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问题和中国应有的对策

国际移民：南北流动的三重矛盾

根据联合国研究机构的定义，移民是指在其出生国或国籍所在国以外超过12个月的人。目前全球移民数量约为1.75亿，比90年代初期增长了46%。这些移民包括难民和申请庇护者、外国留学生、各种长期访客、非法留居者、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批准获得国籍的外国出生国民。

面对劳动力流动这一国际性难题，涉及其中的各种组织都在自已控制的范围内做着有限的管制工作，没有一家能够对应对这一全球性的重大挑战。多头管理的国际移民事务问题丛生，其重要主要矛盾集中在三个领域。

一是所谓“智力外流”的发展中国家人才流失问题。这一在六十年代引起争论的老话题近年来又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国际劳工组织（ILO）2000年的报告，目前有150万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在西欧、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谋求发展。在获得Ph.D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毕业生中，超过70%的人留在了美国，许多人最终成为该国公民。智力外流的另一途径是在本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前往国外工作，其数量也在逐渐增长。发展中国家限制人才外流的政策早已被证明失效，其中的强硬措施还受到侵犯人权的遣责。然而数量庞大的高素质群体前赴后继地飞往他国，的确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资损失。

二是令发达国家头疼不已的非法移民问题。每年约有几十万名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和欧洲，他们大多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原本经济状况恶劣的人们渴望通过移民改变命运，而发达国家正有大量就业机会等待着他们。于是，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走私屡尽不绝，成为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国际犯罪问题。这些非法移民支持着美国国内唐人街一类少数族裔居住区的经济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本土的非技术工人造成了相当压力，由此引发了发达国家劳工团体的抗议，同时也带来大量的种族和社会问题。但是，如果要控制漫长的边境线和海岸线，检举和惩罚移民雇主，发达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背负沉重的财政负担。

三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迫害等原因造成的难民问题。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世界人权宣言第14条提出“人人有权在其他国家寻求和享受庇护以避免迫害。” 然而救助难民一样需要支付所费不赀的经济代价，使难民成为一个各国政府都不愿背负的包袱。尽管许多国家愿意在危机的前期阶段暂时性地接收难民，但只有17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的难民永久定居项目，并且规定了年度限额。不久前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可能流往周边国家的难民成了邻国政府颇费思量的一大难题。伊郎和叙利亚等国早在开战前就在边境旁修了好几个难民营。需要指出的是，非法移民和难民的界限并非径渭分明。如果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移民们往往就会诉诸难民身份寻求庇护。

解决原则：引导而非遏制

面对汹涌而来的移民潮流，尤其是非法移民，移民接收国政府多采取堵塞而不是疏通的办法。然而，他们发现边境越来越难以控制。更何况，许多移民已经不再通过深夜偷偷跨越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危险方式，转而通过旅行签证等合法途径进入美国，之后非法居住下来。通过这种方式入境的人数占到非法移民的50%以上。据说911事件中的两名疑犯就是如此打入美国的，这也是两年来布付政府不断加强移民管制的反恐因素。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还试图通过影响移民流出国达到控制的目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西班牙首相阿斯纳尔2002年在塞维尔（Seville）召开的欧洲议会上提议，如果一些国家未能有效遏止流向欧洲的非法移民，欧盟应当收回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尽管这项提议最后未能通过，但其用意已经昭然若揭：由欧盟出钱，在移民流出国建立一道围墙。

国际移民问题的两难困境在此凸显出来。对于发达国家，接收移民会造成大量经济社会问题，阻遏政策花销巨大又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造成国家人力资本投资无效，限制人才又不得人心。人口众多、设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对非法移民的管控更是难上加难。如此困局，何去何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裔教授巴哈瓦蒂年初在颇具盛名的《外交》杂志上撰文，提出治理国际移民事务的新思路。针对“智力流失”问题，他相应地提出了更易获得成效的“散居”（diaspora）模式。设想中的这一模式以移民祖国为中心，联结分散在各个国家内的本国移民，组成一个全球性的公民网络社区。这个社区内的国际移民具有与本国相联系的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就义务而言，最重要的自然是纳税。巴哈瓦蒂引述一些学者的估计，指出现居美国的印度移民的总收入竟占到印度国民收入的10%！所以，即使向海外的印度国民征收一点轻税也会大幅提高印度政府的财政收入。

向海外移民征税的经济效果有些类似“侨汇”，即海外移民对本国的汇款，但征税的办法更为正规、合理、有效，在收入分配上也会更公平一些。移民流出国可以利用这笔税款补偿和追加本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再不会出现“我们的学生都跑去替美国打工”的不平心态了。海外移民也可以通过这种渠道回馈祖国，毕竟曾经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出一点钱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