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

一、马尔萨斯主义兴起的原因 马尔萨斯及其《人口原理》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口原理》第五版（1817年）问世以后，“马尔萨斯变成当时最受欢迎、最被人谈论，也是最遭受侮辱的人”。1800年以后，“政客、经济学家、以及受重视有影响的期刊的编辑，这些有地位的人都接受他的见解”；一些保守的和激进的人甚至把他当作救世主[2]。受马尔萨斯理论影响的人包括生物学家达尔文、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鲁姆斯·穆勒等。李嘉图高度评价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关于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原理》，我在这里有机会表示赞扬，不胜欣幸。反对这部伟大著作的人的攻击只能证明它的力量。我相信它应有的声誉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传播遐迩，因为它对于这门学科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3]。在欧洲大陆，马尔萨斯的理论也有很多追随者，德国的施穆勒(1838-1917)、瓦格纳(1835-1917)都接受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法国，萨伊(1767-1832)致力于普及马尔萨斯的理论。当然，批判马尔萨斯理论的人也不少，如英国经济学家西尼耳(1790-1864)、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773-1842)等。但是，所有这些批判都没有使马尔萨斯理论销声匿迹，反而使它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马尔萨斯主义为何能在欧洲乃至世界得以迅速传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二，人口增长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增长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人口的增长，物价也跟着上涨，这种密切的关系至少在巴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以前的25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并延续到19世纪的最初十年[6]。下表小麦价格的不断上涨是英国人口与物价关系的一个具体例证[7]。二是随着人口的增长，人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这两者在英国长期成反比关系，只是在19世纪初期以后才改变[8]，至少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前后的那个时代，英国人的生活水平是呈下降趋势的。

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表

|时期 小麦价格

|1770-1779 45先令

|1780-1789 45先令9便士

|1790-1799 55先令11便士

以上三方面情况是马尔萨斯主义兴起的基本原因，所以，人们的解释通常也限于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反人口主义，“或者把它和19世纪使这种态度大为流行的一个人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马尔萨斯主义——竟能从18世纪中叶起就在经济学家中间冒了出来”。他认为，反人口主义学说实际上起源于法国，18世纪法国并不美妙的经济和政治处境，使得“人们的思想从大胆的冒险转向于农业所能提供的机会，从不断进化的梦想转向一幅‘成熟的’或接近静止的经济的图景”。而在英国，由于人们经常受失业的困扰，尤其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期间，这些问题比以前变得更加严重，结果，“反人口主义的情绪也在英国人头脑里占据地位”[9]。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十分富有逻辑。但是应当指出，他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经济学的思维框架。

本来，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二元的特性决定了人口问题首先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但实际上，人口问题远比人们通常所想的复杂。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10]，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惯、心理、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等很多方面都密切相关，这就需要研究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比如，从物质经济方面看，马尔萨斯主义的兴起显然表明当时的英国和西欧面临着一定的人口压力。但也应看到，一定的人口压力并非必然会产生相应的社会反应，人口压力是一种伸缩性极强的社会现象，一个社会稍有人口压力，便会迅速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另一个社会有很大的人口压力，却会麻木不仁，直至人满为患。在这两种情况下，影响到人口压力的因素就不止是经济方面了，许多被研究者所忽视的因素，实际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和文化传统就是这样一种不易为人察觉而又左右着社会对人口压力的态度的因素。这一认识是我们通过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的对比而得出的。

二、中国“马尔萨斯主义”的命运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有识之士开始考虑人口问题，洪亮吉(1746-1809)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治平篇》和《生计篇》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对当时人口问题的看法，认为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而田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显然，这里的数字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他的看法与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相类似。此外，他预见人口过多可能会带来的社会后果，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办法，与马尔萨斯多有相同之处。应当指出，这位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高宗实录馆纂修官等职的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还在1793年的时候就提出了他的人口思想，比马尔萨斯首次阐述的人口理论早5年。然其命运与马氏理论迥然不同，据称是在故纸堆里被埋没了100多年以后，方为世人所知[12]。 我们在这里提出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为参照，并不是要证明英国没有人口压力，而是说，这两个社会在18、19世纪都存在着人口压力。相比之下，就经济物质方面而言，中国的人口压力要大得多，但对人口问题的反应英国则更为敏感和强烈。这说明，人口问题的起因有着比经济更为广泛复杂的内容。因此，有必要在经济分析的框架以外，寻求马尔萨斯主义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兴起和传播的基础——文化和历史传统。

三、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一）人口思想的主流：适度人口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这里，人口将稳定在5040个家庭的规模上[25]。他说，人口规模必须与城邦条件相一致，不考虑领土面积和邻国的状况，就不能确定合适的人口数量。他认为，土地不要太多，我们需要的土地能养活那么多具有节制习惯的居民就足够了。至于人口，我们需要这么多的人数：他们可以保卫自己，免遭邻人的侵害，又可以在邻人遭受侵害时给予一定的帮助。根据柏拉图的观点，5040个家庭数目必须永远保持不变。这就产生了一个如何才能维持家庭、城邦的人口和户数永远平衡的问题。就一个家庭而言，一个男性家长可能生育更多的子女，而继承人只能有一个。况且，柏拉图鼓励优秀的公民可以多生子女[26]。因此，理想的人口规模和现实的生育量就会发生矛盾。于是，他设想将女儿出嫁，将其余的儿子送给没有子女的人家。城邦的官员有责任考虑家庭子女太多或太少的问题，并设法予以解决。这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他那粗糙的计划生育思想，比如抑制高出生率，以防止人口过度增长；鼓励和刺激出生率的增长，以保证城邦足够的人口数量；还可以通过老年人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以达到平衡人口的目的。这些办法主要是用来应付正常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盈缺问题。万一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导致人口增长大大超过规定的数目而陷入绝境时，还可以通过在国外建立殖民地的方式，解决人口过剩问题。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其老师的思想。他主张人口规模要适当，“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该在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所谓自给自足的生活，既是城邦的目的，也是城邦为保持优良生活的政治体制所需人口的下限。因为人口太少，生活上就无法自给自足。所谓“观察所能遍及”的人数，就是作为一个城邦所能容纳的上限，在这个限度内，城邦的政治体制才可以有效运转。人口太多，就很难构成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也不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适度人口上下限的原则，但并未给他所设想的城邦规定一个具体的人口数目。不过，他提出了似乎更为可行的稳定人口规模的方法，例如，他认为主要的工作在于设法防止有过多的人口出生，要“计算婴儿死亡和婚后不育的或然率”，“作出繁殖的限度”[27]。在当时的条件下，亚里士多德的想法是否可行，是可以疑问的，但他确定比柏拉图有更加精细之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应当指出，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关心的人口，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人口是根本不同的。他们所谓的人口数量，实际上是指公民的数量，而“公民”的概念是与奴隶主阶级的阶级属性相一致的，“公民集体等同于国家。公民集体就是凌驾于被剥削压迫的等级阶级之上的武装暴力集团”[28]。在这个集团的身上，体现着公民权、占有土地的权利和服兵役义务的统一。在这个统治体制里，公民的人数是不能太多的（当然，也不能太少，否则就无法维持统治秩序）。人数太多的时候，古代城邦国家就应当向周围世界殖民[29]。对此，马克思曾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30] 明确提出适度人口规模，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表达人口应有一个适当限度的思想家还有许多，比如：博特罗、马基雅维利、康蒂雍、内克尔、伏尔泰、魁奈、奥克塞伦、杰诺韦西、亚当·斯密、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口学家索维告诉我们，“所有那些承认有可能出现人口过剩的人，都有这种想法，不管他们是怎么表述的”[34]。

（二）罗马帝国追求实力适度人口

罗马帝国统治者的人口政策的倾向性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以至不少人在谈到西方历史上总是追求人口众多时，往往以罗马帝国为例。其实，这是对古罗马的历史缺乏了解所致。

古罗马的奴隶主统治阶级经常颁布法律，鼓励公民结婚、多育，惩罚独身和不育者。凯撒对多子女的人进行奖励；对独身的妇女，则利用虚荣心对她们进行惩罚，规定年龄在45岁以下无丈夫、无子女的妇女，不得佩带宝石和乘坐轿舆。这以奥古斯都在公元前18年至公元9年颁布的一系列旨在繁殖人口的法律最为典型[35]。

仅就罗马帝国时期统治阶级颁布的有关法律而言，人口政策的目的无疑是鼓励人口快速增长，这反映了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众多人口的迫切期望。不过，这种倾向源出于古罗马长期形成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古罗马从意大利半岛的一个弹丸之地，发展到后来几乎把地中海都当作内海的幅员辽阔的帝国，由此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罗马帝国需要不断增长的、众多的人口以保证兵源，并对被征服地区实行军事统治；二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包括内战）耗竭了罗马人的力量。公元前46年，凯撒在非洲战败庞培党人后凯旋罗马，下令举行了一次人口调查，据说当时的人口仅为战前的一半，以致阿庇安感叹：“这两个人的战争使罗马的人口减少到这个地步。”[36]其次，罗马统治阶级的战争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被征服地区的生产力，意大利、西西里、西班牙、高卢、小亚细亚等，这些后来成为罗马帝国领土的地方，曾经人丁兴旺，现在已变得萧条了。第三，社会风气已开始变坏，男人不再愿意结婚，而女人居然不愿意生儿育女。这种本来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已成为人生的负担和痛苦。甚至罗马的统治阶级，包括元老院的贵族，也因为不愿结婚和生儿育女，而使他们的家庭在很短的时间内绝了后代。“各城市的上层社会人士在许多情况下也像罗马元老院议员阶级一样乏嗣无后。城市贵族家庭通常过了一两代就绝了后”，他们靠过继子女来继承，甚至通过释免奴隶来补充家庭成员[37]。事情既然已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么，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关系到罗马奴隶制国家存亡的大问题。监察官梅蒂露斯·努米狄库斯的演说，反映了当时统治者为延续种族必须作出的痛苦选择。他说，“如果我们可以不娶妻的话，我们就可以免受这种痛苦；但是，大自然既已规定，我们不能够和她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又不能没有她们而生存下去，那么，我们就应当多多注意保种，少关心些暂时的快乐。”[38]

到3世纪时，人口减少更成为罗马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突出现象，构成了3世纪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马统治者才致力于制订、实施各种政策和法律，鼓励人口繁殖。有人由此而判断罗马统治者“从不担心人口过剩”[39]，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奥古斯都时期曾经作过三次人口调查，公元前28年第一次人口调查，罗马公民人数为406.3万人；公元前8年第二次调查，公民人数为423.3万人；公元14年第三次调查，公民人数为493.7万人[40]。41年间，罗马公民总数增加了87万余人。这些增加的人数似乎与奥古斯都鼓励增加人口的立法有关，然而，历史学家又有自己的解释，认为这与“内战的停止和正常生活条件的确立”[41]有关。

实际上，罗马帝国的人口政策是在统治阶级感到现有人数不足以维持庞大的奴隶制帝国统治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些补救措施。如果说，适度人口这一概念既包含着避免人口过剩，也包含着避免人口不足这两层意思的话，那么，罗马统治者的人口政策就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把它归入适度人口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