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小说的书写者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陈独秀提出的伦理革命，号召“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把伦理问题提升为超越政治、经济、军事之上的本源性位置，认为伦理问题不解决，政治等其它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彻底根本的解决。此后的乡村建设运动倡导者梁漱溟，同样重视伦理问题的解决，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1]因此，在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里，伦理作为一种软性、有效的力量起到了法律所不可替代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非常重视礼乐诗书的教化作用。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说苑·修文》)为解决礼崩乐坏的社会乱象，孔子编《诗经》，力图用至善至美的诗篇来达到“仁政”和人内心道德世界的完善。孔子在评价韶乐的时候，指出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是至善至美的，是美善和谐共生的。几千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有着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以善为美，善美互现的伦理美学。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等人在引进西方民主、科学、人权等新的现代伦理道德规则的同时，大力扫除旧有的以孔子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因此形成中国新文学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艺术传统。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问题在于旧的伦理道德推倒了，新的伦理道德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伦理道德文化的错乱与失范的无序状态。特别是文革之后，扫除封建伦理文化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受到了严重质疑；在废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阶级理论之下，新时期中国在实现物质极度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欲望的泛滥、精神的虚无和伦理道德芜杂的精神状况。一个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破坏、没有任何敬畏感、消解崇高的实利主义时代无可避免到来。在伦理失范、精神虚无的实利主义时代，文学何为？

“哪里有危险，拯救的力量就在哪里诞生。”[2]作为先知先觉的人类艺术家，特别是具有浓重伦理道德关怀传统的齐鲁文化哺育下的山东作家最早意识到了当代中国正在酝酿发展的伦理道德文化危机，以生命中所具有的滚烫的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和伦理道德意识，书写了一篇篇融伦理与美学、革命理念追思与生命深邃体验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呈现了对当代中国命运、时代精神状况的热切人文关怀。张炜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的文学力作《古船》展现了一个炽热的灵魂，里面的主人公夜不成寐，一遍遍在算着“红账”，寻求从经济到心灵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重新来阅读依然发现里面闪现的、永不熄灭的革命伦理光辉。创作于1980年代中后期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则展现了萌芽状态的实利主义时代的伦理危机。小说的主人公内心受到义利之辨的精神煎熬，难道物质的富裕一定要以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的虚无和人际关系的冷漠为前提？

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状况和地域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成长于沂蒙山文化的当代作家赵德发也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也是齐鲁文化的乃至是中国文化的文学书写，创作出了《通腿儿》等一些精彩短篇小说、《君子梦》等农民三部曲和《双手合十》等一系列长篇小说，以对农民百年心路历程的精神探寻和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审美想象而卓然独立于当代中国文坛。本文拟在梳理赵德发文学创作中的精神探索过程，对其文学创作主题不断深入和转变进行文

本细读式分析，揭示出赵德发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及其对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一、《通腿儿》：沂蒙山文化、民俗和伦理的有机融合

“那年头被窝稀罕。做被窝要称棉花截布，称棉花截布要拿票子，而穷人与票子交情甚薄，所以就一般不做被窝。”[3]赵德发以极为洗练的语言讲出了那个时代沂蒙山区人们的普遍生活状态，引出了故事主角狗屎和榔头之间的从童年时代就结下的深厚感情。而促成这种感情的原因既来源于那个时代的贫困，也来源于沂蒙山区一种独特的民俗“通腿儿”。“‘通腿儿’是沂蒙山人的睡法，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弟兄睡，通腿儿；姊妹睡，通腿儿；父子睡，通腿儿；母女睡，通腿儿；祖孙睡，通腿儿；夫妻睡，也是通腿儿。夫妻做爱归做爱，事毕便各分南北或东西。”[4]到了十八岁上，狗屎和榔头都说下了媳妇，从小就一起通腿的二人决定往后还要好下去，屋盖在一起、一起搭犋种地。然而，娶了媳妇后，两人继续好下去的心愿遭到了媳妇的抵制。根据沂蒙山风俗，两个女人都过喜月，是不能见面的，见面不好；假如不小心见面了，谁先说话谁好。由于八路军队伍的到来，出来看热闹的两个新媳妇无意间见面了。榔头家媳妇先说话了，惹得狗屎家媳妇很不高兴。因此，两家不仅没有搭成犋，而且媳妇交恶，见面互吐唾沫，连累得两个男人也不敢多说话，生怕媳妇不高兴。

八路军来了，狗屎媳妇参加了识字班，积极动员丈夫参军；不幸的是，狗屎参军后不久就牺牲了。当榔头媳妇来劝慰狗屎媳妇的时候，“狗屎家的一见她就直蹦：‘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喜月里一见面就想俺不好！浪货，你怎不死你怎不死！’骂还不解气，就拾起一根荆条去抽，榔头家的不抬手，任她抽，并说：‘是俺造的孽，是俺造的孽。’荆条嗖地下去，她脸上就是一条血痕。荆条再落下去往上抬的时候，荆条稍儿忽然在她的左眼上停了一停。她觉得疼，就用手捂，但捂不住那红的黑的往外流。旁边的人齐声惊叫，狗屎家的也吓得扔下荆条，扑通跪倒：‘嫂子，俺疯了，俺该千死！’榔头家的也跪倒说：‘妹妹，俺这是活该，这是活该’。” [5]两个女人抱作一处，血也流泪也流。

《通腿儿》小说中沂蒙山民俗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景观的呈现，还具有着重要的线索作用。狗屎家的和榔头家的因为喜月的民俗禁忌而发生感情交恶，后来狗屎参军牺牲的厄运在无意之中暗合，验证了这种民俗，所以狗屎家的归罪于榔头家的，而同在这一民俗文化印象下，榔头家的也把狗屎的牺牲归因于自身。但是，来自人性深处的善冲破了这种禁忌所带来的死亡阴影，榔头家的主动去安抚狗屎家的，在受到鞭打的时候，没有反抗而是甘愿受罚。当榔头家的眼角受伤流血的时候，同样人性深处的善让狗屎家的停止鞭打并下跪请罪。一时间两个女人泯灭过去的怨恨，重修过去两个男人曾经有过的深厚友谊；乃至于当狗屎家的因为生理欲望“油煎火燎”的时候，榔头媳妇打破伦理规则，劝说丈夫晚上到狗屎家睡。榔头一来到狗屎家院子，就看到昔日的好兄弟狗屎正在西院里站着而战战兢兢回去了。但是，从这时起，榔头就睡不好觉了，一闭眼就出现狗屎形象，无奈参军来吓走纠缠不停的狗屎魂灵。与狗屎不同的是，榔头走后，媳妇生下来儿子抗战。更不同的是，榔头不仅没有在战场上牺牲，而且越战越勇，打败了鬼子和老蒋后，榔头家的没有迎来丈夫，反而接到了一封离婚信。对此，狗屎家的怒火三丈，要拉榔头家的去上海拼命，然而榔头家的却说：“算啦，自古以来男人混好了，哪个不是大婆小婆的，俺早就料到有这一步。”

面对榔头丈夫的无情无义，榔头家的没有过多谴责丈夫的不道德行为，而是以传统伦理文化来为丈夫的不义行为辩解和为自己寻找心灵安慰；不同的是，当好姊妹狗屎家的面临性欲折磨的时候，榔头家的又能够冲破传统伦理文化束缚，把丈夫“借”给狗屎家。无论是保守还是打破传统伦理文化，我们都能从榔头家好似矛盾的伦理文化悖论中看见一颗无比善良的心灵：伦理的保守和打破都是为了一种最高的善，为别人着想，哪怕是牺牲自己。

小说结尾是很悲凉的。两个女人唯一的硕果抗战，在水塘淹死了。若干年后，当榔头带着上海生的儿子回到老家的时候，发现这两个孤苦无依的女人晚年延续了狗屎和榔头童年时期的生活方式——通腿儿。

二、农民三部曲：土地伦理、文化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审美书写

1.《缱绻与决绝》：农民的土地伦理

“土生万物由来远，地载群伦自古尊。”《缱绻与决绝》塑造了一个一只脚大、一只脚小的独特人物形象封大脚。他对土地有着一种独特的情怀，视之为须臾不可分离的母亲，而这种情怀来自父亲封二的教导：“打庄户的第一条，你要好好地敬着地。庄稼百样巧，地是无价宝。田是根，地是本呀。你种地，不管这地是你自己的，还是人家的，你都要好好待它。俗话说：地是父母面，一天见三见。以我的意思，爹娘你也可以不敬，可你对地不能不敬。”[7]正是由于土生万物、地载群伦的大地母性，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是最为亲近的。而且土地给予耕耘者的不仅仅是春华秋实，而且还一是种独特的伦理文化默默植入他们的心灵世界之中。“你别看它躺在坡上整天一声不吭，可是你的心思它都明白。你对它诚是不诚，亲是不亲，它都清清楚楚。你对它诚，对它亲，它就会在心里记着你，到时候用收成报答你。”这就是土地给予农民的伦理文化：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要勤劳、诚恳、踏踏实实。“看着生动的大地，我觉得它本身也是一个真理。它叫任何劳动都不落空，它让所有的劳动者都能看到果实，它用纯正的农民暗示我们：土地最宜养育勤劳、厚道、朴实、所求有度的人。”[8]苇岸曾经写过散文，阐述来源于大地的伦理学，正是由于大地的无言教导，耕耘者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启示，被大地赋予了诚实的品格；而一旦人离开了或背弃了大地，就开始变得虚伪和虚空。

封大脚不仅继承了父亲亲近、敬畏土地的美德，而且以更高的热情投入了土地。新婚不久就在 “鳖顶子”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尽管石头众多、土地稀薄，还是在与妻子秀秀不间断的努力下终于开出了一片环形地，但是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于拓荒劳作，未足月的儿子早产窒息而死，就埋葬在了这片土地上。因而，这片鳖顶子的环形地之于封大脚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情感。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政府收回1951年发放的关于鳖顶子等地的土地证，这让封大脚心窝疼痛难耐，情感上难以接受：“他想起了十九年前开拓这块地时的情景……这是大脚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作品。他早就发现过这块圆环地的妙处，即在地里走，走一天、走一年甚至永远走下去也走不到地头。大脚曾无数次想：这块地永远走不到地头好啊，在这里，我的子孙后代也这样走下去，永远走不到头，永远守住我给他们创下的这份家业！”[9]不仅封大脚舍不得，其他村民都舍不得。“隔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大脚猛然发现：这时天牛庙四周的田野里已经有了好多好多的人。他们不知是何时走出村子的。现在，这些庄稼人都披着一身白雪，散在各处或蹲或站，再向他们的土地作最后的告别最后的凭吊。”[10]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景象，呈现出一颗颗纯洁、善良、对土地无比眷恋的心灵。

2.《君子梦》：民间文化伦理的精神向度

“君子——小人。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伦理化社会里，这从来就是人的道德形象的两个极端……这一对概念，联系着天理人欲、善恶、义利等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赵德发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创作了长篇伦理文化小说《君子梦》，通过对律条村许正芝父子两代人的儒家伦理文化实践的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民间中国的伦理文化图景。

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运动为许景行儒家文化实践提供了新的时代语境。许景行从吕坤的“千古圣贤只是治心”话语，联系到毛主席发动的“斗私批修”运动；从儒家文化的“君子”观念对学习“老三篇”，有了打通古今伦理文化的新见解。“学习‘老三篇’——斗私批修——做毛主席说的‘五个人’也就是‘活雷锋’。许景行突然看清了毛主席指引的一条金光大道。”[11]这条“提升人心、改变社会”的金光大道，恰与许景行心中的儒家伦理文化内在理念和外在实践纹理相一致，至此，许景行在纷纭的世道中找到了一条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走向现代社会的“金光大道”。

为实现从灵魂出处爆发革命，许景行首先从自己开始。他借讲述自己头脑里想留下自行车供自己享用的肮脏东西，引发干部们和普通群众从思想上做自我批评。为把律条村建成一个“人人无私、个个为公”的“公字村”，许景行用情人的头发在夜晚拴住各家门鼻，以此来测试人心。他兴办“无人商店”，来培养“共产主义觉悟”。但是，他遭遇了失败，第一个偷窃者就是他的女儿大梗。许景行的“君子梦”、“公字村”彻底覆灭。

“天上星多月亮少，地上人多君子稀。”许景行反思，让人人都当君子，却培养出来伪君子。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恨斗私字一闪念”，他都感到是那么荒诞，但是1990年代以来莠草的疯长所预示的欲望高涨，又带来的伦理的失范和生态的灾难。因此，许景行思考，在公与私之间应该划定怎样的界限？甚至在倡导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理念的同时应该有着怎样的限度？在性善论和性恶论之间，人性到底是怎样的？或许善恶并存才是人性的本相，否则何以佛教认为善恶都在一念之间呢。许景行的伦理思考和教化实践呈现了民间伦理文化的精神探索。

3.《青烟或白雾》：两代农民对政治伦理的思考

“大槐树，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青烟或白雾》引用这个童谣呈现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中国人生存理念。尽管人人都知道人生是一场戏，但是都拼命要为自己搭建一个最大、最好的舞台，来好好表演一番。故事发生的空间支吕官庄一直有一个祖坟冒青烟的传说，村民们一直有着一个望子成龙的青烟梦。小说中的主人公吕中贞可谓命运多舛，父亲早早当了烈士，自己婚姻屡遭挫折，寻个有残疾的上门女婿还因穷困被拒绝，并受到“要饭的磕倒了，穷屌着了地”的戏谑，好不容易说定去填房又因无意泄密而反目成仇。世道弄人，四清工作组长穆逸志决定让出身贫农的吕中贞来当大队长。在吕中贞犹豫之际，她的母亲说：“这一回是工作队看中了你，你怕个啥？再说，咱就是不够当官的料，也要当给全村人看看，叫大伙都知道，咱寡妇娘儿俩也有出头露脸的这一天！叫老老少少都明白，俺闺女不是一个平常丫头，不是一钱不值的孬货！”[12]在这种官本位和女性意识之下，吕中贞决定当这个大队长，勇当“铁姑娘”，到县里、地区宣讲，文革时期渐渐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成为平州地区政治风云人物。文革结束后，吕中贞回到村里重新成为一个普通村民。经历了一番幻境的吕中贞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穆逸志政治阴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穆逸志对她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爱情。正是在这场幻境般游历中，吕中贞弄明白了父亲留在母亲那里的一块圆木板上所刻画内容的含义：马上封侯。这种对功名的渴望、官大于民的意识使父亲远离家门，也使吕中贞迷狂，一度失去自我，编制了一个个谎言。

吕中贞与穆逸志所生的儿子白吕所走的政治道路，与她恰好相反。白吕考取了公务员，这一度让吕中贞欣喜不已，觉得又是“冒青烟”了。经历了现代教育的白吕来到镇上做公务员，接手的第一个活就是为书记郭子兴替考MPA。在几次替考过程中，白吕渐渐了解到一些政治真相：既有胡作非为的镇书记，也有不收钱只接受美色贿赂的县委书记，更有普遍性的政治伦理问题，“不跑不行呀，不送不行呀，上边没人不行呀，上边有人可根子不硬也不行呀……”[13]当被要求劝说任小凤为县委书记“献身”的时候，白吕感到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充胀着愤怒与耻辱，决定揭发这些官员们的不法行为，辞去公务员工作，沉淀到最基层农村中去，从最基层的民主选举开始争取个人与村民群体的权利和利益。

比较于吕中贞的政治盲从、官本位崇拜而言，白吕有着较为清醒的现代政治意识，认为公务员不是为领导个人服务的。从最初的思想抵制到坚决辞职、举报贪官，再到反对清官庙所呈现的封建清官意识、参加村里水库承包竞标和村委选举，白吕开始了一系列具有现代公民意识和包孕现代政治伦理的政治实践，昭示了新一代农民现代政治伦理的觉醒和古老乡土中国向民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赵德发的这两部小说中的寓意又基本上是与他的伦理性思考相吻合的，表现出典型的伦理现实主义特征。”[14]

三、《双手合十》：传统佛教伦理文化的当代阐释

如果说《通腿儿》是朴素的沂蒙山文化艺术结晶，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从沂蒙山文化出发的，呈现出大气深沉丰厚的齐鲁文化精神特征，而创作于2006年的长篇小说《双手合十》则展现了赵德发先生对当代中国伦理文化的更深层关注和更为宽阔宏大的文化视野，从伦理文化重构的角度来思考新世纪中国伦理文化重构的传统中国文化历史资源和可能的多元精神途径。至此，赵德发先生已经从沂蒙山文化中走出来，不仅有着深厚的齐鲁文化所承载的伦理文化担当，而且转向中国传统文化，乃至是东方历史文化的可转化的、具有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德发先生不仅是沂蒙山文化、齐鲁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东方历史文化的审美书写者和思考者。

《双手合十》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佛教文化存在状况，塑造了以青年和尚慧昱、师傅休宁等众多人物形象，直指当代人欲横流、伦理失范的道德乱象，以秦老诌“诌故事”、穿插佛门公案、吟诵佛教诗歌等多种美学方式钩沉佛教历史，梳理汉传佛教文化、传达佛学智慧，探寻佛教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意义。慧昱的师傅休宁是一位坚守戒律的佛门高僧，文革结束后又不顾家人劝阻回到通元寺。重新回到佛门的休宁二十年来一直是过午不食，昼夜打坐“不倒单”。在狮虫猖獗、佛门不净的时代里，休宁离开通元寺，来到芙蓉山狮子洞，以松花野果为食，回绝当地官员请他做主持的邀请，只求一个人潜心修行。他坚守佛法、驱邪欲杂念，以“念佛是谁”的“参话头”作为唯一方式来参悟佛法，表现出执着、坚韧的精神和澄明、空灵的境界。但是，赵德发先生也展现出这种传统的“自了汉”式的修行所具有的偏狭与局限。

徒弟慧昱既从师傅休宁的偏狭中走出来，同时又秉承了师傅的了道宏愿和向善之心。叠翠山佛学院的高等佛学教育极大地开阔了慧昱的思想视野，使他对中国佛教文化传统、精神内涵有了一种整体性认知。佛学院的大和尚向慧昱讲解抵御心魔，要从双手合十做起：“双手合十是古印度的礼法，他们认为，人的右手是圣洁的，左手是不净的。把双手合在一起，就代表了人的真实面貌，代表了世界本相。”[15]慧昱从佛学院老师那里获得大启示，双手合十还有一层涵义，就是明白人的可悲可怜，也就明白了修行目标和努力方向：“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勇猛精进，自度度人，做一个真正的佛门弟子！” [16]小说不仅真实描写了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禅僧慧昱欲念起起伏伏的修行历程，情节生动，细节真实自然，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还细致地呈现了慧昱的开悟过程。因此，当“恶魔”觉通邀请慧昱到飞云寺担任监院时，慧昱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自勉，决定以身作则，弘扬佛法。

“慧昱从韩国广佛寺访学看到佛教现代化、全球化迹象之后，结合当代中国伦理危机和佛门内部的伦理乱象，以一种全球性现代佛学视野对中国佛教伦理文化进行思考，产生了转化传统佛教文化、普度众生的思想自觉。”[17]他在回国后的报告会上说：“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精神问题也在迅速凸现，人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社会弊病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的普遍反省……佛教资深年久，库藏丰富，具有很大的心理治疗、心理安慰和心理开发功能，很可能会在人类文化的重建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汉传佛教必须应时契机，调整改革，尽快完成现代化进程，以此来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变革相契合。” [18]沿着这一思路，慧昱继续思考，如何从师傅抱定话头闭关枯坐中走出来，让禅学契合现代社会。最后，慧昱从“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已在镢头边”的禅诗中悟出“平常禅”，从而达到佛我统一，心平行直 ，不修而修，出入自由。

赵德发所呈现的传统佛教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途径“平常禅”，鲜明呈现了佛教中国化的精神路径，又是新世纪的新时代文化语境之下对佛教现代化的文化探寻。佛教传到中国以来，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众多佛教派别，其中“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正是从这个佛教中国化过程中获得精神启示，赵德发先生在大众文化兴起的文化语境中，探寻到了佛教中国化、当代化的精神途径，让佛教从狭隘的佛门寺院中走出来，成为佛门中人和在家居士都可修练的、获得心灵安宁和内在伦理秩序的新伦理文化，“如英国学者苏马赫(E.F.Sohumacher)在《美丽小世界》中的说法就很值得注意。他认为现代西方所谓发达国家其实充满了弊病：专业化和大型化生产导致经济效率降低、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成了机器的仆人。反省这些弊病,他提出佛教经济学来相对照。正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其现代经济学一样,佛教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有佛教经济学。”[19]

据悉，赵德发先生关于中国道教文化的长篇小说已经创作完毕，正在联系发表、出版的阶段。至此，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这中国三大传统文化，赵德发先生都已经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呈现出他对当代中国伦理文化重建的审美思考，呈现出中国当代作家对时代精神状况的强烈现实关注、崇高美学意识和文化使命担当。

“在现代社会中，针对每一个道德评判均能找到其他同样说得通、可供选择的道德评判立场。另一方面，当代小说创作的规模以及自身特点决定了传统的伦理准则无法提供对这些特殊之处的解决办法，当代小说艺术独立性的建构使得伦理批评陷入困境……中国当代小说叙事自觉成为了抵挡传统伦理批评的挡箭牌。”[20]伦理文化如何与审美书写有机融合在一起，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难题，也是许多作家有意或无意遮蔽的问题。赵德发先生不仅没有回避，而且从地域文化和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哲理智慧；不仅呈现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失范的乱象，展现其根源，而且以一种有益的、建设性的方式提出重建新世纪伦理文化的可能的现代性精神途径，为当代中国伦理文化小说的审美书写做出了极为宝贵的、开拓性的精神探索。“文学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事务，它要求写作者必须心存信念，目光高远。它除了写生活的事象、欲望的沉浮之外，还要倾听灵魂在这个时代被磨碾之后所发出的痛楚的声音。因此,需要在今天的写作中，重申一种健全、有力量的心灵维度，重申善和希望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来寻找和守护的。”[21]从《通腿儿》超越传统伦理的人性之善、“君子梦”中的人格自我完善，到《双手合十》中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伦理文化审美书写，这是赵德发之于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任何一种开创性的审美文化书写，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不可否认的是，赵德发先生的伦理文化小说的创作也存在一些审美局限，如过于重视故事性，人物形象内心世界展现不够丰富，淋漓尽致、汪洋恣肆的丰富心理描写较为缺少，人物形象存在过多，分散、影响主角形象塑造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阅读的流畅与审美的快感。这些局限也从另一个方面凸显了伦理文化小说创作的艰难和不易，显现出赵德发先生在这一题材领域的开创性审美价值和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2]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张汝伦校，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第1版，第137页。

[8]苇岸：《最后的浪漫主义者》，冯秋子编，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9页。

[20]杨红旗：《伦理批评的一种可能性——论小说评论中的“叙事伦理”话语》，《当代文坛》2006年第5期，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