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健康的党内关系

长期执政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能正确应对执政地位带来的各种影响，党内关系就有可能偏离健康发展的轨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内关系就是一个负面的典型。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苏共党内关系僵化、变异，苏共看上去虽依然强大，但已外强中干，毫无凝聚力，为他去世后仅9年就分崩离析埋下了伏笔。作为一个执政60余年，领导改革开放30余年的党，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长期执政的各种风险挑战。反思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内关系的历史教训，对于中共在新形势下构建起健康的党内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要破除思想上的麻痹状态

苏共党内关系模式成型于斯大林时期，客观来说，这一模式在复杂艰险的国内外形势下还是有其适应性的，但并不代表尽善尽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新经济体制”改革等因素推动下，苏联的经济稳步增长，军事方面也逐步与美国取得均势。这些表面成绩严重迷惑了苏共领导人，他们为取得的成就陶醉不已。在党的建设方面，他们同样认为形势一片大好。党员数量不断增加，组织不断扩大，党的各种体制机制都已沿袭多年，运转正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担忧的。

思想上的麻痹，导致勃列日涅夫对党内关系问题不予重视。他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总结报告中说苏共“发扬党内民主、遵循列宁的党内民主生活准则”①。二十五大上他的论述是，自他上台后苏共党建方面的各项方针“在加强和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和原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进一步加强”②。所谓方针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固守斯大林时期的党内关系模式。除此以外，勃列日涅夫的各类讲话，关心的都是国际问题和经济问题。苏共中央的议事日程涉及党的问题的只有一项，“那不过是官员的任命问题”③。正是由于对党内关系问题的麻木不仁，才导致其党内关系的诸多问题被人为掩盖。这一时期苏共党内官僚主义盛行，本位主义突出，党内组织之间互相推诿，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恰巧应验了俄共（布）十大所言，党内关系“由党的组织的发展形式变成这种发展的阻碍”④。

纵观中共执政60余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对党内关系的重视是中共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这样的失误，而作为总结教训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提出了党的工作失误与党内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有关，这次会议对党内关系进行了一次及时调整。而反思文革，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内关系进行了明确规范，这就为领导改革开放夯实了基础。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中共党内关系总体来说是良性的，但对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者有之，普通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涣散现象不乏见；在上下级关系上，不能完全做到令行禁止；在党内生活中，存在歌功颂德，相互吹捧，民主生活走过场，不讲问题只摆成绩的现象，缺乏有效深刻的相互批评。“打铁还需自身硬”，健康的党内关系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好党内民主生活，着力铲除党内的团团伙伙等，都是加强党内关系建设的重要一环。有必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破除思想上的麻痹状态，直面党内关系存在的若干问题，方能构建起健康的党内关系。

要防止各种利益关系的侵蚀

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⑤。列宁时代的苏共党员，自他们入党之日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维系着党内关系的纽带就是信仰。斯大林实行了所谓的特权制度，“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命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⑥。但此时苏共党内关系不能说就变成了一种利益关系，因为这一时期苏共仍处于艰苦奋斗的阶段，绝大多数党员加入这个党，还是为了理想和事业的。此外，频繁的政治运动，党内新陈代谢速度非常快，不可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固化的利益关系。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已处于长期和平执政环境下，对于很多人来说，入党不再意味着流血牺牲，而是可以带来权力与利益。因此，苏共过去用来维系党内关系的理想信念在逐渐淡漠，苏共领导人也没有思考更好的方法来维系整个党，只是继续强化斯大林所发明的特权制度，以此来巩固统治。而对于党内的人来说，一旦获得了所需要的利益，为了能够让既得利益永久化，他们就必须结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互，相互受益的关系。党内关系演变为一种利益导向的关系，最终在党内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不断蚕食党的肌体。苏共党内关系之堕落和腐朽，甚至比某些资产阶级议会党还不如，他们至少还会为选票而共同奋斗。可是苏共内部还有什么呢？只想着维持现状，把既得利益永恒，一切都彻底凝固了。而一旦这种利益无法持续获得下去，党内各个利益集团也就各自寻找新的可供依靠的势力，党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西方议会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靠伟大的事业、高尚的情操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凝聚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利益集团。这就注定了在党内关系上的高度纯洁性，不因个人、小团体的私利而使党内各种关系受到牵绊。中共处在长期执政环境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利益结构、思想结构都日益多元，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利益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党内。在党内关系中搞利益交换、利益捆绑，权力寻租、私相授受的现象频发，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党内关系的纯洁性已经受到了侵蚀，出于理想、信念、事业而结成的关系有蜕变的可能。各种利益关系对纯洁的党内关系造成的侵蚀，其危险性和紧迫性须引起全党警醒。 从历史上看，中共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着力防止党内受到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是中共保持党内纯洁性的法宝。但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保持党内关系的纯洁性，仅有从思想上建党这一法宝是不够的，要正确处理党内关系中存在的利益问题，要尊重党员个人的合法、合理利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使一个8000余万人的执政党一点利益问题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是，决不能让党内形成相互勾结的利益集团，必须构建起有效处理利益关系的机制，斩断党内搞利益交换、利益捆绑的链条，坚决铲除党内滋生腐朽关系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内关系的健康发展。

要始终恪守党内关系的党性原则

苏共党内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张，残酷打击、肉体消灭频现，党内关系只剩下绝对服从和对领袖的无限崇拜。勃列日涅夫是通过政变上台的，但对待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不再像过去一样肉体消灭，而仅仅是在政治上击垮对手，能够给予他们人道的对待。这应该是苏共党内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进步。但是问题在于，勃列日涅夫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改变了苏共党内关系紧张的局面，但又造成党内关系的无原则性。这一时期的苏共党内关系，下级对上级极尽阿谀奉承，甚至不惜加以贿赂，以此获得升迁。而勃列日涅夫对于下级的很多错误不但不加以干预，反倒听之任之，放纵其行为。比如，1980年震惊苏联的鱼子酱走私案爆发，涉及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麦杜诺夫，而在勃列日涅夫主导下，此人受到的惩罚仅仅只是挪个位置调到中央当副部长⑦。苏共党内上行下效，党内各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一味纵容，苏共党内实际形成一种默认的庇护关系，领袖需要下级的支持，就通过纵容他们的行为来获取；下级需要上级对他们行为的放纵，就通过不断支持上级来博得。上下沆瀣一气，把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变成了毫无党性原则的贵族俱乐部。

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关系有其基本的党性原则，如遵守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的团结统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若党内关系丧失原则，则极易蜕变。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性原则问题，延安时期就制订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党内关系中违背党性原则的状况主要有三种：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在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内关系中能否坚持党性原则面临着新的考验：一是市场经济的浸染，利益的诱惑使得党内一些人不顾组织性纪律性，拉帮结派，利益交换，还有一些人搞本位主义，只顾自己小集体的利益，无视大局；二是对外开放条件下，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在党内大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三是党的组织基础的扩大，不同社会背景、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进入党内，其中不乏看重党的执政地位的投机分子，他们带入各种思想，从而使得党内关系受到冲击；四是对过去党内斗争的错误理解，认为市场经济里没有必要搞党内斗争，奉行好人哲学，对同志只有表扬，没有批评，对错误的行为不指正，甚至包庇纵容。这些问题都是新形势下党内关系中一些新的现象，严重违背了党性原则。

针对此，一要严肃党内的政治生活。党内生活不能走形式、走过场，搞好人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触及实质、触动灵魂；二要严肃党的政治纪律，绝不允许目无组织、不受约束的少数人在党内肆意横行，要予以严肃的纪律处理；三是不能纵容西方抽象的人性观在党内肆意扩大影响，杜绝一些人以人性对抗党性，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四是要敢于开展党内斗争，“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⑧，不能把党内斗争理解为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有分歧很正常，但都必须要通过严肃的党内纪律来加以消除，目的在于党内团结。总之，坚持党内关系的党性原则，党内关系才不会重蹈苏共覆辙。

要有效提升党内关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

纵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党内关系，其党内关系的异化蜕变，与制度虚化有着紧密联系。首先，勃列日涅夫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但制度大多形成于革命年代，很多制度与党所处的长期执政环境是脱节的。革命环境下造就的既有制度，一方面经过了实践检验，是宝贵经验历史财富，但另一方面，随着取得执政地位，旧有的制度逐渐暴露出与领导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的不相适应性。苏共因循守旧，对党内关系的制度的改进无所作为，使得既有制度与党内关系的实际状况严重脱节。其次，制度多缺乏可操作性，停留在纸面上，使得人为因素在党内关系中起到了严重的消极作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口口声声说要坚持集体领导制度，“认为今后再由一人身兼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二职是不适当的”⑨。但他通过巧妙的权力斗争，仍将最高权力集于一身，并制造不亚于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苏共党章明确规定要实行选举制，但勃列日涅夫一如既往地坚持干部的任命制，甚至还将对干部的任命原则变为根据与自己远近亲疏关系来加以决定，从而在苏共党内形成“第涅伯河”帮，这个帮派的人，都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同学以及旧日的同事，以是否效忠他作为可以提拔重用的标准。苏共党内关系，长期就是制度和实际操作两张皮，制度虚化、束之高阁。

借鉴苏共教训，构建健康的党内关系，必须有效提升党内关系建设的制度化水平。一是党内关系的相关制度与时俱进地不断改进尤为重要。中共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改革进程中，中共高度重视党内关系的制度建设，党委议事制度、党务公开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先后出台，从而对党内关系进行了有效规范。但是，比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现有的制度体系仍不完备。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健全党内关系的相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任务更加急迫和重要。党内关系制度建设必须要立足于党情变化，立足于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信息时代等条件来展开，要让制度真正体现出时代性。二是要确保制度的执行力。中共党内关系现有制度，从执行层面上讲仍然有打折扣、不落实的情况。为此，制度建设必须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总结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要“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为此，首先，要突出完整性，要确保制度能够涵盖党内关系运行的方方面面，避免出现死角、空白，确保制度能够覆盖党内关系运行的全流程；其次，要注重协调性，要确保各项制度之间的有机衔接，确保制度执行起来的连贯性和一致性，特别是避免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互相矛盾和冲突，确保制度执行的效力不至于相互抵消，防止让人无所适从而引发党内关系的紊乱；再次，要加强制度的权威性，制度的效力必须有相应保障，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惩处措施，只有这样，制度才能对健康的党内关系真正起到保障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