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斗士”步鑫生

有尊严地离去

步鑫生去世前还是喜欢抽香烟。年轻时他抽烟抽得很凶，一天两包，今年5月后，虽已重病缠身，他仍然习惯每天抽两支，多的时候抽四支。6月4日中午，他像往常一样，点燃了一根中华牌香烟，熟稔地吸了一口，却不无感伤地说：“抽上去没味道了。”这个倔强的老头似乎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抽的最后一支烟。

此时的他已经连续数天水米不进，勉强喝进去一点粥，也会忍不住立刻吐出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意识还一直清醒。医生说还可以再抢救，但他却一直在说“拿下，拿下”，示意医生把氧气面罩拿掉，不要对他进行过度抢救。在此之前，他就再三关照医生和家人，临走时不要抢救，不要去重症监护室，不要在身上插满管子。

事实上，步鑫生能坚持到现在已属奇迹。早在15年前，他就被查出患有肾癌和前列腺癌，在上海中山医院施行手术摘除了部分器官。“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要完了，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在身边人敏敏的悉心照料下，步鑫生竟然奇迹般地慢慢调养过来。他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朋友说，他要争取活过90岁。

在漫长的调养期里，病退的步鑫生开始有时间练练书法，看看书帖和史书。“他喜欢榜书，爱写‘龙’字，一纸一字，写不惯小字。”敏敏告诉我们，他最开始用包中药的牛皮纸一张张铺平摞起来练字。步鑫生的字备受朋友们喜欢，2012年春，浙江省文联的一位领导与他首次见面，就向他求字。“但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等到他的字练得刚刚有点起色，病情却加重了。”

2013年11月底，年近80的步鑫生明显感觉腰腿酸疼，走起路来很不舒服。一检查，原来是癌症复发，全身性扩散到腰椎、颈椎等多个部位。按照中山医院当时的说法，像步鑫生这样的病例，医院一共接收过3000多例，最长的存活时间未能超过11个月。但步鑫生偏不信邪：“别说11个月，我要活它几十个月！”这个刚烈老人的性格历来如此，越压制，越反抗。他还不忘安慰家人：“哪里多了一个（肿瘤），又怎么样呢？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可怕的。”

手术前一天傍晚，步鑫生特地把家人叫到病床前，并请好友张新祥和林坚强做见证。“他拿出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政府，假如这次手术他醒不过来，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字画、信件等物品捐献给政府。他甚至把目录都详细列好了，写满了整整几大张纸。”老人的周到细致让张新祥印象深刻。“第二封信写给中山医院的领导，实际上按照他的年龄和病情已经不宜再动手术，但他让医生大胆地动手术，万一有问题跟医院无关。第三封信写给子女，万一手术不成功，千万不能责怪医院和医生。”

所幸第二天的手术很成功。在术后恢复期间，步鑫生能坐着就绝对不躺着，能站着就绝对不坐着，连见惯病患的护士都很佩服他。在家人的印象里，似乎从来没听他喊过疼，甚至和别人说起病情时，他依然眉飞色舞，好像说的不是自己。哪怕病重至此，这位瘦小的老人，骨子里依然强悍。

病重时有朋友探访，步鑫生仍然会穿上笔挺的衬衫来见客。与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步鑫生非常注重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礼貌。“他从不做家务，唯独衬衫不让身边人洗，怕洗坏洗皱了。”敏敏告诉我们，以至于连身后要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挑选好――湖蓝色衬衣、蓝色领带和西装，外面盖的被子要红色带金字的薄棉被。“怕儿孙打不好领带，他亲手提前打好。”

在最后的时间里，步鑫生的状态在往下走。纵然不舍，敏敏心里也明白，不管怎么努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衰弱。“他非常坚强，非常乐观，只可惜他得的病太凶了。”敏敏轻轻地说着，眼光望向窗外，陷入了沉默。停顿了几秒后，郑重补充道：“他走的是有尊严的。” 小裁缝的改革

“如果说遗憾，步鑫生此生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他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海盐衬衫总厂没了。”林坚强告诉我们，每次提起，老人失落的神情就像丢失了珍贵宝贝的孩子。海盐衬衫总厂的旧址，如今已变成了一片高档商业住宅区。走在这里，丝毫看不到过去的影子，只在东南一角竖起了一块旧址纪念碑。步鑫生一直不愿重回这里，甚至还会刻意绕开。对他来说，这里飘荡着他的改革岁月，也深埋着他心底未能彻底打开的心结。

浙江海盐县地处杭州湾北岸、钱塘江口，汹涌的钱塘潮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从这里溯源而下。步鑫生是海盐县武原镇上有名的步家裁缝的后代。他童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吴银宝含辛茹苦将兄弟三人拉扯长大。在小弟步焕章的记忆里，二哥步鑫生从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与自己老实温和的性格截然不同。步鑫生小学毕业后便跟着堂哥学手艺，缝纫技术堪称一流。当时，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愿意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时，他常常加班到深夜。

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从1979年起在海盐衬衫总厂实行联产计酬制，“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将懒惰职工毫不手软地予以辞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根除“泡病号”的流行病。

除此之外，他还定下企业的招待标准是三菜一汤，在上海人民广场登霓虹灯广告，租下一辆皇冠牌小轿车往返上海、海盐接送客户，销售员出门跑业务坐飞机、坐软卧，让职工唱厂歌，佩戴厂徽……

这些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年却无一不是充满争议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甚至有声音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为此，步鑫生也遭受了不小的压力。有女职工写信到县妇联告状，这封告状信辗转交到县委副书记的手中，他批示让步鑫生把病假劳保制度改回来。当主管部门的一位副经理拿着这封批示去找步鑫生时，他却当面将其撕得粉碎，扔进纸篓，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当厂长，要对整个企业负责，对全体职工负责，如果他要叫我补发工资，你叫他来发吧。”

即便时间坐标移到今天，步鑫生当时提出的口号依然严苛：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

此时的步鑫生尚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朴素话语将成为划时代的改革“金句”。“我是被‘逼’出来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后来这样评价，当时搞企业创新，只是为了破除一些束缚企业生产发展的旧东西，不料在打破条条框框中，自己竟成了“改革先行者”。 造神与破灭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此前，自凤阳小岗村发端并全面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取得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从中央到地方，迫切需要一位“暴风骤雨式”的破冰者。步鑫生恰好契合了这一期待。

料想不到的是，《工人日报》随即刊发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中，却报道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事件，指责他“独断专权，欺压工人”。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做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最终，在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步鑫生被调查组定性为“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在中国，“榜样”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几乎一夜之间，步鑫生“红”了。媒体对步鑫生的采访铺天盖地而来，在巨大舆论的催化下，“步鑫生神话”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里，海盐县武原镇上迎来了潮水般的参观人群，高峰时每天多达几千人。这样火爆的场面连步鑫生自己也无奈：“干脆把我放到动物园给人看算了。”

在人潮中，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怀揣两张《人民日报》，徘徊在衬衫厂门口，他刚刚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取名万向。但保安并没有让他进门，因为有关方面规定，只有司局级干部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听听录音。最后，他只好托《浙江日报》记者引荐，才破例获得了15分钟与步鑫生面谈的机会。

多年后已成为步鑫生晚年好友的张新祥，仍然记得当年“步鑫生”的光芒。“当时我只是海盐一家小企业的供销员。那时候搞采购很苦，人家有货也不卖给你，只能从计划外剩余的拨你一点。”有一次张新祥去浙江龙游采购纸张，按常规只能采购到一两吨，但当他打出步鑫生家乡企业的招牌后，对方竟然同意供应20吨。 步鑫生的符号意义，给当时处于探索中的改革者送上了“定心丸”。1984年，甚至被公认为“步鑫生年”。但真正的步鑫生仍然还是那个脾气直、性子急的倔犟汉，尽管能干，却也不太招人喜欢。

海盐衬衫总厂从1984年底开始上马西装项目，这也成为步鑫生从巅峰滑落的开端。当时西装市场被看好，全国很多企业都在生产西装。上级主管部门一再要求海盐衬衫总厂上一条西装生产线，步鑫生抹不开面子只能点头，但只要“6万套生产规模”。报告打上去，省二轻工业总公司负责人却说，步鑫生是全国典型，要做就做最大的。生产规模加码到年产30万套，3年后追加到80万套。

同意让西装项目上马，步鑫生也承认当时有点头脑发热。1986年，当6000平方米的西装大楼建成时，衬衫总厂多年积累的利润也全部填入这个“无底洞”。彼时国家出台了财政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钢材、水泥等价格一路看涨，建西装大楼每年的贷款利息就要40多万元。而国内的西装市场却在急剧萎缩。

这年8月底，省二轻工业总公司负责人来到海盐衬衫总厂，他认为“西装热”已过去，省内杭州、萧山两条西装生产线已下马，要求步鑫生也下。但步鑫生却不认可，他坚持熬上两年，待“西装热”再来时，便能抢先占领市场，否则前功尽弃，死路一条。性子火暴的他甚至急得和省公司领导顶起来，声称：“我只认理不认权，只要我当一天厂长，一天不下！”气得那位负责人两手发抖，晚饭都吃不下。以至于朋友们常常感慨：“老步是个好人，就是不懂政治啊。”

9月4日，步鑫生被送去浙江大学“深造”，由县二轻工业公司掌门人代理厂长。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要求回厂收拾烂摊子。此时，西装线厂房、设备已被卖掉，厂内部分技术人员被放走，企业债务累累。当年底，省调查组突然来厂里，说群众反映步鑫生受贿外商金戒指和电视机，并以锁住仓库内产品不准送海关为威胁，要步鑫生交代。步鑫生拍案而起：“我‘步鑫生’三个字，哪怕你用10根金条也收买不了。不按期交货外商要索赔，你能负这个责任吗？”

1988年1月，衬衫厂里的下水道开始堵得恶臭连天，红极一时的企业一片萧条。1月15日，步鑫生被宣布免去厂长职务，调县二轻工业公司工作。第二天清晨，当林坚强早早赶到海盐衬衫总厂时，只见步鑫生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接连不停地猛抽香烟。“他的脸上布满着无奈，交谈中不时露出委屈和怨气。”林坚强记得，末了，步鑫生愤愤地说：我不会认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20多天后，没有告别，步鑫生过完春节便悄悄地离开了家乡，不服输的他要去另闯江湖。他总是憋着一股劲，说：“好企业请我，我不去，亏损企业我才去，我要体现人生价值！”他在北京承包一家亏损服装厂创办了“金宝路”衬衣品牌，后又接手亏损状态中的辽宁盘锦服装厂推出“阿波罗”衬衣。1993年，他应邀到秦皇岛创办步鑫生制衣公司。1998年，他赴吉隆坡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举行的工商界高峰论坛。

家乡，只能在半夜想得心痛。在外漂泊的十几年，步鑫生极少回海盐，清明时给母亲上坟也是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走。而身边的朋友也极少听他提起这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伤痛，需要时间慢慢抚平。2001年步鑫生因病中止创业生涯，定居上海修养。 恩怨师徒情

2000年9月30日上午，赵荣华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劳模观光团，手机突然响起，一个生疏又透着熟悉的声音传来：“是荣华吗？”赵荣华不由一愣，脱口而出：“是先生？”“先生”，是海盐衬衫总厂的职工对厂长步鑫生的称谓。通话中，已定居上海的步鑫生说他正在海盐，想和赵荣华见上一面。关上手机后，赵荣华沉默良久。自从离厂后，自己和步鑫生再无任何联系，而当年那场轰动全国的“罢免”风波，也已经整整过去17年了。

1983年7月的一天，步鑫生突然召开厂工会委员会议，宣布改组厂工会，任命工会副主席赵荣华任主席，取消原工会主席冯织娟的职务。当时，冯织娟照顾生病的孩子没有参加会议，而赵荣华也正在海宁送货没有回厂，直到第二天才从同事口中得知。步鑫生几次催促赵荣华立刻上任，但考虑再三后，赵荣华却拒绝了。“按照《工会章程》，工会主席是由会员们选举后报县总工会批准的，这样做恐怕不合适。”

赵荣华不听自己的安排是步鑫生没有料到的。此前，赵荣华一直是步鑫生的左膀右臂，先后担任厂保卫科长、后勤科长等近10个职务，并与步鑫生师徒相称。步鑫生的话在厂里向来是金科玉律不容改变，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让他十分恼火。与此同时，步鑫生的改革形象正在国内快速升级，一路疾驰在改革“偶像”的快车道里。对赵荣华这样“不识抬举”的举动，步鑫生不能容忍。

此时的步鑫生根本不愿见赵荣华，他知道赵荣华身兼保卫科长，有厂里所有办公室的钥匙，于是把自己关在电梯上面的一个小房间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万宝路”。找遍了全厂也不见步鑫生的赵荣华，前往县委、县总工会和县二轻工业公司反映情况。走到厂门口，抬眼看到四张刚刚贴出来的开除通告，赵荣华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把通告通通撕下来，大步冲出厂门。

第二天有人告诉步鑫生，赵荣华已前往杭州向省总工会申诉。这无疑是火上浇油，步鑫生又贴出了第二张通告，立即开除赵荣华。1984年1月，由于《工人日报》刊发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报道，经上级工会和海盐县委的直接干预，步鑫生不得不恢复了赵荣华的厂籍，却始终不肯恢复其职务。眼看着步鑫生如日中天，讨回公道无望，赵荣华于当年11月悄然离开衬衫厂，回到澉浦老家立志创业。 此时，53岁的赵荣华已是海盐县特种纤维织造厂厂长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从北京赶回海盐之前，他特地买了几条“万宝路”香烟，他还记得，烟瘾很大的步鑫生常常抽这个牌子。当赶到步鑫生住的宾馆，服务员却告诉他：“步先生今天早晨返回上海了。”赵荣华默默地走出宾馆大门，好面子的步鑫生直接面对他并不容易。

2001年5月，步鑫生应邀出席海盐南北湖的“源亭”落成仪式。“源亭”二字，由步鑫生亲笔所书，其寓意是：海盐，既是钱江潮的发源地，也是改革大潮的发源之地。在仪式上，赵荣华与一别17年的步鑫生再相逢。在赵荣华眼里，年届70岁的步鑫生并没有什么变化，头发一丝不乱，衬衫雪白，领带光鲜，不禁感慨地说：“先生，你一点儿都没变。”

久别重逢，情绪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热烈。显然，两位有着极强个性的人，对过去的事都绝口不提。赵荣华邀请步鑫生到他的厂里参观，临走时，步鑫生对赵荣华说：“你是我们衬衫总厂出来的人中，干得最好的一个。”

虽然难以开口，但在步鑫生心里，始终把开除赵荣华视为“平生一大憾事”。经过深思熟虑后，老人大胆而坦荡地公开著文，向赵荣华夫妇道歉。在2003年10月7日的《浙江工人日报》上，步鑫生这样剖白心迹：“我在外地十余年，很少回乡，有时静下来，就会情不自禁想起他（指赵荣华），这种回忆既有美好的方面，也有内疚甚至痛心的方面。他们夫妻俩被打击，身处逆境，责任全在我个人的错误决断。虽已时过境迁，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抹不去，每每想到当一个人遭遇不公正对待处理后的那种心情，愧疚之情油然而生。”

赵荣华感慨道：“了解步鑫生性格的人大都知道，性格刚烈的先生能主动做自我批评，确实很不容易。”从此以后，步鑫生每次回海盐，赵荣华都尽量抽出时间陪陪他，并为老人晚年的故乡生活提供诸多帮助。赵荣华说：我与先生这段恩恩怨怨的师徒情，不仅仅因为彼此相识将近40年，更在于我对改革先锋人物勇气、胆量和魄力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