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历史研究及女性主义解读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历史研究及女性主义解读

一、对以往阐述史的简单梳理

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完成于1940年底，最初发表在1941年的《中国文化》上，1944年被胡风收入丁玲短篇小说集，1947年由冯雪峰收入《丁玲文集》，同年被周扬编入《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但作品从发表到现在，却是命运沉浮、备受争议。

1、发表初期

冯雪峰评价道：“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是早期对丁玲这篇小说最直接的评价。他说：“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可见，作品发表初期还是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的。

2、1957年“反右”时期

这一时期，在中国大陆，对《霞村》从政治革命视角的理解渐渐走向极端化。陆耀东在文中谈及贞贞的时候这样说：“她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顺从地与日本人一块儿生活，像日本法西斯的军营里的妓女一样”。周扬也撰文评价道：“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做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

3、19世纪70、80年代

这一时期主要从女性视角和启蒙角度来看待这篇文章，并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改变了以往从政治思想革命角度理解丁玲小说的单一性，评论家们直接关注文章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从多方面进行探索。

4、90年代以来

90年代一直到今天，80年代中后期引入中国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文艺批评领域展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女性文学史、妇女解放运动史的过程中，丁玲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最具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家，《霞村》也因主题的特殊性进入 各种女性文学读本，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样本之一。人们从多重视角进入文本，开掘出《霞村》所隐含的丰富的女性话语，进一步阐发它作为女性文学标本所具有的丰富价值，发现男权话语对女性话语的渗透。

二、女性主义角度解读

1、再谈贞洁观

古人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人的失节事关国家颜面，家乡风化。谈到《霞村》，“贞洁观”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话题。文章的主人公贞贞是一个被日军掠去充当军妓的女性，之后借身份掩护为抗战工作获取情报，成为一名女革命工作者，回村后却饱受同胞们的非议。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于是他就死了；或者竞受了辱，仍然死了；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父兄丈夫邻舍，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便渐渐聚集，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又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了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

《霞村》中那杂货铺老板眨着那双小眼睛：“她那侄女儿你看见了么？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亏她有脸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这种刻薄的话语让我们“窥见了一个由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意识杀人团”。

贞节观经过从古至今世代传承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不光男性对贞贞有诘难，而且女性自己也对这种贞洁观持“自觉认同”的态度。“尤其那一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没有被人强奸而骄傲了”。

按传统观念，一个女人被强奸，就是失贞。但作者偏偏给女主人公命名为“贞贞”。作为一个女人，被强奸已是失贞；作为一个中国人，与日本人搅在一起，更是大大的不贞。因此，“贞贞”其实是在双重意义上失贞。但作品中作者所着力突出的却是她性格中的纯洁与坚贞。从名宇中，我们就不难读出一种意味复杂的反讽。

2、“根”的束缚

“根”、家庭、故乡，本是一个人逃离外部世界的压迫，而选择的一个“避难所”，但在贞贞身上却发生了这种反向逃离，逃避“家”，而奔向远方。“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而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是什么使的原先温情的象征变为了一种巨大压力？

相比于城市，囿于交通、经济等限制，农村更为封闭，自成一个社会。一般一个村，总有几家“大户人家”（这里主要是指人数众多），都为同一个姓，或者从宗法血缘上讲，在五服之内。因为大家有这种较为紧密的联系，所以为人处事就要受到这个“小社会”的共同道德规范的制约。这种约束力在古代甚至比政府法律的条文更奏效，同时也不乏取人性命之举，如一个有妇之夫与人私通，就会被判沉潭或浸猪笼，生活在这个圈子里，必然要服从这些大家所共同遵守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受这个圈子里共同的舆论导向的影响。

贞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广大庸众的自由与解放而献身和失贞的，但却反过来为这些人所误解、嫌恶、鄙视和排斥，受到了比肉体伤害更致命的灵魂伤害，这是促使贞贞走出家乡，奔赴远方的主要原因。一个遭受了巨大的肉体与精神伤害的女性，在她本来想寻求温暖的地方，却受到更为严重的精神创伤。在此时“根”已经不是贞贞的乐园，而成为屡受伤害的来源。

3、抗争与救赎

“女人不是天生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现形象。决定这种界于男性与阉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的，是整个文明”。人类社会历史文明实际上是由男性书写的历史，女人从来都只是其中精致的点缀。

从贞贞回忆过去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贞贞不同于寻常女性的坚强：“人大约总是这样，那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

相比于霞村中的大多数人，贞贞是一个有相对明显的女性主义诉求的人。她向往读书，向往到延安去开始新生活，想要“重新做一个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追求平等、自由，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贞贞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不因别人的眼光就看轻自己，尤其是对平等婚姻观的追求，���体现出作为一个女性的自觉。她不想夏大宝因愧疚而娶她，宁愿独身不嫁。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贞贞的女性主义并不彻底，也感到不洁而出逃。但作为当时文化背景下的乡村女性，这已经是一个光辉的女性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