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天文学和中医学的发展

东汉天文学和中医学的发展

西汉王朝第十五代刘婴5岁当皇帝，不久就被王莽赶下了台。王莽结束了西汉215年统治，建立“新朝”。王莽是位儒学大家，他想缔造一个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体制，于是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但是改革并没有给王莽带来理想的进步，反而是到处民变，义军四起，自己也被杀，社会一片动乱。直至一支由刘秀领导的起义军取得最后胜利，用武力统一了中国，建都洛阳，为表示与前王朝的继承性仍称为“汉”。史学家称为“东汉”，与刘邦建立的西汉相区别。

东汉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字词典的编纂，给文化传播带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传人，佛经的翻译，儒道佛的交融，使文化传播生发了全新的概念。

我国古代的天文非常丰富。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关于日食的文献记载。《左传》明确记录了鲁昭公七年(前535年)的一次日食：“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史记》称，春秋242年问日食有36次之多。《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写的是周幽王六年十月朔日(前776年9月6日)发生的一次日食。古代君王常以日食附会人事的变化，故每逢朔日都要祭祀，祈祷天神保佑。但荀子认为：“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它只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的结果。(《荀子·天论》)王充更是明确指出：“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论衡·治期》)说明到东汉时，一些有识之士已能区分自然传播和社会传播，把日食看成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指出跟政治变动、人事祸福毫无关系。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世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成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后汉书-张衡列传》)

张衡不仅是位自然科学家，而且是位辞赋家，并有独到的见解。下面是摘自《后汉书-张衡列传》中散见的一些言语：

质以文美，实由华兴，器赖雕饰为好，人以舆服为荣。吾子性德体道，笃信安仁，约己博艺，无坚不钴。以思世路，斯何远矣。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曷若卑体屈己，美言以相克。鸣于乔木，乃金声而玉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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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诲之不从，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论“六经”，以俟来辟。

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

张衡的意思是说：高超的思想要靠言语的修饰才能传播，好比果实要有花衬托才兴旺，器具要借装饰显得美好，人要用车马、服饰显现荣贵。一个人有优良的品德、善良的心愿，又有博学的知识而能约束自己，那么没有什么困难能阻挡你。用来考虑社会问题，也就不遥远了。一个人虽然很勤劳，但不善于追求，就不会有什么收获；不如使自己谦虚一些，用优美的言论来取胜。就像小鸟在高高的树上呜叫，能发出金玉一般的声响。提出言语修辞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他又说孔子因为没有遇到知音才修订“六经”，来引导后来的学者。他以此为例，指出人们所以不听从教诲，是因为人们没有理解你的思想。

东汉时期除了天文科学的发展外，医学科学也取得了伟大成就。东汉时著名的医学家有张机和华佗。张机，字仲景，南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相传曾任过长沙太守，世称“张长沙”。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其序文除阐述了五行原理与医学之理的关系外，还论述了医道原理与医德、修身、养生的关系，同时批评了“崇饰其末，忽弃其本”这种唯务名利的思想。他说：

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贼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势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趋世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徇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

在这段话里，张仲景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基本命题，指出生命传播是一切人类传播活动之本。“进”，是指进入社会传播活动；进入社会传播活动就要爱护人了解人。“退”，是指退出社会活动而进入内部传播；进入内部传播就要爱护自己了解自己。这既是处事的道理，也是处人的道理。

华佗生活的时代，当是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

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就是当时社会景况的真实写照。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摇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从其名、字来看，名“佗”，乃负载之意，“元化”是化育之意。华佗自幼刻苦攻读，精通“六经”，逐渐具有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华佗精于医药的研究。《后汉书·华佗传》里有许多介绍他精髓医术的记载。

比如说他治病时，配制汤药不过用几味药，心里掌握着药物的分量、比例，用不着再称量，把药煮热，就让病人服饮，同时告诉服药的禁忌或注意事项，等到华佗一离开，病人也就好了。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每个穴位不过烧灸七八根艾条，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需要针疗，也不过扎一两个穴位，下针时对病人说：“针刺感应应当延伸到某处，如果到了，请告诉我。”当病人说“已经到了”，随即起针，病痛就很快痊愈了。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

又比如有个郡守患疑难症，百医无效，其子来请华佗，陈述病情，苦求救治。华佗来到病人居室，问讯中言语轻慢，态度狂傲，索酬甚巨，却不予治疗而去，还留书谩骂。郡守原已强忍再三，至此大怒，派人追杀，踪迹全无。愤怒之下，吐黑血数升，沉疴顿愈。原来这是华佗使用的一种心理疗法，利用喜、怒、忧、思等情志活动调理机体，以愈其疾。

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就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像蛇那样的寄生虫，病也就真的好了。病人把虫挂在车边去找华佗道谢。华佗的孩子恰好在门前玩耍，一眼看见，就说：“那一定是我爸爸治好的病人。”那病人走进华佗家里，见墙上正挂着几十条同类的虫。华佗用这个民间单方，早已治好了不少病人。

华佗由于治学得法，医术迅速提高，名震远近。正当华佗热心在民间奉献自己的精湛医术时，崛起于中原动乱中的曹操，闻而相召。原来曹操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诸医施治，疗效甚微。华佗应召前来诊视后，在曹操胸椎部的膈俞穴进针，片刻便脑清目明，疼痛立止。曹操十分高兴。但华佗却如实相告：“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曹操听后，以为华佗故弄玄虚，因而心中很不高兴。公元208年，曹操操纵朝政，自任丞相，总揽军政大权，遂要华佗尽弃旁务，长留府中，专做他的侍医。这对以医济世作为终身抱负的华佗来说，要他隔绝百姓，专门侍奉一个权贵，自然是不愿意的。何况，曹操早年为报父仇，讨伐徐州的陶谦，坑杀徐州百姓数万人，尸体壅塞，泗水为之不流，接着又连屠取虑、夏丘诸县，所过“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徐州是华佗后期行医和居住之地，与百姓休戚与共，内心岂不愤慨!因而决心离开曹操，便托故暂回家乡，一去不归。曹操几次发信相召，华佗均推脱妻子生病为由。曹操恼羞成怒，遂派出专使，将华佗押解许昌，严刑拷问。面对曹操的淫威，华佗坚贞不屈，矢志不移。曹操益怒，欲杀华佗。虽有谋士一再进谏，说明华佗医术高超，世间少有，天下人命所系重，望能予以宽容，但曹操一意孤行，竟下令在狱中处决。华佗临死，仍不忘济世救民，将已写好的《青囊经》取出，交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狱吏畏罪，不敢受书。华佗悲愤之余，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一焚了之。直到这年冬天，曹操的爱子曹冲患病，诸医无术救治而死，这时曹操才悔恨地说：“吾悔杀华佗，竟使此儿活活病死!”

华佗被害至今已一千多年了，但人民还永远怀念他。江苏徐州有华佗纪念墓；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总结了华佗的一生：

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

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