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黄明芳和她的民办小学

尽管白鹤林小学地处重庆市长寿区最偏远的乡镇，路途却比想象中要轻松很多。从长寿城区出发，先坐一两个小时公共汽车到万顺镇，再坐摩托车上山到白合村。天下着雨，山路虽然蜿蜒曲折，但因为是水泥路面，七八公里的山路走起来并不费力，20多分钟后到达山顶，一眼就能看到学校，再走近一点，便能听到校园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

附近并不荒僻，学校旁边就是乡村卫生所，周围还零散分布着房屋和水田。刷着标语的白色围墙把学校与民房区别开来，围墙里面有两栋白色的建筑，一栋三层高，另一栋两层高，楼前的水泥空地是操场，放着两张乒乓球桌、两个低矮的篮球架，角落里还散落着一些色彩鲜艳的塑料玩具。整个小学的建筑面积大约1700平方米，包含从幼儿园到小学7个班级教室、办公室、宿舍、厨房、图书室、微机室等全部空间。

教室内墙壁斑驳，光线昏暗，空间也略显逼仄，但与前些年相比，现在的校舍条件已经改善很多。“学校现在一共有200多人，平均每个班20多个学生；以前人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个，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教室挤着六七十个人。”校长黄明芳说。她是这所民办小学的创办者，今年53岁，穿着印花衬衫、米色裤子和黑色皮鞋，看起来朴素大方。她的皮肤略黑，长头发扎成辫子，眼睛很大，说话的时候很自然地笑起来，热情又干练。

代课老师当到第五年，教委出台了新规定，要清退所有代课老师，黄明芳也被迫离开。回家干了一年多农活，她又被学校叫回来，那时候初中教育还没有普及，每年都有一部分学生考不上初中，为提高升学率，学校办了补习班，让她回去教课。家里亲戚劝她不要再回去，邀她一起到镇上做生意，黄明芳没答应，又回去教了5年补习班。1990年，初中教育普及了，补习班被取消，但当时学生很多，老师太少，黄明芳又重新当回代课老师，辗转在不同乡村小学。直到1996年，万顺镇小学教师超编，所有的代课老师被再次清退，她也彻底“失业”。

那时候，黄明芳的丈夫雷国荣在村里开了小作坊生产预制板，生意做得还不错，让她也参与进来，但她不愿意做生意，内心还是希望能继续当老师，于是萌生了自己招生的想法，她跑去教委打听政策，办完手续，又租了一间民房，从山下找了些旧桌椅，整修之后重新利用，把教室布置出来。招生也非常顺利，黄明芳回忆说：“第一年就招了50多个学生，家长知道我的教学成绩在万顺镇数一数二，都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按照原来的想法，她只打算招收这一个班，自己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可是到了第二年，又有50多个学生来找她报名，她实在没办法拒绝，只好再租一间教室，人手不够，就把在镇上中学当代课老师的妹妹“求”回来帮忙。

学生越来越多，租来的民房无法容纳更多人，黄明芳说服丈夫，开始筹划建学校，她看中了山顶上一块开阔的空地，于是找到主人家，软磨硬泡，用自家同等面积的水田把空地置换过来，建筑材料不够，又把结婚时在老家盖的两三间砖房拆掉。她这些举动让村民们很震惊，背地里议论纷纷，家里的长辈更是大为光火。“他们都觉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我们把地换给别人了，房子也拆了，以后还怎么过日子。事情证明我是对的，现在家里种地的才几个人，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说起往事，黄明芳对于自己的远见挺得意。

可是建小学的过程是段“心酸史”。“1998年3月份学校动工，有5个多月时间我们一家四口只能住在工棚旁边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搭了一张简易床，又挤又热，还欠了好多外债，几年下来才陆陆续续还清。”黄明芳说。

当年8月28日，两层高的校舍建设完工，开学前，长寿区教委特地来给学校挂了牌，白鹤林小学成为长寿区唯一一家民办小学，开始正式运作。“因为是第一家民办小学，在长寿区还是很轰动的。现在方圆15里只有我们一所小学，可当时周边还有一些公办小学，很多人慕名到我们学校报名上学，以至于其他公办小学的生源都受到了影响。”黄明芳说。

2000年，她又筹资建了第二栋楼，还从外面请了不少老师。“那是学校发展最好的时候，学生最多的时候，一个学期光学杂费就能收到20万元。所以虽然地方比较偏僻，但当时老师并不算难找，工资不高，我们开出的工资比外面多，大家都愿意来。教学成绩也好，每次都是全镇第一，还拿了不少奖呢。”黄明芳说。 坚守的代价

好日子没有持续太久。2006年，国家规定免收中小学学杂费，黄明芳的民办小学突然间少了一大笔收入，2008年，书本费也取消了，在财务方面无疑又是重大的打击。与此同时，教师的工资也在大幅增长，白鹤林小学在薪资方面的竞争力不复存在，其他方面更无优势。“公办老师在外面的学校一个月能挣两三千块，我们给不了那么多钱，吸引不来人才。区教委为了支持学校发展，给安排了两位公办老师过来，工资由他们发，可还是留不住人，基本待个一两年就走了，教师流动特别大。”黄明芳说。每年寒暑假都是她最愁最怕的时候。“很多老师在寒暑假期间找好别的工作，过来跟我辞职，有的会提前打招呼，有的在开学前一天才说，我只能临时手忙脚乱地到处找老师来代替。”合适做老师的人选并不多，黄明芳只好挨家挨户求助于以前代课时的同事，山里人家住得分散，来回十几里路全靠步行，一大早出了门，辗转一天，晚上二十一二点钟才能回到家。“像求神一样，说尽好话请来一个合适的老师。”黄明芳说。

需要付出的当然不只是这些辛苦。因为办小学，黄明芳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2008年，国家组织了一次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资格考试，凡是2002年以前在公办学校代课的老师都可以参加，考试通过率很高，但因为是民办小学，黄明芳和白鹤林小学里所有的民办老师却没有资格参加，这让她又难过又懊悔：“不仅自己失去机会，还拖累了学校其他代课老师，教了几十年的书，还跟农民一样。” 那年，黄明芳还一度有过放弃办学的念头。“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家长把孩子也带出去，学生流失很多，学校经费严重不足，前些年挣到的钱几乎又全部投进来，老师也留不住，就想关了学校。结果一些家长和学生听说了，来学校找我哭，说要上学，我心软，就答应继续办下去。”

坚持办学的决心虽然有了，但师资流失的问题不但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黄明芳只好对家人“动了心思”。雷欢是黄明芳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开了家灯饰店，2009年被黄明芳叫回来当老师。“我当时非常不情愿，我妈三番五次地劝，让我回来帮忙，说老师不够，要是学校关门了，这些孩子只能去很远的地方上学，还连哄带骗地让我回来等政策，说以后可能还有机会转为公办教师……她在家里一直很强势，基本是说一不二的性格，最后我终于答应回来，我对当老师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她说的教师编制那些东西我也不在乎，回来就是为了帮她把学校继续维持下去，不然还能怎么办。”雷欢苦笑着说。后来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杜燕汝，也是学校的英语老师，结婚生子，安定下来。

2014年，又有两名老师离开学校，黄明芳就想着再把小儿子雷益和儿媳妇周银凤叫回来。“雷益大学毕业后在长寿古镇景区工作，也不愿意回来，尤其是二媳妇从小在城里长大，山上的生活过不习惯。”黄明芳说，“学校虽然挣钱少，但吃住都在这里，没有什么花销，钱能攒下来，生了孩子，我还可以帮忙带。”她最终以这样的方式说服了他们，于是，雷益和妻子周银凤也回到了学校。儿子和儿媳妇的到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黄明芳的压力，但心里却始终有些歉疚，“他们在外面发展得肯定比现在好，有朋友埋怨我‘害了他们’，我也没办法，村里有一两百个孩子要上学，没有老师不行。”

雷欢倒没有过多的考虑这些，在他心里，黄明芳似乎从来不是那种会为子女考虑很多的性格。“她忙起学校的事情，其他事都不放在心上。我很小就自己在家做饭，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刚开学，学校要收学费，我跟她要了好几次钱，她一直在忙自己学校的事情，根本没空搭理我，学费没要到，我灰溜溜地回了学校，一路上绞尽脑汁地想理由搪塞老师，最后还是被赶出教室。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都无所谓，可当时心里还是很难受的，想着怎么摊上这样的爸妈。”雷欢笑着说。

对于现在的生活，雷欢似乎已经很适应，他对城市也没有过多的迷恋，觉得“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可一到用钱的时候，心里也难免有失落。前不久，他刚在长寿区买了房子，房贷压力不小，儿子还不到3岁，每个月光奶粉钱就要两三千元，而夫妻的工资加起来只有三四千元，几乎负担不了生活开支，只好又在长寿区找了一家补习班做周末兼职补贴家用。

而雷国荣在儿子和儿媳妇回来之后总算“解脱”了。去年，他被选为白合村书记，离开了学校，黄明芳对此非常不情愿。“为这件事跟我吵了好几次，嫌我不留下来帮她，可现在儿子都回来了，我也想干点自己的事。”雷国荣说。他在村委书记的职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带领留守村民搞了专业合作社和订单农业，还把村委会办公的地方修葺一新。“老百姓很支持我，叫我‘草帽书记’，领导也表扬我能干事、有本事。”雷国荣对此很得意，语气中有抑制不住的喜悦和骄傲，有关学校的事情却不愿多提。

“以前我爸在学校就像一头牛，什么杂活都得他干，跟外界的人接触也少，十几年了，可能会有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他其实很有能力，当过兽医、裁缝，还办过加工厂，他以前一个月挣我妈一年的钱。从1996年开始，跟我妈一起办学校，自己的事情都放下了，牺牲挺大的。”雷欢一边检修厨房电路一边悄悄地告诉我，“现在他走了，每天容光焕发地忙着村里的事，心情特别好。我呢，又变成他的角色，水电工、修理工、采购员、语文老师、体育老师、信息老师……身兼数职。” 前途未卜

“最近又有一个年轻老师要走，她是公办老师，才来学校一年，跟我提过好几次辞职了，今天刚去区教委办手续，由于服务期限是5年，她没办法要求调走，干脆连工作都不要了。”黄明芳停顿了一下，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其实我也能理解，她家在重庆主城区，每周末回家都要花大半天时间赶路，周五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到家，周日下午三四点钟又得回来，很辛苦，也看不到什么发展。”

回来5年多，雷欢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学校工作的复杂之处。白鹤林小学里的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外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人，于是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寄宿，生活上几乎全靠学校和老师照顾。“除了上课教书，还得给年幼的学生洗衣服、倒尿盆、盖被子，既当老师，又当保姆，何况有些老师自己也有孩子需要照顾，非常辛苦。”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复杂的情况需要面对，一些学生家长并不愿意遵守规则，想尽办法钻空子，有些事情听上去匪夷所思。雷欢举了个例子：“因为小学阶段是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幼儿园是要收学费的。有些家长为了省钱，把三四岁的小孩送来学校，但只让孩子上一年幼儿园，之后要求孩子升入小学，再反复念小学一年级，他们不在乎这种做法会对学校和孩子产生什么影响，更看重眼前一点私利，非常固执，根本无法沟通。一年级里有不少这样的孩子，我们都很头疼。另外，山上的生活条件也很差，交通不便利，坐摩托车去镇上买菜，来回要一个小时，光路费就要30块钱，成本非常高。在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老师什么活儿都得干，挣钱还那么少，一旦有了更好的选择，肯定不愿意留在这里，这很正常。”

而随着儿子逐渐长大，雷欢自己也开始考虑将来，他说得很坦诚：“我儿子马上就3岁了，很快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都希望能给他提供好一点的教育和生活环境，我们自己的前途搭进学校也就罢了，不希望把孩子再搭进来。”可是现实并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法，雷欢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一天拖一天，等待儿子真正长大再做决定。

至于白鹤林小学，最终命运如何，仍然是未知数。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他们已经欠下不少债务，但黄明芳和家人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不会主动关闭学校，要坚持到学校自然消亡。但谁也不知道这一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索性暂时不去思考这一类问题。生活方面的困难成为现阶段最容易突破的问题，于是雷欢和其他老师从这里入手，一起把学校旁边的荒地开垦出来，种上了西红柿、豆角，西瓜，他说：“自给自足，也能当个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