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防控家族权力腐败

打开二十四史，家族腐败史不绝书。民间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以视为家族式腐败的一个最为通俗的注解。然而，家族式贪官只不过是家族式腐败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败有两种情形，一是身居要职的官员，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员依仗权势侵吞国家、社会财富，形成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败家族不只贪财，还企图控制政权甚至取而代之。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卫帝王这一小家，针对不同类型的家族势力，出现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之家，以“祖宗成规”制之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亲戚也。“祖宗成规”成为制约外戚的重要法宝。东汉时，“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宋代为皇帝选皇后，特意“选于衰旧之门，庶免他日或挠圣政”。所以，宋代“女子之防尤严”，不允许后妃预政。个别得宠后妃，恃宠干政，皇帝一旦发现，也予以严裁。这些“故事”，被固化为“祖宗遗训”，深入人心，转化为朝野人士的共识和自觉，是对后妃势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轻武，外戚“不得任文资”，就不可能占据要职，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势力。但也有先为高官而后联姻而成外戚者，则可任文官，但一不许任侍从官，二不许任二府要职。宋代凡带殿阁待制以上职名，皆为侍从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没有形成势力集团。把持朝廷、弄权舞弊的只有外戚韩�腚泻图炙频溃�且都出现在南宋后期朝纲混乱之际。

但是，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实，外戚就会成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历数外戚年羹尧种种罪状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权力家族化与腐败，都“当大辟，亲属缘坐”。

士大夫家族，科举上抑制“官二代” 士大夫家族一旦拥有权势，便成为家族腐败的源头，或者说，家族腐败是权力腐败的变种或形式，而且单个人腐败一旦上升到家族腐败，往往便形成政治权力斗争。因此，家族腐败威胁政权。最低层次上容易引发党争，任人唯亲，是政坛上的毒瘤，因此，历代帝王都采取了相应的防控措施。

一个很重要的举措是，科举上抑制官二代。科举在长达1300多年历史上为寒门士子晋身参政提供了机会，但各个时期都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而是倚仗父辈的权势实现金榜题名，这实际上剥夺了很多寒门子弟的政治权利。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识地将抑制官员子弟应试作为奖掖寒士、体现公平的一种手段。唐代明确提出“科第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宋代专门创立了“牒试”制度，规定官员子弟、亲戚、门客须专送别处考试。

为了防范家族权力过甚而腐败，宋朝还规定，官爵不能世袭，此后更是形成制度，这就使官员的权力“一代享用便尽”。王明清在《挥麈前录》提到，本朝父子兄弟为宰执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们并不单纯依靠老子的权势，主要还是凭个人的奋斗，依赖于选官制度。因此，他们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时时表现出维护皇权的一面。

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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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内阁首辅翟銮的两个儿子同登进士，时人讥之“一鸾当道，双凤齐鸣”，翟銮也因此被弹劾“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将翟銮父子罢黜为民。万历八年(15

80)，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第三子张懋修考中状元，长子张敬修同时中进士。消息传来，舆论哗然。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张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时人作诗讽刺：“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做探花郎!”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氏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咸丰八年(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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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发生的戊午科场案中，主考官柏�因家人收受考生贿赂，事发后被处以死刑。清朝康熙时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参加考试单独编字号，规定取中名额，以实现“大臣子弟既得选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时，不少帝王对于官员子弟参与科举舞弊实行严惩。

为了从根源上控制权力家族化的腐败趋势，从源头上分散权力、从刑法上约束以及实行言官制等举措都收效明显。

此外，历代帝王还推行恩荫制度以弥补家族权力欲。士大夫家族的形成一般有两条渠道，一是科举晋身，二是恩荫晋身。前者取其才能，后者笼络其心，当然也不排除皇帝故意为之，意在让其后代轻松上位，堕其苦学进取之心，使其自我衰落。制度设计上，为防控有的家族势力膨胀，帝王有意识地维护即将衰落的家族势力，以达到权力平衡制约。宋代还利用恩荫制度满足官员的富贵享受之欲，以息其权力欲，其规模史无前例。荫补的范围非常广，花样也多。虽然恩荫制度在顶层设计上也对恩荫晋身者予以了限制，但也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它是一把双刃剑，遭到寒门士子的反感。

地方大家族，通过严谨的族规家训和严密的组织管理制度控制 世家大族世代执掌朝政，稍小的家族则纵横乡里，控制郡县政权，有的根本不把朝命放在眼里，因此，为了防控地方上的大家族，统治者也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效的办法便是大力表彰理学治家。

宋代最早提出重建宗族制的张载，提出立宗子法可以“管摄天下人心”。理学家程颐也极力主张重建家族制度，特别是强调治理好家庭、家族对于治理好国家的作用。南宋的朱熹同样大力提倡建立家族组织，同居聚财，反对异财别居。希望家族组织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无不懂得“国之本在家”的道理，都希望通过家族的稳定来巩固封建统治，家族内部越稳定则国家的统治就越稳固，反之就会有垮台的危险。宋明几代都把程朱理学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看中了这种理论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在具体措施上，赵宋王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对其进行旌表、资助，其方式有精神上表彰，如赐予“义门”、“义居”、“忠孝世家”等称号;物质上奖励，如减免赋税优惠，资助经济困难，保护族产;求忠于孝，鼓励他们读书科举。希望这种精神上的鼓励能够树立起大家庭的荣誉感，保持“肃睦治家”的家风，同时能够“乡里率化，争诉稀少”，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此外，自宋朝保甲制开始有意识将权力下放基层，以防止上重下轻，明朝和清朝基本沿袭了北宋的保甲制，形成了“保甲为经，宗法为纬”的社会控制网络。咸丰初年明文规定：“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这其实就是乡村自治的模式。因此，自宋以来，由家族组织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状况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理学治家兼乡村自治模式之所以有成效，原因就在于改造了中国家庭文化的基因，使世家大族的关注点从权力荣耀转向家族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