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上使用重典的思考

元末明初，社会不宁，犯罪现象严重，被明太祖视为乱世。朱元璋遵循古训，提出：“吾治乱世，非猛不可”的思想。于是“乱世当用重典”的思想便应运而生。重典，顾名思义，是指较重的刑罚。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虽不处于乱世，但对于重典仍是有记载的，所以今天我们对重典的使用也需要有一些探讨。

早在《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大司寇》中载：“一曰，邢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可见，重典在历史早期就已经使用了。虽然周王朝对于刑罚本着世轻世重的原则，但我们看到西周刑罚的主体是墨，劓，髌，宫，大辟五大刑罚，也称旧五刑。这五种刑罚，手段均是十分残酷的，前四种肉刑的目的是给人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使人残疾，而最后的大辟又称生命刑，其严酷程度不言而喻。所以，在西周，在非乱世的阶段，重典是存在的，并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刑罚使用。

在上古时期，法制制度并不完善，重典的出现可以有效的起到威慑百姓的作用，严明的刑罚可以降低犯罪的发生。但是，重典是否应该贯穿整个王朝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看到，不仅是在西周。在汉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国家已经是破败荒凉不堪，百姓民不聊生，社会经济凋敝。汉初统治集团在推行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的思想的同时，意识到秦律过分的严苛和繁密。于是，刘邦初入关就与咸阳民众“约法三章”，废除了秦朝繁苛律令。之后，汉惠帝，文帝又相继废除了一系列重典，进行形制改革。与秦朝相比，汉朝的法制明显呈一个轻刑慎罚的态度。

在《尚书》的《吕刑》中最早出现“刑罚世轻世重”。《吕刑》规定道“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时期刑罚也是有所区别的，应当依照社会现实的客观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打击犯罪的目标；有区分的去使用刑罚，正确的执行刑罚，才能保证社会安定和谐的需求。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也有着与《吕刑》相通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这一刑法思想也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的阐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韩非的思想是指统治者制定刑法的根本是为了爱护百姓，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所以不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刑罚，要考虑到治理社会的根本。也就是说制定刑法是为了治理好社会，所以法律的制定要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发生变化。假如时代转变但是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必定会有法律无法涵盖到的社会问题，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会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法律，刑罚的轻重应当适时采用，这样才可以实现把国家治理好的目标。由此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从两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汉代在初始之时由于经历了太多战争的摧残，国家已经是十分脆弱，统治者奉行黄老的休养生息的哲学，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可见在汉朝的治理中，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政权的法宝之一。

宋朝王安石在主张变法时曾明确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并且强调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意思就是，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这两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实现社会稳定治理有效的必然要求。历代统治者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司法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客观的社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这也就说明，乱世用重典的传统并非是一味正确和有道理的，只有建立理性客观的刑法制度，才能够起到社会治理的作用。

而在一开始提到太祖皇帝奉行重典，在他之后的万历年间，海瑞在起复任用，升任南京右都御史之际，曾向万历提出了一个条陈，条陈中提到要恢复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并指出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以外别无他法。这一大干众怒的提议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并招惹了许多是非。按照洪武的祖制，一位御史在家中找一班伶人排戏是应受到杖责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类事情已属司空见惯，海瑞一味要求要重典来惩治，结果只能被大众看成胶柱鼓瑟，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又如唐代律令的制定，从《武德律》到《贞观律》，正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制定的法令太过于严苛，旧律用刑太重，所以唐太宗即位后，便令大臣修律，《贞观律》从此成为唐律定本。其中，主要大量减死，流刑，《旧唐书刑法志》对此做出概括性的总结：“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所以，我们看到“乱世用重典”也并非绝对的良方能解决问题。重典可以在一个朝代失去秩序，民心混乱之际起到一种警示或是约束的作用，但其本身是不适合于社会的长足发展的。就如同明朝太祖朱元璋在一开始就提出以重典治世，但其后一代代君王都是在不断的改革重典，在这个过程中，轻刑慎罚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一个文明的国家能够长久的存在，不是靠武力镇压，也不是靠暴力的威慑，应该是依靠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依靠严明有力但却张弛有度的法制。

重典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个又一个朝代的改弦更张都告诉人们，只有从本质上建立起完善的法制制度，才是一个王朝能稳定存在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