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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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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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90年代以来，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的论著较多，集中反映江南农业、商业、市镇、赋役和社会生活的论著尤为突出，显示了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圈中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一、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

江南市场经济的发达与繁荣，与农业商品化程度高及丝棉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学者们对农业经营的规模、收益及与之相关的赋税、水利和仓储等诸要素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

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学者历来有多种看法。范金民认为肯定存在重赋，并阐述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形态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为征收重赋采取的具体配套措施（《江南重赋原因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金树也对政府为保证重赋的征收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探讨（《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关于棉花和蚕桑业的发展。何泉达分析了松江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土壤、光照），认为松江并不是一个良好的植棉区，其棉织业的发达是由于先进的技术加上外地棉花的输入（《明代松江地区棉产研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但侯杨方却认为上海地区宜棉，棉花产量在明清分别达到了75万担和100万担，种植面积可达到耕地面积的50%，棉布年产量不低于4000万匹（《明清上海地区棉花及棉布产量估计》，《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陈学文认为，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的发展是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传统决定的，对于改变农业经营结构，扩大区域交流，推动专业市镇形成有很大作用（《明清杭嘉湖地区的蚕桑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邢铁认为元明以后丝织业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是棉花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在北方的推广（《我国古代丝织业重心南移的原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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