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

" 首先，在巴赫金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环境中，政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后者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学术活动。在巴赫金进入思想学术领域之际，正是俄罗斯社会天翻地覆的时候。十月革命使他未能读完大学，革命初期的困难使成千上万的人处于冻馁之中，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彼得堡到涅维尔以及维捷布斯克谋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影响自己大半生、后来被称为巴赫金小组的那一批年轻朋友，并在与他们的切磋砥砺中形成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关于康德、柯亨的哲学、美学，以及自己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伦理哲学。1924年到1928年对于巴赫金也是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在这几年，巴赫金以朋友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从选题到核心观点都明显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气候有密切关系，批判形式主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几种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文学形式、语言和心理构成的本质，等等。即使是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也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视角；而30到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明显存在，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关于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留下了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这最强烈地体现在他著作中对民间文化没有批判的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阐释。这些论题、角度、学术立场的选择，都与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那么，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的影响是否仅仅是负面的?应该说不是。即使在那些以朋友名义出版的著作中，尽管巴赫金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观点难脱那个时代的制约，但马克思主义给了巴赫金其特有的开阔和深刻。巴赫金少年时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对十月革命后作为苏联社会权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尽管当时布尔什维克实际的意识形态比经典马克思主义要狭隘肤浅，但通过它毕竟可以窥视一个具有极大理论深度和力量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思想世界。事实上，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限制，同时也能提供一种洞见。在这方面，巴赫金提供了一个范例。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术论著在20年代与60年代截然不同的命运和学术效应，并不仅仅是因为巴赫金后来的修改，更重要的是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使然。巴赫金在60年代不仅仅是作为一位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和理论家被发现的，他还是作为一位被无端迫害的圣徒般的人物被塑造的。他在几十年间的苦难经历和遭遇不能不深深地感动人和震撼人，尽管他自己很平静地对待自己的过去，但这份平静也具有特别的效应。巴赫金在60年代复出本身和复出后的轰动效应，并不仅仅是他思想学术的价值决定的，也不能仅仅归功于柯日洛夫等人的奔走和超常的社会活动能力，还与60年代苏联的政治气候和环境有明显的内在关系。

巴赫金在西方社会的遭遇和形象也与政治相关。在50-8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中，思想学术活动往往渗透了这种冷战政治的思维，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往往被有意无意作为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抗苏东诸国的领域。西方的策略之一就是通过发现、肯定、奖励苏东诸国那些与政权保持距离、甚至反对政权、或被政权迫害的文化人进行文化策反，将他们作为一个标本，来控诉或丑化现政权。像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类" 活动，往往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东进行意识形态战争的形式(这当然不意味着苏东作家获奖只是因为政治原因)。巴赫金在西方走红，除了他学术思想本身的深刻性、丰富性和独特性外，不能否认国际政治斗争的因素也起着某种作用。 例如在以“沃洛希洛夫”名义出版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大纲》一书中，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的立场出发，用“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来解释弗洛伊德的“意识”和“潜意识”两个核心概念，并揭示两者之间冲突的社会性质而非私人性质，意识对潜意识的压制实质是官方意识对非官方意识的压制，两者之间的分裂也是如此。而在这种压抑中，“官方意识和非官方意识的分裂愈是深广，内在语言的动机转化为外在言语……即在外在言语中定形、清晰和巩固，便愈是困难。”《米哈依尔·巴赫金》的作者在引述上面一段话后，对这段话内在的真意作出这样的注解：“这是他对自己困境的自白，裂隙愈来愈大，一方是他自己的宗教和形而上学观念，一方是苏维埃政府日益强硬地坚持要人们依从俄国共产主义。”前者受后者的压制就像潜意识受意识的压制。这样，“巴赫金大胆地坚持主张心理的统治法则与国家的统治法则彼此相通，这不仅是一种理解弗洛伊德的新方式，而且是从‘地下’发出密码启示的新方式。官方与非官方意识之间的裂隙如此之大，官方的内容终于扼杀了非官方的内容。……实际上，这些大胆的言辞正是此人的夫子自道，他自己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将沦为丧失社会地位的孤独者。”(注：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米哈依尔·巴赫金》中译本之“译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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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页。) 那么，这种政治化的阐释是否强加给巴赫金的呢?如上所述，巴赫金的著作确实充满了政治内涵，社会论、政治论的视角是其大部分著作中渗透的视角之一，但这种政治内涵未必都是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指实的那种对当下政治情势的对抗和对话，而是更抽象、更广泛、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的内涵。除了像批判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这样比较具体的课题其政治内涵比较具体外，大多数著作中的政治内涵不具有直接的当下现实针对性。

巴赫金的思想学术成果和命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即一个学者的思想学术成果渗透着无法抹去的政治内涵、政治泛音，他思想学术的命运也会身不由己地被政治所左右。巴赫金的启示是，一个思想学术人物能做的也许不是如何摆脱政治，拒绝政治，而是深刻地思考和透视政治，并穿越和利用它来实现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