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解析，走向“经典”的大众文本

【内容提要】随着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大众文本的“经典化”问题日渐突出，一些大众文本成为“经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学者以及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经典已经成了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同时，雅俗共赏的文本特质也是其进入经典的通行证，但中国目前对某些大众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将其“拔高”为精英文本的前提下而进行的，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经典”化。

【摘 要 题】本期专栏：当代文化研究

【关 键 词】经典化/经典/大众文本/精英文本

【正 文】

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庸及其武侠小说在中国内地理论界被高度推崇。这种推崇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金庸及其作品的“经典化”，其实，在大众文本中，作者被“经典化”的不止是金庸一个人，与他具有相似命运的，还有喜剧片的导演兼演员卓别林，美国的西部片导演约翰·福特，惊险片的导演希区柯克，以及创作出了《福尔摩斯探案》的柯南·道尔，撰写了《飘》的玛格丽特·米切尔，以及写出了《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的张恨水等；而作品被“经典化”的就更多了，如影片《乱世佳人》、《雨中曲》、《正午》、《克莱默夫妇》、《沉默的羔羊》及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弗兰肯斯坦》、《根》、《教父》、《人性的证明》等。被“经典化”的结果，自然是这些作品成了人们认可的“经典”之作，这些作者也就成了经典文本的创作者。但是，这里随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是“经典”文本？它与精英文本的区别是什么？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从“经典”的释义开始。

“经典”（classic）一词在理论上有多种含义，也被不同的理论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从王先霈、王又平主编的《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对诸多研究者关于“经典”论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文本上的“经典”通常在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一是指“最优秀”的作品，二是指被“广泛承认”的作品，三是指在文本内在特性上“复杂和不确定到了足以给我们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的作品。这样三种意义上的“经典”作品，无疑主要是针对精英文本而言的，它或者指那些被评论家们誉为最优秀的作品，或者是阅读起来最复杂多义、能够与读者进行无止境对话的文本，或者是其地位已获得广泛认可的文本。事实上，历史上的经典文本也基本都是精英文本，它们被编选成文集，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写进文学史或艺术史，并进行示范性的解读，以作为“伟大的传统”供世人拜读和学习。这样的文本“经典”体系总是富于创新的作品的天下，似乎很难容得下程式化的大众文本，而大众文本仿佛也就永远与“经典”作品无缘。

其实不然，因为“经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一个文本价值的评估尺度或标准，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尺度或标准的建立以及这个尺度或标准的制定者的威权。这也就是说，一种政治、文化或者宗教威权的存在，会带来一种。尺度或标准的确立，而根据这个尺度或标准，就会遴选出一批作品成为这个威权所认可的“经典”文本。因而，美国学者弗兰克·克默德指出，经典“实质上是社会维持其自身利益的战略性构筑，因为经典能对于文化中被视之为重要的文本和确立重要意义的方法施加控制”[1]。而当这种威权发生动摇或者改变的时候，其作为“战略性构筑”的文本“经典”体系也会随之发生动摇和改变，于是，新的威权与新的“经典”的衡量尺度或标准会乘虚而入，逐渐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经典作品体系。就在这种改朝换代般的变化之中，一些不被既往经典体系所认可的作品，包括大众文本，获得了“晋升”“经典”的机会。

但是，大众文本进入“经典”的重要契机，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社会结构下的威权的改换。因为大众文本根本就不属于传统社会，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只有在从传统的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经典”重构中，才有可能获得“经典”的提名。当然，大众文本这种提名的获得，首先是基于现代社会遴选“经典”作品尺度或标准的变化。由于“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够强行颁定一部经典的宗教或政治势力了”，“与此同时，文学的领地已被缩小到了不再危及现存制度的安危的境地”，所以威权“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做监督或批准经典的确立工作了”。如果说，在传统社会结构下“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一种严格的经典成为必要”的话，那么，只有当威权“放弃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的时候，“经典”“才能获得解放”[2]。现代社会的统治者当然不会完全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但控制的程度显然较传统社会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松动，而松动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多元化社会的出现。正是这种多元化的社会，导致了“经典”评估尺度或标准的变化，使“经典”文本体系的成员构成也趋于多元。其次，大众文本“经典”提名的获得，是基于大众文本自身的繁荣。大众文本的繁荣兴盛使它自身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广大的接受群体——大众中，而且也波及了向来很少关注大众文本的专家学者群落，使得专家学者们已经无法漠视它的存在，进而不得不正视它、认可它，以至于研究它。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与评价，无疑是大众文本走向“经典”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众文本获取“经典”提名，实质上是作为文本接受者的大众、专家学者以及现代社会多元化语境（其中有政治及文化威权的力量，而且是其中一种主要的力量）共同“协商”的结果。这正如有位学者在分析通俗文学时所指出的那样，“‘通俗文学’经典不是哪一个人的‘经典’，它是一个协商的结果。它是各方力量一起抬出的一顶蓝尼大轿。其中主要的力量，当然是专家们和读者大众”[3]。

多方力量“协商”的重要成果是“经典”构成元素的多样化，也就是说，“经典”不再纯粹是精英文本的“经典”体系，而是成了“收藏”包括精英文本在内的多种文本形式或种类的“仓库”。在这个“仓库”里，“经典”的“功能”得到突出的强调，或者说，文本主要是靠自身的“功能”而不是权威的支持而获得“经典”地位的。至于“经典”的功能，查尔斯·阿尔蒂瑞有过如下论述：

经典的功能之一是教化性的（curatorical）：文学经典蕴藏着丰富的，充满复杂对照的准则，它创造用以阐释经验的文化语法。但是，考虑到典范性的材料的本质，我们不能将教化性的功能仅仅看作是纯语意的，因为经典还包括价值——这种价值既存在于被保存的内容也存在于保存的原则。因而，经典的另一基本功能必须是规范性的。因为上述功能是彼此关联的，所以经典不能被表达为简单的教条，相反，作为辩证的来源，经典辨明了我们为了获取富于对比色彩的语言所需的差异，并提供了当我们支配这语言时我们自身所形成的模式，功能的相互关联转而适用于这两种基本模式，每种模式分别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不同维度。经典为我们提供在文学形式内部运作的范例。经典是收藏发明的仓库，是对我们在一种文体或风格中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之中，技巧不仅是其自身的目标，也是强化文本提供一种有意味的姿态的能力的方式，它使我们得以接近非文本的经验。所以在训练我们寻找功能关联的方式时，经典除确立了保存技巧范例的模式外，还确立了智慧的模式[1] 。

而正是在查尔斯·阿尔蒂瑞所论述的“经典”功能的意义上，中国学者李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经典’学习到该文化中一整套相关联的‘处世’经验与‘智慧模式’。就文学而言，它既提供技巧范式，也提供向‘更远处推进的能力的挑战’。这样看来，一种文化中的‘经典’应该是多样的，我们说不上哪一种作品哪一天会派上用场。因此，最好办法是把‘经典’当成‘收藏发明的仓库’。这个仓库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通俗学’这一大类”，并且还进一步指出，“就‘经典’的功能来看，如果说要让一部现代‘经典’很好地发挥其‘文化语法’与‘智慧模式’的功能，选择‘通俗文学’作品也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属于广大市民的”[3]。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不仅是合乎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的，也是合乎现代社会文化发展及文本创作的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