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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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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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

摘要：本文提出了一套由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异质性、网络的密度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基于2003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这个测量模型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也说明了春节拜年网是测量中国人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结构方程模型拜年网

一、研究背景

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上，一般都将其视为可以从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Lin，2001a)。这个定义是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在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上，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将社会关系操作化。所以，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被操作化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本。对这个前提的承认，是对社会资本予以清晰地概念化并进一步提出测量指标和模型的基础。在社会网络分析的意义上，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中的，在有目的的(工具性)活动中可以获取并加以动员的资源。从这个定义上说，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三个特性，即嵌入性、工具性和可及性。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资本的主体要产生回报，林南(同上)将社会资本产生作用的途径总结为“信息、影响、信用、强化”。“信息”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在工具性行为中对具有重要作用的角色施加影响；“信用”指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其信用的证明；而“强化”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体的身份和认同感，一方面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为个人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提供了公众认可，从而有助于维持个人的精神健康以及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但是，在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上，需要区分个体与群体这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网络资本，从个体层次上说，指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而在群体层次上说，则是将群体作为一个行动单位来考虑，在总体上可以动员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而言，指的则是整体网(socio-centric network)。一般而言，从群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的更倾向于概念和理论上的推演，操作化得不够，布迪厄(Bourdieu，1983)和科尔曼(Coleman，1988)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其代表；相对而言，从个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更易操作化，大多数研究者，如R.S.伯特(R.S.Burt)和林南都是持这种视角的。对于讨论社会资本时需要区分层次这一点来说，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并没有清楚地区分或者是加以明确地说明，从而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错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同样的网络属性对于个体和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对于个体网来说，密度小的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更有意义；而对整体网来说，更加致密的社会网络则意味着群体拥有更加有效的社会资本。

只有在弄清楚了讨论社会网络资本时需要明确研究的层次之后，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才有可能。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有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线性的策略。这种测量策略以弗奈普(H.D.Flap)为代表，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首先，当个人有需要时，其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的数量；其次，这些人提供帮助的意愿的强度；再次，这些人所能提供帮助的能力，即这些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Flap、Graaf，1986)。弗奈普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资本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这种测量策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即嵌入在个体网或整体网中的社会网络资本)，都可以采取这种测量策略。但是，这种测量策略需要对网络的信息有最全面的掌握，在测量的具体实施中很难实现。所以，尽管这个测量模型简单而清晰，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屠龙术”，很难在具体的研究中予以应用。

以上的三种测量策略，无论哪一种，都只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指标体系，或者说是测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测量工具。在这里，所谓测量工具，就是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网络。前面提到过，因为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