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现实主义中的日本悲情

超现实主义者在《超现实主义第一次宣言》中宣称：“生与死，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可言传的与不可言传的，高与低，都不被看作矛盾的。超现实主义只希望确定这个观点，并将其固定起来。”

来自日本的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是盛行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场文学艺术运动，在现代艺术史上，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写实与抽象的艺术语言探寻梦境的真实世界，在精神意识层面上对理性与秩序进行反抗，给传统对艺术的看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持续至今，并仍然被人们所熟知和借用。结合当代语境的演绎和解读，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超现实主义使艺术的创作意图在表达当代人类内心世界时，更具深层社会介入的现实语意。

作为一个实质的组织，超现实主义仅存在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但这种创作形式与精神追求却辐射至全世界，当代艺术创作中，常常会发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日本一名出色的艺术家石田彻也被冠以超现实主义之名，其作品将他个人的实际生活和联想世界统一在画面之上，呈现出一个似乎并非现实却又好像真是发生在身边的世界，而其中传递出来的各种社会现象――比如人权、教育、社会结构等――和人们内心的痛苦等，恰好显示出布勒东提出的“内在于王国与外部现实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的辨证关系”。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刚刚展出的《石田彻也：用画笔拯救世界》（Tetsuya Ishida： Saving The World with A Brushstroke），是石田彻也在美国的第一个展览，遗憾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已于2005年英年早逝。石田的作品在他离世后才受到关注，2005年经过NHK“新星期日美术馆”节目的介绍，他的作品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后来的许多展览中，观众常常驻足在其作品前，思索良久。石田将梦幻般的现实与日常生活混合在一起，并配以忧郁的孤立情绪与奇思妙想的机智，引发了观众强烈的情感。他曾说，他希望他的画作“能描绘像他感受的那样去描述这个世界，让观众自由地感受它。”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这次展览的作品，虽然只有八件，但却展现了石田的各个创作主题，从学业和办公室生活的压力、社会的混乱、机械化的削弱影响到个人身份的寻找。

浓黑的悲凉

对作品进行简单化的解读似乎不能让观众真正理解石田，一个人画一幅画写一篇文章都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大的社会背景。

生于1973年的石田可以说是接受了时代的历练，他的出道刚好碰上了日本“失落的十年”，深陷于九十年代经济衰退中的社会给予了他许多负担和压力。大学毕业后的石田一边打工一边画画，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在绘画之中，努力追求创作中的原创性，他将日常生活中所触及到的周遭事物随时随地纪录在本子上，这些素材慢慢变成他的创作灵感。直到他去世为止，十年的坚持创作，石田留下了186幅作品。

石田指出他与那些“感受全人类痛苦”的艺术家感同身受，并且“真的相信世界能被一个个画笔笔触所拯救。”石田力图将幽默作为艰难主题中一种驱散紧张情绪的方式，而这一举动又增强了这些作品中的黑色元素和优雅。这些高度个人化的主题，既揭露出社会很多阴暗面，又体现出现代化生活带给人类的精神创伤，使观众在观看作品的同时深味人间浓黑的悲凉。

日本悲情

“最开始，是画自画像，我尝试将自己的懦弱、可怜和焦虑塑造成一个笑话或者是一些可笑的东西……有时会被视为嘲弄和讽刺当代人的作品。后来我不断思索，决定将角色延伸至消费者、 城市的居民、 劳工和日本人。”当看到石田这么自叙时，有点意外，这些作品都不幽默，我们甚至连笑的念头都没有闪过，不得不感叹日本这个民族所独有的悲怆精神之深沉，那种从深层次里渗透出来的美学情感似乎不由艺术家本身的意志为转移，丝毫没有因为清新的色彩和“笑话”的初衷而散开，反而萦绕在画面上与诸共同调和出一股诡魅的气氛。

有时候画笔是潜在意识的反映，那些存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或不知道、承认或不承认的想法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在艺术作品之中。就像石田的作品，即使使用了柔美的色彩也难掩悲怆的基调，而我们感受到的挥之不去的压抑似乎也反映出了些什么。2005年，石田彻也被火车撞击身亡，被怀疑自杀。虽然他的朋友从他身上揣着的美元中判断并非自杀，因为他仍怀着去美国深造的愿景，但望着他一幅幅作品中透露出来的几近崩溃的压抑与焦虑，似乎只能哀叹他未能熬到自己的成名了。

石田是当代日本人的一个缩影，他的作品充分反映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苦闷挣扎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痛苦，反思了日本现代文明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和束缚，并试图对根植于日本社会的传统道德伦理提出质疑。

石田的作品中，人物看起来不开心，常常呈现身体处于碎片或者是另外一个物体当中，这些支离破碎又与其他事物融为一体：玩具挖掘机、婴儿车、漱洗盆等，个体与现实事物之间的接驳突兀却不勉强，因为总是以个体主动适应现实的姿态出现。这种对自身的明确却又无法脱离现实的形式凄凉而委屈地低吟着，以一种类似于自残的方式妥协。学校把人变成混凝土，与家庭连结的是玩具挖掘机；掀开自己的上衣，虽说身体烙印着地图的痕迹，但是一脸落寞无法找到前进的道路，自喻为迷路的孩子……藉由超现实的表现手法，讽刺现代社会中潜藏于日常生活的不安。此外，作品中的人物面容几乎相同，眼神空洞却饱含无奈之神的男子。石田彻也与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正是一个被环境挤压、无表情的世代。

由于国民根性所致，日本人永远都处在精神世界分裂的痛苦里，在唯美的追求与宿命的迁就这个矛盾的反复碾压下，造就了日本人情感世界中的超现实主义悲情。是什么令日本社会中的个体感到如此苦痛和压抑？在石田的身上，可能是那“失落的十年”的社会背景，萧条的经济和高企的失业率；可能是扼杀个性的集团意识；也可能是不仅限于日本的各种问题。高更曾经说过：“人们为了下一代牺牲，下一代又为了他们的下一代牺牲，周而复始，那么谁去创作美好的艺术呢。以后我每天都要画画。”石田也与高更一样，找到了自己的画。

有人说，人类最伟大的发现并不是哥伦布的地理发现或者牛顿、爱因斯坦的物理发现，而是对于自己心灵的发现。而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激发了心灵的发现，本来超现实主义艺术倡导出的拒绝与反抗的精应该可以引领人们追寻自由和解放梦想，但在石田的超现实主义里，或者说内含着日本民族悲怆精神的超现实主义里，这些拒绝、怀疑和反抗裹上了厚厚的一层茧，而酝酿太久，石田硬是没有等到他的作品冲破茧子化蝶的那一刻：2006年在克利斯蒂的香港亚洲当代艺术拍卖时，石田的作品只不过在七千至一万美元之间，而到了2008年， 同幅作品已经卖到将近三十八万美元，刷新了他的个人记录。

荒谬的对比、错置与反常、打破形象原有功能秩序引起尖锐的冲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人的意识与无意识的双重作用，石田在作品中实现了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这两种现实的关系的统一，最后表现出一种不受理性控制的真实的现实。这就是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希望确定的，石田彻也做到了。另外，不管是作品中的黑色幽默，还是从中也许获得的“拯救世界”的能量，至少，石田对当代日本文化的尖锐批评也很值得一看。