弊，惩恶扬善，维护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念，维持社会有序地运行;对社会现象进行评价;等等。

用拉扎斯菲尔德的话说，大众传媒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世，从而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强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大众传播的这项功能主要来自于它的公开性，一旦问题公开化，一般公众就会感受到一种“制度性的压力”，积极地改正自我行为，自觉符合社会规范。

三、电视专访节目的“解释与规范”功能

在药家鑫案发生之后，震惊中的人们猜测和分析着各种原因，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强烈呼声，迫使我们必须不断思索。一个看似走在正常生活轨迹上的年轻人是什么让他在瞬间冲出底线，这种犯罪行为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格，这种人格又如何在二十多年的成长中养成，怎样导致他漠视生命逃避必须面对的责任?寻找原因，从悲剧中学习，是不应该停下的反思。

药家鑫在残忍地将张妙撞伤并捅死后，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指责，人们谴责其不人道的举动。然而，作为媒体，是不能同公众一样止于对当事人的道德审判上的，媒体需要挖掘更深层次的东西，把这些问题思考透彻了节目的价值才能很好的体现。在此过程中，媒体通过对事件的叙述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引导人们反思事件并在不知不觉中传授给公众正确的价值观。媒体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价将人们的视线集中于某些特定的事件，进行有目的的引导活动，这也是美国学者赖特所说的大众传播的“解释与规定”功能。

同样，在伦敦奥运会出现消极比赛之后，国内民众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总教练李永波，称他率领的羽毛球队“输球又输人，丢人丢到家了”，没有体现应有的体育竞技精神。民众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又往往流于浅显，而作为大众传媒，需要引导人们思考更多东西，《看见》这期节目中，由消极比赛延伸到对世界羽联比赛规则恰当与否的思考，进而通过回顾李永波的体育生涯——从过去的运动员身份到现在的羽毛球总教练，展现他的人格特点。而媒体不直接做出评价，记者以及整个节目的立场都是客观冷静的。正如在“看见——北大研讨会”上俞虹说的“一个好的节目也可以做到不需要那么多的阐释，只在它的叙述中，让你完成思考，认识，沟通……”。媒体通过这样的做法，即实现了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扩宽了人的视野，提高人的理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