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浅谈《水浒传》中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无论是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水浒传》用其酣畅淋漓的文字为我们展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黑暗与腐朽。作为封建社会统治下的文学作品，《水浒传》的作者无论在主观还是在客观上都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小说中的这种儒家思想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表现：

一、从朝廷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孟子·梁惠王下》），相反，如“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所谓，“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还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是民本思想的重大发展，这些见解和主张对任何时代的掌权者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它说明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和君主的命运，社会治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为政的得失。他们认为：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国君必须首先正己，同时，还必须不拘一格降人才，选贤任能。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水浒传》的作者无愧为优秀的文学家，他用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观点观察社会，否定程朱学派“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 道理”的说教，把矛头直指无道昏君。在《水浒传》的《引首》中，作者歌颂了由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两个贤臣辅佐宋仁宗而出现的安定昌盛局面。从第二回开始，则把矛头转向揭露“昏君无道，宋室不竞”的情景，写宋徽宗在称帝之前就对“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做了国君之后，更“六宫多少如花女，却与唱淫贼辈游”，荒淫无度，并且还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他还重用了蔡京、童贯、杨戳、高俅等好邪之辈的大臣，一贯的巧言令色，糊弄皇上，把持朝政，陷害忠良，拉拢亲信，对人民巧取豪夺，对起义军血腥镇压，但在外族入侵时却软弱无能，连吃败仗，其至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奸臣高俅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人物，他“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活脱脱的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因胡作非为，屡教不改，被其父告到开封府，断二十脊杖，“迭配出界发放，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金圣叹就此批曰“不容他在家，却容他在朝”，像高俅这样一个坏事屡做不止的浪荡子弟，封建官府不容他，人民群众不容他，以至于生身之父都不能容他，然而却为朝廷所赏识，他的发迹似属偶然，其实是与道君皇帝气味相投，物以类聚而已。他飞黄腾达之后，仍然无恶不作，成为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究其根源就是昏庸透顶的道君皇帝在做其后台。这正显示出先秦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批判锋芒。

二、从梁山好汉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热情歌颂了以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以先秦儒家的人伦道德为准则，歌颂了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精神，儒家学派认为，明人伦守道德是人异于禽兽的最根本所在。讲究义、礼、智、忠、信等是作为“君子”所必不可少的品德修养，除此之外，还认为只要“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

在小说中，以晁盖、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好汉是很讲孝悌、仁义、礼智、信行、忠良的，与高俅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恰好相反。晁盖，待人“致诚”、“仗义疏财”，是远近闻名的好男子”，“天下豪杰乐至门下”，他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勇于反抗，与吴用等智取生辰纲，给贪官污吏以沉重的打击，上梁山做寨主之后，与众弟兄共同聚义反抗官府，为民除害，“交情深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获得了很高的威望。

宋江，可以说是具备“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典型代表，因为讲仁，他仗义疏财、慷慨助人，人称“及时雨”；因为讲义，他担着血海般干系挺身救晁盖，使七条好汉得以逃离魔掌；因为讲礼，以至于连李逵这样威猛强悍的人都愿意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做保镖；因为讲智，才取得了像“智取无为军”、“三打祝家庄”、“三败高太尉”等战役的胜利；因为讲信，他只要答应了许人财物，就决不失信于人。他成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化身。在征辽战争中，面对辽国高宫厚禄的诱降和吴用“弃宋从辽”的劝说，宋江却说“此事切不可提。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下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1]694这番话，体现出的正是儒家的忠君思想。

除此之外，李逾、三阮、公孙胜、雷横等也都是有名的孝子；而武松则是“ 悌”的典型代表。由于无道昏君和奸臣贼子的逼迫，他们不得已而上梁山，于是就有了“犯上作乱”的罪名。

另外，在《水浒传》的具体描写中，作者张扬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蕴含着儒家伦理学派“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从智取生辰纲开始，梁山泊英雄好汉就与封建统治者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反抗斗争，“他们严惩邪恶势力，打州夺县，劫狱开仓，救济百姓，使梁山泊成为一块光明的天地，体现的正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为民尽忠尽力的可贵精神。”[3]

三、从出世之人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在《水浒传》小说中，除朝廷和梁山英雄之外，儒家积极入世的伦理思想却在和尚、道士及神仙这些出世之人身上也不同程度的表现了出来。在历史上，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但却奉道极虔，做出了许多的荒唐事情，并且他还自称“道君皇帝”，《水浒传》作者也反其道而行，让佛道之徒及长老仙师却往往成为身着袈裟道服的儒者，让人耳目一新。

小说开头便写“张天师祈攘瘟疫”，虽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是它已经充分证明，努力给人民解除苦难、以天下为己任的还有道教教主；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都积极入世，当不当和尚都力求奋发有为，以刚健为本，并非消极避世而皈依佛门，五台山智真长老尽管曾以封建正统思想约束鲁达的积极入世，但总体来说，他还是给以支持的；公孙胜和他的师父罗真人，保着宋江一直到破辽胜利之后，才功成身退，在小说前七十一回中，他们披着道袍，但信奉和实践的却是以天下为己任、极积入世的儒家思想；玄女娘娘清静而有为，但是她身静而心并不静，可以说，她也是个出世而又关心国家大事的神仙，她曾嘱托宋江要“替天行道”，并且授予他三卷天书，要他为国为民尽心尽力，在攻打辽国的危亡之际，她又给宋江托梦，授予其破敌之法，才使他得以彻底战胜辽国。作家通过一个又一个佛道人物的描写，从侧面清楚地显示出儒家“自强不息”的伦理思想，激人奋进，让人心潮澎湃。

四、从妇女形象看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经历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基本观念在儒家思想与伦理道德观念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作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作者根本不可能摆脱这些束缚而超然存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妇女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服从男人意志的要求自然而然的会被体现出来。

如：作品中的正面妇女形象三位女英雄，顾大嫂是做“人肉馒头”的，而孙二娘曾经卖“蒙汗药”酒，都是谋财害命之徒，“一丈青”扈三娘低首伏心地由宋江主持，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王矮虎，只是为了说明宋江的恪守信义。这些女性在她们的丈夫在沙场一一战死之后，除顾大嫂侥幸存活外，其余都随夫战死沙场，其实，三位女英雄的命运，显然受着夫权思想的主导，是“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对作者的束缚。

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都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城市妇女 ，在这些封建正统思想的主导下，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了不守妇道，寡廉鲜耻的淫妇，她们的被杀甚至是维护道德、替天行道的必然结果，但是仔细分析三位女性，她们的放荡是与她们不幸的婚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小说中，潘金莲受到的毒害最深，竟至于演变成为淫妇和杀人凶手，她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的悲剧虽然也是出于年轻女子本身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才酿成大祸，但是，地主大户的残酷报复是她不幸的直接根源。

阎婆只因为得了一口棺材和十两银子的救济而“无可报答”，就用女儿阎婆惜与“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宋江“做个亲眷来往”，宋江因为门不当，户不对，既没有把阎婆惜平等看待，又没有给她爱情，作者是根据封建礼教中“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来处理二人关系的。作为生活在下层社会的一个妇女，张文远的出现激起了她对美好爱情的强烈渴望，以至于行为偏激，最终导致理想和追求变得畸形，可以说，廉价的买卖是她不幸的来源。

作为潘巧云的丈夫，杨雄爱的只是弄枪舞棒，从来都不善对她嘘寒问暖，并且杨雄一个月内有二十几天不在家，她实际上只是家庭的摆设而已，而潘巧云与后来出家的裴如海是青梅竹马，潘的红杏出墙也实属必然。与此同时，杨雄、石秀杀妇，手段竟然如此残忍，作品中对于妇女的这些态度明显的是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

要之，《水浒传》的成书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在其中保留了较多的儒家思想的痕迹，作者甚至将其渗透到了全书的主导思想当中，无论是从作品中描写到的朝廷、梁山好汉、出世之人还是妇女形象，无不渗透着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并且在小说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