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场阅兵与俄西方关系的情绪指数

2015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一场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盛大阅兵表演。作为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举办的最大的公共历史纪念活动，这场在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高调举行的阅兵，显然包含着丰富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诉求，展现国家能力、凝聚民心民意、宣示大国地位、谋求国际承认与尊重均为其中应有之义。而在乌克兰危机久拖不决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结构性紧张的背景下，它变成了俄罗斯释放过往累积的爱国情怀的一次重要契机，也曲径通幽地演绎了以斗争求平等、以斗争求尊重、以斗争求合作的俄罗斯重构对西方关系的基本逻辑。某种意义上，只有透过对这场既是仪式更是信仰的“广场秀”及此后的俄西方互动，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它们彼此受情绪和理性共同制约的复杂关系。

俄西方关系的情绪指数

后冷战时期的俄西方关系有着鲜明的从疏远到和解、再到亲近、然后又回归疏远的周期性规律。西方的政治决策者们时常困惑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具体行为，认为后者经常出现立场的摇摆甚至骤然反转，也无从理解莫斯科经常在对发展与西方关系示以极端消极态度的同时，又不断呼吁与其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正反并存现象。而在俄罗斯的视野下，恰恰是西方一次次忽略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甚至以相当极端的方式羞辱俄罗斯，才使之不得不做出强烈反应。传统的基于理性的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俄与西方错位的知觉和错误的知觉高频次地出现，似乎难以做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倒是被主流理论认定为次要的情绪、情感等主观因素比利益、权力等所谓的客观范畴更有解释力。

在某种意义上，神经科学、个体及社会心理学的新思路可能更加有助于理解此次红场大阅兵及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美国国务卿克里相继访俄背后的俄西方关系的复杂变化。换言之，承认有限理性、适度引入感性因素或认定可以理性地运用非理性的表征乃至相反，或许可以提供一种俄西方关系大起大落之因果的替代性解释。近期的国际前沿研究多次指出，经验、意图、知觉、欲望与愿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可以对外交决策者的战略判断与后续行为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些主观性因素或可加强如信任、正义和信誉之类的正面信念，也可能深化猜疑、恐惧、憎恶等负面偏好，进而塑造着具体的国家间关系走向。

在所有俄西方关系的主观性参照体系中，应有的尊重大概是俄罗斯一直孜孜以求的关键指数。甚至这种对被尊重、被平等相待的诉求远非始于后冷战时期，而有着更长久的历史起源。自古罗斯起，俄罗斯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周边高于中央。处在各种相对成熟的文化包围之中的俄国，不得不始终与一些相对更为先进、注定在文化意义上很难被“俄化”的文明发生交往。也因为如此，俄罗斯的国家/民族身份认同中的外部“他者”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进而言之，俄罗斯人的外交传统在此文明背景的框架内，更多呈现出与其他文明在共时视阈中经由对话甚至更多是向“他者”学习的方式得以塑造。所以，从古代的“神圣罗斯”到莫斯科公国时期的“神选罗斯”、从彼得改革催生的“世界帝国”思想到人类“救世主”的苏维埃主义、再到当下的“伟大俄罗斯”，俄罗斯外交的主旋律就是追求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这就自然催生了俄罗斯被西方平等尊重的需要。

因此，自沙俄伊始的俄罗斯外交始终围绕着谋求“核心”力量的认同、消除西方视野中的“边缘身份”而运行。但在此过程中，除了短暂的与西方合作外，为了获取西方对俄切身利益的关注，俄不惜用越来越激烈的方式体现自身的存在，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西方内心对俄的隐性恐惧。直至今天，欧美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民众，依然基本上将俄视为“异类”，从而使俄罗斯的对西方政策更加抗拒。自帝俄至苏联再到后冷战时期的俄罗斯，其与西方关系的基本逻辑和大致轨迹都基于此。

对于莫斯科而言，由于俄罗斯的期望一直被忽视，西方在伙伴关系中对俄罗斯身份和地位的需要都被认为缺乏尊重，俄罗斯遭到西方苛待的思维定式就此生成。而在西方看来，一个希望势力范围得到尊重、在国际关系中享有平等而不受约束的俄罗斯是无法获得承认和接受的。于是，俄西方关系在情绪指标的参照下呈现出以下规律性特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俄罗斯自我设定的国际身份和国际角色的承认和肯定，以及对俄罗斯所追求的国际地位的尊重，有利于两者间务实的互动，并能够稳定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相反，俄罗斯当局关于俄不被尊重甚至是被羞辱的感知会导致二者必然的内在紧张和冲突。

普京红场演讲的情绪传递

今年的红场大阅兵同样传递着俄罗斯对于西方不够尊重其利益及地位的不满信号。如果我们将整个红场阅兵，包括普京的演讲及其后的游行等视为一场表演，借助于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学说，将之在受众中产生作用的路径予以澄清，就可以加深对此后默克尔及克里相继访俄并获得部分成果的理解。

2007年，被“激怒”的普京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演讲情绪化地对美国谋求获得世界主导地位和优势及其对俄罗斯利益无端忽视的做法表达了强烈谴责。此次普京红场阅兵演讲用同样的方式透露出莫斯科对西方的鄙视和愤慨。通过突出“我们”警告“你们”或“他们”成了普京演讲表露情绪的一种关键手段。而且，从距离2012年总统选举前不到十天于卢日尼基广场发表演讲算起，这位俄罗斯最高领导人在重返克里姆林宫后，越来越多地借助“自我”与“他者”的区隔建构着带有强烈情绪分野的非敌即友的二元话语体系。

跟西方主要大国类似，俄罗斯此前在对二战史的书写中一向对二战亚洲战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此次普京明确表达了向“与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做斗争的国家的代表们致以诚挚的谢意”，对中国和印度在二战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参加阅兵的其他八国军队在二战中的作用及对俄罗斯的支持均加以诚挚感谢。在此意义上，作为“我们”的俄罗斯及其伙伴国家体系和作为“他们”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再次被普京划分为利益与立场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2014年被强调的“俄罗斯准备和自己的邻国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共同建立面向历史和面向未来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优先方向，这种话语的缺失表达的正是“愤怒”的俄罗斯决不妥协的姿态。

更深层次上看，这种理性的非理性表达可能说明，俄罗斯人在诸多象征性问题上投入大量外交资源和使用严厉的言辞并持续表示不满，恰恰意在通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来修补而非破坏双方的关系。最新的心理学研究印证了这种可能性，因为在社会互动中，愤怒可以被解释为对感觉到的蓄意伤害或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表达，亦或是自我保护的反应性态度及回应，此时“表现愤怒通常是为了恢复地位或尊严”，而“国家则可能从事蓄意阻挠的行为，扮演破坏者的角色以期展现自身的重要性”。

默克尔的延后访问及俄罗斯的战和选择困境

俄罗斯通过红场大阅兵透露出的对西方国家集体抵制的负面情绪，在这场盛大仪式结束后的第一天即部分获得了缓解。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德国总理默克尔5月10日对莫斯科的到访和专门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对战争死难者表示悼念的主动担当。这位西方世界的重要领导人试图借此一箭三雕：既坚持其盟友决定因乌克兰危机制裁俄的底线，又避免过度刺激俄的强烈反弹，也纾解了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正在试图重新书写二战史的一些国家对苏联及其继承国俄罗斯的抵触情绪。默克尔的到访让俄罗斯找到了一种心理寄托，即德国政府对于作为二战发动国的历史不予回避，且对俄罗斯民族及当时苏联各民族的巨大牺牲表示了应有的尊重，其他对俄存有敌意的国家理应以此为例。

默克尔与普京的会谈显然并不足够顺利，双方延续了乌克兰危机以来的僵冷状态，德国制裁俄罗斯的立场并未彻底改变。默克尔再度强调，俄罗斯“非法并入”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战争行为”导致德俄合作严重受挫。同时，默克尔并没有一味重复对俄罗斯的说教，而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外交途径共同努力解决既有矛盾，首先促成乌克兰的全面停火。普京对默克尔的求全之策给予了支持，坦承俄德关系处于非融洽阶段，但仍将德国视为“伙伴和朋友”。

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个意外状况突然发生并引发了普京的情绪变化。在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化部长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斯大林外交的巨大胜利”这样的评价时，普京为苏联当时的应对做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诉求的自我辩护。这和外界多认为客观上为苏联自保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本质上助长了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快速增长并牺牲和践踏了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印象构成了鲜明对比。普京将问题的矛头回敬给了在面对德国纳粹势力扩张时奉行绥靖政策试图祸水东移的西方主要大国，强调这是苏联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被迫选择。普京指出，苏联几次试图与西方结盟对抗法西斯主义但都遭到拒绝，因此意识到只有自己单独与德国面对时才可避免直接对抗，因而与之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普京的逻辑在于，通过强调苏联面临复杂的国际和地区环境时选择有限，证明条约对于苏联安全的重要性并由此引申出苏联行为的合法性和可理解性。对此默克尔当场予以否认，直接将《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界定为“非法条约”。

有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插曲将当下脆弱的俄西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彰显无遗。普京对此问题的回应其实与其2014年会见俄罗斯众历史学家时的表达几乎没有差别。或许，这是普京在意识到文化部长某种程度上只是替罪羊时，忍不住用一种近乎愤怒的姿态，试图将二战历史叙事的主导权和话语权重新掌握在俄罗斯的手中，至少提供一种替代性的历史书写。这一情绪化的处理恰恰表明，历史书写之争从来就不是一场对渐行渐远的过去的纠纷，而是对越来越近的未来的抢位。

克里索契之行与俄罗斯情绪的舒缓

事实上，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美双边接触经常以间接方式展开。如双方高官经常就“谁之过”等问题隔空大打“口水战”，两国从领导人到外交等具体实务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电话沟通也不在少数，但多为自说自话或相互指责，其他国际场合偶尔碰面不仅心不和甚至面和也做不到。但双方又都意识到需要给彼此关系未来的调整留下可能的后门。在此背景下，克里访俄源自于俄美保持对话和沟通以免发生战略误判的现实需求。

其次，乌克兰危机始终难以解决已成为奥巴马政府的负资产之一。“明斯克协议”的执行遥遥无期，且俄对乌克兰部分势力利用协议漏洞使用口径不足但实际可发挥重武器功能的旧式装备甚为不满，试图再定新标准，美则需要压俄尽快履行协议。在北约外长会议（5月13日）前夕，克里此访显然也有评估俄方后续动向并相机调整北约共同立场的需求。

此外，克里访俄还可以在大国关系三边互动的框架内予以审视。一方面，中俄双边及在后苏联空间的多边合作进程加快，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可能加速推进落实，美国在欧亚大陆遏制与塑造并行的战略遭遇一定挫折;另一方面，中俄欧三边互动的进程有可能以美想不到的方式展开，西欧国家加入亚投行使得这一趋势初露端倪，而欧盟也日益积极地讨论中俄欧三方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方面的合作前景与挑战问题，这些都令大欧亚地区的大国关系格局更加复杂。美基于防范风险的对冲思维，需要在对俄方面有新举措。从俄方态度由硬趋软、更强调增进相互理解的表达看，俄美关系趋向调整的可能有所增加。

克里访俄前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外交部为这场重要的外事活动定位定调，重申俄在与美方对话过程中一再强调在享有对等权利、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尊重俄利益的基础上，对与美开展合作持开放立场，并希望克里此访可以提升这一组对全球稳定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尽管克里访问无法标志着俄美关系的又一轮“重启”的开端，但至少对降低双方争吵的频次和声调，避免彼此间的信息战争具有重要意义。

整体而言，无论是红场阅兵期间普京本人的演讲，还是“普默会”期间有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小插曲，抑或是克里访俄为俄美关系带来的一丝生机，都充分说明情绪等主观性因素在俄西方关系中的刺激作用绝不能被忽略。其基本出发点在于，适当的通过重复的警告和威胁以及强烈的道德语言和谴责，或许可以改变竞争对手的认知。在此意义上，俄罗斯未来可能在其外交议程设置中会更多藉由制定“可为不可为清单”的方式促使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尊重俄罗斯的利益诉求。但这种“任性”不应成为俄西方关系的常态。相反，只有不断弥合对立双方的立场差异、共同回归二战盟国的合作精神、为人类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相互谅解，才有可能真正让俄罗斯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这需要双方做出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