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文本考察宋江招安的合理性

从《水浒传》文本考察宋江招安的合理性

宋江率领梁山好汉全部受招安是《水浒传》里非常重要的情节，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招安情节的阐释、看法等，不同时代研究者的观点不甚相同。从古到今，对《水浒传》中招安的评价有很多，若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具体从小说本身的情节设置、人物性格等方面来看，会发现好汉选择招安是有其合理性的。研究者在评价招安时要客观，不应用现代人的观点去苛责古人，这既不现实也没有意义。

一、前人对招安的评价

对《水浒传》中的招安及对宋江的评价，正反两方面都有。反面的，如金圣叹说：“夫宋江之罪，擢发无穷，论其大者，则有十条。”①金氏对《水浒传》的评点有矛盾之处，由于怀才不遇，他希望不能慧眼识贤的酷吏赃官能被梁山好汉杀掉。但同时他对朝廷招安“贼寇”是反对的，这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有关。当时“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对于朝廷的招安没有诚意，力量弱小的时候就接受招安投降朝廷，一旦翅膀硬了势力大了就又造反”②。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金圣叹才会对小说中的招安及力主招安的宋江如此反感。顺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卷首有王仕云的《水浒传总论》，他对招安的看法和金圣叹相似，他说：“严于论君相，而宽以待盗贼，令读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乐，且归罪朝廷以口实，人又何所惮而不为盗？”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反修防修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认为《水浒传》中宋江走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并把《水浒传》当做一部“反革命教材”。对招安持反对态度的还有鲁迅，他认为“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④。

对招安有正面评价的，如李贽认为宋江招安是“忠义之烈”的表现。他认为《水浒传》是“发愤之所作”，“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⑤段启明在《水浒三序与忠义之辩》中说：“李贽的序作于万历二十年，西北兵变，东南倭寇，朝廷无人可用，因此李贽提出海盗林道乾及梁山好汉有胆有识，应该重用他们。”⑥因此李贽说招安是忠义行为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刘再复则把宋江看成是侠：“宋江的招安思路，实际上是想让自己的‘兄弟们’去掉‘盗’的恶名，在历史上留下‘侠’的美名。”他认为“宋江身为农民革命领袖，但不想当皇帝，没有占有江山的妄想，这正是反抗而不索取反抗的最高利益的真侠精神”⑦。但把宋江不想做皇帝说成是出于“真侠精神”是有点过誉了。

二、从小说文本考察招安的合理性

从《水浒传》文本内部看，水浒好汉选择招安是有其合理性的，这可以从领导人宋江忠义纠结的思想、对美名的喜爱、众好汉对招安的态度及招安对朝廷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1. 宋江的忠义纠结

《水浒传》中，宋江作为梁山头领一直力主招安，他同时具有忠和义的思想。作为封建伦理道德范畴的“忠义”自身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水浒传》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宋江身上始终体现着这两种思想的纠结变化和此消彼长。

宋江在第十八回出场，书中说他“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介绍他“吏道纯熟”且“生平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事亲行孝敬，待士有声名”，在江湖上有“及时雨”的名声。出场时，宋江是郓城县押司，父亲和兄弟虽然“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⑧，但其父人称“宋太公”，他家被称作“宋家庄”，家里还养着一干庄客。可见，宋江并非出身于普通农民之家，而是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第三十五回，宋太公让石勇带信给宋江，谎称自己病故，招他回家。他父亲说：“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时被人撺掇，落草去了，做个不忠不孝之人。”⑨宋太公并非毫无见识的普通农民，他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宋江“自幼曾攻经史”⑩，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家教很严。宋江有着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忠孝思想，这也是他最终带领梁山好汉招安的思想基础。

在为国尽忠，做郓城县押司时，宋江竟在官府捉拿晁盖等七人时，提前通风报信，私自放人，此时完全看不到他的忠心，袁本《水浒传》第十八回中有几句诗评价得很对：“保正缘何养贼曹，押司纵贼罪难逃。须知守法清名重，莫谓通情义气高。”{11}这里，作者站在“忠”的立场上对宋江的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按说宋江此时还是朝廷官员，私放钦犯是对朝廷的不忠，如果他有很深的忠孝思想的话，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事？做官，又爱结交江湖朋友，他仗义疏财帮助过的人不乏犯法分子，义气是宋江性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有官做，可以为朝廷尽忠的时候，他没有抛弃义，在能保证尽忠时，宋江身上的义体现得更明显。义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他的性命，如杀了阎婆惜后，朱仝放走了他。

在宋太公招宋江回家前，他本打算带着一干人上梁山，这时他把“忠”抛到了脑后。宋江回家见父亲后，没有上梁山，而选择接受流放，这不全是因为父亲的教导，而是之前他并不知道“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应有民间犯了大罪，尽减一等科断，俱已行开各处施行”{12}。当知道杀人罪被赦宥减罪后，他便放弃了落草为寇，选择了按照朝廷的判决去流放，为的是韬光养晦，等待机会重新为朝廷效力。对于宋江而言，但凡有一丝的机会可以不落草，不变成对朝廷“不忠不孝”之人，他都愿意抓住不放，因为对朝廷尽忠是他的人生信条，只要朝廷给他机会，他就会尽全力去效忠。如果不是题反诗要被斩首，梁山好汉劫法场将其救下，宋江应是不会主动上山的。

宋江在江湖上的义名救了他，在“忠”的道路上走投无路时，他只能选择义，但随着梁山势力不断增强，连官府也不敢小觑时，他渐渐地还是回归到其思想主线“忠”上了，突出表现在力主招安。“招安”一词在第三十二回首次出现，是武松说的，宋江对武松有这种想法表示了肯定，在宋江看来，即使落草，但想着被招安再为朝廷效力，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他常说“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13}、“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14}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他想重新成为良臣的强烈愿望。他成为首领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多次将官军打败；抓了高俅上山，见到他却纳头便拜，请求他为梁山说好话；去东京找李师师帮忙等，为了能被招安他做出了很多努力，最终达到了目的。对朝廷尽忠一直是宋江思想的主线，忠最终战胜了义，这符合宋江性格的内在逻辑。在能保证尽忠的时候，义在宋江的身上体现得更突出，而不被朝廷肯定、不能尽忠时，他会不顾一切地回归正途，兄弟义气就要让步了。

2. 宋江爱美名

宋江很爱美名，他好结识江湖好汉时可谓非常大方，山东、河北都闻名，从后面的情节可以推断他“及时雨”名号的影响力、号召力可能超越了这两省。而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家庭虽不是贫苦农民，就算他在官位上谋取了不少私利，他仗义疏财的行为做到了两个甚至更多省的好汉听到他的名字纳头便拜、喊“哥哥”的份上，应该是花了不少钱财。他之所以这么做，有的研究者说是宋江对社会现实不满，结交江湖好汉是为了将来举义时能有大量支持者{15}。虽然朝廷黑暗，皇帝昏庸，但宋江一心想的都是为朝廷效力，做梁山首领却带着好汉招安，这样的人在还做押司时想着打好群众基础、为举义做准备是不太可能的。宋江仗义疏财的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性格豪爽、爱交朋友，另一方面只能是因为他好美名，利用仗义疏财，制造舆论的力量，以便需要的时候能起到利己作用。

宋江力主招安与他好美名有很大关系，这里可以对梁山集团可能的发展道路进行一下分析。一百单八将聚齐后，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就是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大多数人最有利的，好汉们的出路大概有以下三种。一是为寇，占着梁山这一有利地形做强盗。梁山上人很多，除了一百单八将还有很多喽罗，面对生计问题，解决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梁山附近拦路抢劫，但这不是长久之法，久而久之过路的商旅都知道这里强盗出没，从这里经过的人会变少；二是远征借粮，比如书中去东平府、东昌府借粮，但这种方式成本很高且需要较多时间。从长远来看这条路很难走通，如果梁山好汉一直为寇，就算声势再大也终究没有好名声。好汉们第二条出路是起义，推翻宋王朝的统治，建立新王朝。起义并建立新王朝成功的概率很低，纵观历史，也只有刘邦、朱元璋等少数人成功了，而宋江是“非不能，不为也”，他并不想造反，且好汉中很多以前是官员，像阮小七这样的底层人物也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而起义如果失败了，在当时的社会中，他们在史书上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且下场往往是被残酷镇压，如书中的田虎、王庆和方腊。相比前两个与朝廷作对的发展之路，向朝廷靠拢的招安之路，则是对于当时的他们而言比较好的出路。招安可以使他们复为良臣，从草寇、犯罪之人变成合法的朝廷的人，再加上他们去征辽，打败了入侵者，这使他们由草莽英雄变为辅国安民的民族英雄，提升了层次。宋江爱名，招安、征辽不仅使自己得美名，能名垂青史，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而且让梁山好汉都赢得了美名，宋江作为一个领导者还是为众兄弟打造了一条确实挺好的出路。但最后宋江为求美名鸩死李逵，是极端自私的行为。

3. 绝大多数好汉没有真正坚决反对招安

梁山全部受招安前，好汉中是有反对声音的。如第七十一回，李逵说：“招安，招安，招甚鸟安！”鲁智深道：“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就连书中第一个提出“招安”一词的武松也表示不满：“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但宋江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听了宋江这番话“众皆称谢不已”{16}，此后的招安之路好汉就没有出现过明显反对的声音了。

梁山众好汉中，有不少本就是官员或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有的因与梁山打仗被擒，如关胜；有的则是被宋江等人用计骗上山的，如卢俊义。这些人不仅人数较多，且在好汉中的地位也都是比较重要的，而真正如传统说法被黑暗腐败的官府“逼上梁山”的好汉则不多。这些好汉有的虽对腐败的朝廷和奸臣当道的现实不满，但落草为寇对于他们而言还是很不情愿的，从朝廷命官、良民变为草寇强盗只是权宜之计，因此，对于招安他们很支持，回到正途、复为良臣，这确是一条不错的路。第七十一回中，武松等人之所以对招安不满，是因为当时正是一百单八将天罡地煞星“合当汇聚”、“义气相投”、梁山势力鼎盛之时，连续打胜了很多漂亮仗，此时宋江却提出招安，再加上朝廷的腐败，皇帝的昏庸，他们肯定会觉得窝火。其实，梁山好汉中的大多数并没有真正坚决地反对招安，否则他们不会顺利被招安，也不会愿意在招安后跟着宋江冲锋陷阵去征辽、打田虎、伐王庆、征方腊。

4. 招安梁山对朝廷有利

招安前，宋江率领梁山好汉连续多次打败官兵，朝廷看此势头应是很难将梁山踏平的。第七十四回中，有大臣在朝堂上奏曰：“宋江等部领贼寇，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抢掳仓廒，杀害军民，贪厌无足。所到之处，无人可敌。若不早为剿捕，日后必成大患。”{17}可见梁山势力之盛。而当时，腐败的宋王朝正面临着辽人的威胁，只凭军队打败入侵有难度，因此他们就想招安梁山的势力，利用他们征辽。梁山好汉在民间有一定的好名声，打击他们有损民心，再加上官兵又无法剿灭他们。第七十四回中，御史大夫崔靖说：“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服，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若降一封丹诏，光禄寺颁给御酒珍■，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18}正是因为招安对朝廷有利，宋江又想招安，才最终促成了招安的成功。

三、结论

对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招安，过贬或过高的评价都不客观，事实上研究者的评价也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的，并不是单纯客观地去做评价。若从《水浒传》文本来看，选择招安符合宋江的性格逻辑，对梁山好汉来说，不失为一条很好的出路，且当时的朝廷也希望能招安众好汉。因此，对于宋江及其力主的招安，应客观地评价，应尊重古人的选择，不要苛责古人，不应站在太偏激的角度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