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名的裘德》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引言

《无名的裘德》（1984）是英国19世纪后期杰出作家托马斯・哈代最有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在作品中，托马斯・哈代巧妙地将女性和自然融为一体，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并以淑的由勇敢抗争、争取独立人格、追求婚姻自由到最后回归社会、恪守传统的发展为线索，展现了女性与自然深受父权制度和宗教制度的压迫。哈代在《无名的裘德》中表达的思想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张相契合。本文试从这一批评视角分析《无名的裘德》所体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一、生态女性主义综述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法国女性主义F・奥波尼发表在1974年的《女权主义或者死去》中。是当时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环境运动结合的产物。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的存在联系，认为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以二元对立、价值等级观念、统治逻辑为观念结构的父权制。正如舍勒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中的一切偏颇，一切过错，一切邪恶，都是由于女人天性中的严重流失、男人意志的恶性膨胀造成的结果。”[1]因此，生态女性主义要求解构二元论，推翻根除一切压迫制度，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男性与女性平等共处的世界。

二、《无名的裘德》中蕴含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一）女性与自然的融合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与自然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性，自然创造万物，女性繁衍生命，两者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相类似的生物性。如生态女性主义者苏珊・格里芬在《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由大地构成的，大地本身也是由我们的身体构成的，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我们就是自然，我们是了解自然的自然。我们是有着自然观的自然。”[2]同时，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与自然都遭到男性的统治，都处于以男性中心的文化和支配之下。正如齐默曼曾指出：对女性的统治和对自然的统治社会是有历史的、体验的、象征性的、理论上的重要联系。”[3]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体现了这一观点。

裘德自小孤苦无依，视动植物为自己的朋友，并且怜悯、同情它们，保护他们。他在帮农场主特劳特汉姆赶鸟看护庄稼时，看到渴望啄食谷子而屡次被他赶飞的山老鸹，心生不忍，同情这些弱小而可怜的生命，让鸟儿停在那里好好吃一顿，结果挨了农场主特劳特汉姆一鞭子。长大后，他每次将小鸟捉回家，又会难过得睡不着觉，第二天早早地将它们送回原地。裘德对鸟的这种同情爱护的态度，其实折射了他与淑之间的关系。淑在裘德心中就如同弱小、受伤的、需要呵护的小鸟。淑结婚后，因为要参加姨婆的葬礼，再一次与裘德相聚，面对不再活泼雀跃的淑，裘德感慨淑是不幸的小鸟，为当时没有劝说淑不要和菲洛特桑结婚而后悔不已。在小说第五部去看农业展览会的路上，在裘德的眼里，“淑穿着一身新夏装，像鸟儿一般柔韧轻盈，小小的大拇指撑在白色棉布阳伞的把柄上。她似乎脚不沾地地朝前飘去，似乎一阵和风也会把她吹过树篱，让她飘进另一块田野”。[4]在父权制社会，男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通过将自然女性化和女性自然化，使得自然和女性处于男性的统治下。淑在小说中多次被裘德喻为小鸟，这个喻说暗示了女性如同自然界中的动物一样，是没有独立主体性的，在社会生活中只得处于弱势地位，受男权意志的控制和奴役。在刻画阿拉贝娜时，同样如此。“他所针对的那个姑娘身材纤细，眼睛黝黑，虽然皮肤肌肉有些粗糙，严格地说算不上美丽，但稍远一点看也是不错的。她胸部丰满突出，圆圆的嘴唇，完美的牙齿，面颊像红壳鸡蛋般红润。她完全是一个丰满健康的标准的雌性动物”。[5]哈代笔下，阿拉贝娜被喻为小鸡下的蛋和雌性动物，在丑化了女性形象时，实际上是标榜了男性的优越性和对女性的控制。“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6]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不自觉认同了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即便追求自由、反抗传统的淑，在潜意识里也是屈从于男性的。因此，在艾拉贝拉的刺激下，淑放弃了她一直以来的坚持，和裘德成为了真正的夫妻，翌日早晨，在微笑中露着悲哀说道：“小鸟终于被捉住了。”[7]如同小鸟一样，她注定要屈从社会的陈规旧俗，失去了自由。不过小说之中的唯一亮点是淑趁卖鸭人不注意，拔掉篮子里的木栓儿，将鸽子放飞。暗示着她想挣脱社会种种陈规旧俗的束缚，追求自由的美好愿望。淑和鸟、艾拉贝拉与小鸡（雌性动物）的相互映射，体现出了当时的女性融合在自然范围之内，都受男性支配和控制。

（二）父权制社会中自然与女性的从属地位

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处于“第二性”的附属地位，她们被看成是生育的工具、欲望的对象和客体。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通过描写淑与裘德和菲洛特桑对立和冲突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所指的父权制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以及在这种模式下女性成为男性价值体系中的“他者”，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在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或被描写成温和柔顺的“天使”，或是轻浮凶悍的“妖妇”。

菲洛特桑是裘德的小学教师，淑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感激而与他订了婚，并期许婚后能与菲洛特桑保持婚前的朋友关系，互相欣赏、自由、平等地相处，在工作和生活上互相关照。然而她婚后才发现，婚姻是要求女性对男性奉献全部心身。淑因此要求离开并和裘德同居，菲洛特桑虽然难过但还是接受了“无理”的要求，并写了封信请求裘德照顾好淑，然而他自己却因此受到社会的责难。众人嘲笑他，校会要求他自动辞职，社会地位、工作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最后，当淑的孩子因误会而死亡，淑的精神几乎崩溃之际，菲洛特桑利用淑的赎罪心理，用宗教教条加以规劝，诱引淑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成功与淑复婚后，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恢复社会地位，并有望得到一个更为光明的前途。菲洛特桑对淑应该是非常宽容，他可以默许淑离开他跟裘德同居，甚至帮她写信给裘德，请求裘德照顾淑，但是，在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婚姻体制中的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在婚姻中占统治地位，利用法律来制约女人的行为，男人可以利用婚姻来维护他的权力，获得利益。 裘德在小说中是跟淑一起追求爱情和自由的人，但两人在一起生活后，裘德开始不满足与淑的精神层面的幸福生活，而是陷入了“灵与肉的殊死搏斗之中”，差点再次被前妻艾拉贝拉引诱，并借此机会，逼迫淑放弃了一直以来的坚持，同意与裘德发生性关系，并生儿育女。之后，一直要求举办婚姻仪式，获得社会认可。然而在淑的意识里，她认为在男女关系中，女性是被压制剥削的，只是一种奉献。她把对性爱的蔑视、对精神爱情的追求看做是取消男女性别差异、进入男权社会、争取男女平等的一种手段和途径。

菲洛特桑和裘德虽然都爱且尊重淑，但作为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他们无法完全摆脱父权制社会的传统意识，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从男权意识角度去对淑实行身体和精神上的压抑和制约。在小说的最后，淑怀着痛苦的心情离开裘德，与菲洛特桑再次结为夫妻，重新带上婚姻的镣铐，遵从妻子对丈夫的义务。自此，一个追求平等、自由、独立的女性，终于成为男性的依附者，成为男性社会的牺牲品。

（三）淑的女性主义意识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依附于男性，处于附属地位，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必须服从男性，遵从以男性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然而在《无名的裘德》中，淑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以及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被要求做一个安分守己、温柔顺从的“天使”，服从男性的权威，接受男人的统治。但是小说中的淑既具有女性温柔、激情的品质，又有男性刚毅、独立的品质，她拒绝扮演男性社会赋予她的角色，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正如阿德尔曼所说：“淑是维多利亚文学史上敢于拒绝‘牺牲品’这一命运最成功的女性代表。”[8]

从小，淑就是个野丫头，总干些男孩子干的事儿，赤脚裸腿地趟过小河，快乐地与男孩子比赛滑冰。与单薄、虚弱的裘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淑强大有力，能将两尊厚重的石膏神像毫不费劲地抱回家。她能从事工艺工作，又能教书，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她博览群书，接受新思想，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让男人们自愧不如。裘德感慨道：“你谈起话来不太像个姑娘”[9]，菲洛特桑则说：“她读过的书是我的10倍。她的智慧像钻石一样焕发光彩，而我的像牛皮纸一样在闷闷地燃着……她和我相差太远。”[10]在淑看来，人人生而平等，在男女两性关系中，女性是独立自主的个体而不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附属品。因此，和菲洛特桑的婚姻中，她期待是合作互助的同志友情；和裘德的恋爱中，追求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米利托说：“男权制建立起来的性关系，就社会性质而言，是强制的和剥削性质的；在这一性关系中，性行为意味着对男性意愿的屈服。”[11]淑对男女两性相处模式的追求恰是她对父权制的根本否定和反抗；淑正是通过压抑性来超越自己性别身份所隐含的意义，追求与男性同样的自由平等。

结语

哈代通过淑与裘德和菲洛特桑两人的矛盾和对立，批判了父权制社会和宗教制度给自然和女性带来的压迫，借由男女主人公在面对社会制度时不同的表现和遭遇，展示了二元对立系统中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统治，因此，唯有反抗父权制观念、解构二元论，才能推翻根除一切压迫制度，解放女性和自然，建立一个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共存的幸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