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悲剧意识中的海明威

关键词：悲剧意识；道德感；中和

中西悲剧意识的差异，往往体现在个体与群体、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感性自觉和理性自觉等方面。西方重视历史—个体的崇高，中国重视道德—群体的正义，而其区分总的表现在感性和理性的不同侧重上。海明威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同时具有中西悲剧感的交溶，它体现在悲剧人物的个体追求与群体正义、受难与执着，悲剧冲突的历史与现实，悲剧效果的静穆与中和，以及从其形式方面的理性与感性综合等。海明威自认为“《永别了，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其实，不仅仅是《永别了，武器》，可以说海明威一生中的主要作品都是悲剧作品。早期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青年男女禁不住的心中悲哀，《丧钟为谁而鸣》中清醒地走向毁灭的乔丹，《老人与海》中与抽象又具体的命运的抗争，《印第安营地》中死亡的震撼，《杀人者》与《白象的群山》中的恐怖，《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心灰与死亡等，无一不充满着人类悲剧性，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海明威是一个悲剧作家，而其作品的悲剧感也具有时代的中西交溶的特色。

一、悲剧人物悲剧人物是正面的英雄人物或具有正面色彩的人物，但人的自身的正面特点是次要的，在悲剧中主要的是人物意识中的高级状态，即悲剧人物在对立冲突中体现出来的精神。面对着冲突，悲剧人物的精神升华了，而读者也随即进入一个更高一层的境界。根据冲突，我们将海明威的悲剧人物分为两类：受难与抗争。这两种倾向，虽然在每个人物中都有体现，但在不同时期的各自侧重点有所不同，前期侧重的是人物的受难，如《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后期主要侧重于抗争，甚至是壮烈的自毁，如《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方式》中曾说：一个能够忍受无限苦难的心灵处于苦难的折磨中——只有这一点才是悲剧。虽说汉密尔顿的论述不是很全面，却也点出了悲剧人物受难方面的特征。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转引英国学者布拉德雷教授的话说：肉体的痛苦是一回事，菲罗克太特斯忍受痛苦又是另一回事。悲剧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很多正是来源于令人极为感动的忍受痛苦的崇高态度。布拉德雷认为受难即是一种崇高。耶稣的受难升华的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平凡人亦是如此。海明威笔下的受难的尼克、杰克、勃莱特、亨利、凯瑟琳等也都属于此列。《太阳照常升起》即是受难小说，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不忍受着各方面的痛苦：生理的、爱情的、体力的等等，虽然主要的冲突不在眼前，但冲突后的场景却使人触目惊心。作品主要围绕勃莱特的爱情关系而展开的，即与几个男子的情感纠葛。杰克因战伤致残不能和真心相爱的勃莱特结合，而只能和她保持恋人和朋友的关系；科恩追求勃莱特，是为了摆脱自己不喜欢的情人的纠缠而带来的痛苦；迈克同样不爱自己的妻子而与勃莱特保持不正常的关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不露锋芒，平淡而和缓，但在“和缓”的背后却隐含了极度的悲哀之情——要爱的不可能相爱，想爱的又得不到爱。杰克与勃莱特之间的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的精神折磨，科恩则是空虚中生活无所适从的表现，迈克实际上是在精神空虚中寻求肉体刺激。每个人都处于精神折磨中，这种折磨即由战争造成的。战争虽然过去，但冲突的结果依然在，它给人的影响和折磨还依然存在。战争中受难的另一组人物是《永别了，武器》中亨利们。《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常升起》不同，它不是把战争为潜在背景，而是作为作品中的环境，直接描写战争中的人和事。就此而言，《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的悲剧包含有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作品通过亨利中尉和凯瑟琳，体现了战争对人类的摧残、毁灭以及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叛。亨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满怀“使命感”志愿来到意大利战场，几度经历生死的考验，他开始意识到战争的罪恶本质，最后终于勇敢地“逃避”了战争，永远告别武器，成了战争的叛逆者。但“逃避者”虽然逃避了战争，却永远逃避不了悲剧命运，凯瑟琳的死，是主人公精神悲剧的高峰，也是羔羊一样的受难命运的不可避免的表现。悲剧人物有两个方面的精神实质，一是人物的现实趋向遭受挫折和压抑，另一个是人物不顾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威胁而进行的自我的精神肯定。海明威作品中第二种类型的悲剧人物即是后者，坚定的执着于精神的人物，即“海明威式的硬汉”，亦即“海明威式的英雄”，这些硬汉和英雄是在历史和现实的压迫下始终保持人的尊严，是“压力下的风度”。用汤因比的表述即是挑战下的应战，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挑战与应战之间诞生发展的，而真正的悲剧意义和悲剧精神也是在这挑战与应战之间产生的，有的应战了自然，有的应战了社会，有的应战了命运和死亡，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子，就是应战了命运和死亡而显出奇异光彩的。《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中主人公分别被置于战争和大自然的残酷环境中，通过激烈、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展现了他们的悲壮命运，其非凡、崇高之气魄令人震撼：他们的意志和精神在对立中也达到最高的统一——或为事业而英勇献身，或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以坚韧的毅力承受巨大的苦难，继而提示出人生永恒的价值和他们生命的意义。与前期的文学形象相比，乔丹和桑提亚哥已由受难型转变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表现出与命运勇敢地抗争，这就使得海明威的悲剧体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的悲壮而崇高的风格，从而扩大和深化了海明威悲剧人物的内涵。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体现出的是西方悲剧人物的个体特征，西方悲剧中，单个的人物试图与所有的形象对立、斗争，而自身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甚至个体的毁灭，如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等，海明威笔下的英雄也体现出这个特点，如放荡的巴黎青年以个体身份对抗战争、亨利以逃跑的方式对抗战争、乔丹自身走向死亡、桑提亚哥独立与鲨鱼作战……这种个体性体现出西方文化的自律性，这是海明威与西方紧密关联之处。

三、悲剧效果由于海明威是借助“冰山”原则进行创作的，因而他的悲剧作品也就显得极为含蓄，而不像传统的西方文学那样的极为激荡。他的悲剧是深沉的，但从效果上来看却带着某种中国传统意味的“中和”。海明威自己认为《永别了，武器》是一部悲剧作品，然而，我们并没有感到悲哀。这种悲的情怀，由于“八分之一”和“八分之七”的区别而显得更加含而不露。海明威是个感情奔放的人，但在具体创作中却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使自己那丰富的情感不会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宣泄出来，尽量使自己与作品保持一定的距离，写得冷静而不露声色，而读者却分明体验到作者深厚的情感。例如：“自杀的男人有很多吗，爸爸？”“不太多，尼克。”“女人呢，多不多？”“难得有。”看似毫无情感，毫无感受的两句对话，但却显示了一个受到死亡影响的孩子对生命、死亡的本能的感受，最后他“相信他永远不会死”，既是生命不朽的渴望，也是对死亡的本能恐惧。贝茨曾经说，海明威“在貌似粗硬枯燥的文风外壳下，流动着极其深沉的节奏，宛然炽热的火山熔岩”［3］。这一“火山熔岩”的控制，所流露的含蓄蕴藉，一如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激情与中庸，同时存在于海明威的悲剧作品中，这也就体现出中西交汇，尤其是中西悲剧感的交溶对一个现代作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